雾霾抑郁症

2017-04-07 02:46袁端端
东西南北 2017年6期
关键词:张云精神疾病雾霾

袁端端

在舆论聚焦雾霾对生理健康的影响之余,有一个隐秘群体却一直在公众视野之外,他们不关乎咳嗽、气喘、肺癌,关乎紧张、焦虑、抑郁,甚至可能自杀。我们关注这一群体,并非传递恐慌。重霾之下,更需勇气去面对它。

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呼吸科专家刘清泉最近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一到雾霾天,就有不少胸闷气喘的患者登门就诊,诉说的症状符合患病特征。然而一做检查,有一些就诊者却并无相关疾病。

他判断这和自身情绪紧张有关,就给患者开了一些疏肝理气的药物,往往很快见效。“因为雾霾天气引起呼吸道疾病的患者没有显著增加,精神心理疾病患者反而增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患者是怀疑自己得了哮喘。”

空气已成了全民最为关注的焦点。从2016年12月中旬至2017年1月,京津冀区域深陷雾霾频发高发的“魔咒”,久蕴不去。形成了罕见的“跨年霾”。每天早上醒来点开手机App,查看空气质量指数,已经成为了不少北方城市居民的标配。

在舆论普遍聚焦雾霾对生理健康的影响之余,有一个隐秘群体却一直在公众视野之外,他们不关乎咳嗽、气喘、肺癌,关乎紧张、焦虑、抑郁,甚至可能自杀。

2017年1月6日,经济学家汪丁丁的一篇文章在微信朋友圈里刷屏。“雾霾抑郁症将成为北京地区最常见且高发的心理障碍。”

一位年轻妈妈看到这段话后,深表赞同。她刚带着年幼的女儿从外地度假回来,走出机舱那一刻,闻到扑鼻的煤烟味,让她确信自己得了“雾霾抑郁症”。

雾霾抑郁症?汪丁丁教授用的名词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病症,但精神科和公共卫生的专家们发现,雾霾给人带来的情绪及心理创伤可能远远超过生理伤害。

雾霾里的抑郁病人

湖北省荆门市精神卫生中心失眠科主任付锐现在还能记得一年半前的那个早晨。

2015年8月16日早上八点,付锐开始接诊。42岁的患者张云显得有些不同寻常,她有典型的抑郁症状:“睡眠差、焦虑不安、情绪低落、思维迟缓、消极悲观长达1个月时间”。

但怎么都找不到她突发抑郁的诱因。“病人从未服用抗精神病药,家里两系三代中没有精神活动异常者,家人也说没有突发事件刺激。”付锐想不通。

通常,抑郁的发作都有一段较长时间的潜伏期或重大事件的刺激。不过,在确诊为抑郁症之后,好说歹说,张云都不愿意服药,更不愿住院治疗。在她看来,吃药住院在某种程度上是另一重打击。

令付锐想不到的是,一个月后,他电话回访发现,张云没吃任何药,竟然病好了。她变得精力充沛、睡眠质量高、心情愉悦,之前的症状几乎全部消除。再一问,张云在家人陪同下,去三亚待了一个月。

更让付锐意外的是,张云回到荆门生活半个月之后,症状再次出现。家属陪同张云再次到三亚居住一个月,上述症状再次消除。

“很奇怪,一开始没想到是雾霾天气的原因。”付锐回忆道。

但他想起了张云对雾霾的抱怨。张云患病期间,荆门的空气一直处在重度污染程度,极少见到阳光,空气质量指数(AQI)为220-260之间。而彼时三亚AQI为15-25之间。

付锐确信这是一起“典型的、因雾霾所致抑郁”的病例,张云本人也认同这种说法。

这并非个案。一些专家、患者都有类似的感慨。

“雾霾时,人什么都不想做。”37岁的抑郁症患者小白,原本已有所缓解的病症在2016年冬季忽然加重,因为害怕外面黑压压的环境,她用一天睡十七八个小时的方法来逃避出门。

29岁的小郝,每次雾霾时一戴口罩就会头晕,严重时头部剧烈疼痛、恶心、想呕吐。问诊多次未果后,医生告诉她有心理作用。

医生是这一切悲喜的见证者。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院长陆林曾接触过一个严重抑郁症自杀未遂的病人,她被家人送来后沉默不语,以泪洗面。在后续治疗中,患者告诉陆林,每到雾霾天,她就会产生抑郁情绪,引发病情波动。

在北京各大精神科病房,冬季的精神疾病患者在明显增加。“冬季抑郁症患者增加了10%-20%。”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说,他所在的医院是北京乃至全国疑难及急重精神疾病医疗的热门医院。

人脑里的“情绪机器”

人们并未彻底了解抑郁症的成因。但精神科医生们都确信,糟糕的环境是一项重要影响因素。

“长时间缺少日照、户外活动减少、空气含氧量以及温湿度改变等,对大多数人都可能带来心血管系统、植物神经系统或内分泌系统等为主的生理不适反应,进而影响到以情绪为主的心理活动,比如易焦虑烦躁、情绪低落等。如果这种不良环境强度过大或者持续时间过长,对于一些特殊敏感个体还有可能诱发产生焦虑抑郁症状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谢斌说。

学术上,已经有了专门的名词形容这种病症——季节性情感障碍,在特定季节(特别是冬季)出现。研究表明,这种抑郁症与白天的长短或环境光亮程度有关。

在現代医学看来,这并不难解释。在人的脑部,有一块神秘力量存在的地方——松果体。这个不超过0.1克的腺体对光线感知十分敏锐,其分泌的激素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我们的情绪和心理活动。

在强光条件下,松果体细胞会萎缩,分泌血清素(又名5-羟色胺),使人愉悦。而暗光条件下松果体细胞会活跃,分泌褪黑素,诱导人们入眠,还使人消沉抑郁;如果在白天褪黑素较高,则会使人敏感、冲动、具有攻击性,并加重精神萎靡和抑郁的情绪。

在暗无天日的雾霾季,普通人和敏感人群都成为血清素减少的受害者。

谢斌认可这一解释,但他也强调,人的心理活动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环境因素只是诱因之一。雾霾是否直接导致精神疾病或认知功能损害,目前也仅有一些国外的研究报告,尚未形成科学的定论。

在大量的接诊中,陆林发现,尽管长期的雾霾天气对精神病人的影响尚不明确,但可能会加重精神疾病患者的病情,也会使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病程延长,增加治疗难度。对部分抑郁症患者来说,长期暴露于雾霾天气会使复发率增高。

有国内门户网站在线调查显示:44.87%的人看到雾霾感到害怕和恐惧,22.43%的人感到焦虑和烦躁,高达82.29%的人认为在雾霾天心情会变得低落。

谢斌把这类人群归为“心理脆弱敏感的个体”:他们对雾霾反应更大,为之焦虑恐惧。在临床上,他见过因极度的担心恐惧而出现胸闷、气紧甚至晕厥等急性焦虑发作的患者。

网络时代的信息便利性也在叠加紧张情绪。“坏情绪会传染。”杨甫德想起了心理学上的“破窗效应”——如果一栋建筑物破了一个窗户,破窗不被修理好,那么可能会有更多的窗户被接连破坏。这一理论认为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放任存在,会诱使人们仿效,甚至变本加厉。

确实如此,上述抑郁症患者小白因为忍受不了微信朋友圈的视觉冲击,将朋友圈整整关闭了两周:“感觉好多了。”

为数不多的国内外研究

2016年8月,一项针对广州市自杀死亡率和环境空气污染联系的研究发表在国际期刊《环境健康》上。

中国学者们使用了一种逻辑回归分析法,评估了2003年-2012年十年间暴露在空气中的3种污染物PM10、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对自杀死亡率的影响。该研究包括了广州市6个原始中心城区770万常住人口的数据。结果表明,自杀风险和周围的空气污染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环境空气污染可以加重生理疾病或不适以及精神上的痛苦,随后引起自杀。”研究论文中如此表述。

除此之外,该项研究还显示,男性和高学历人群,比女性和低学历水平人群,承受的与空气污染相关的自杀风险更高。此外,严重空气污染对人的影响,多见于暴力自杀死亡以及寒冷季节中。这项研究为中国开启了相关研究的先河。不过,国内雾霾与精神健康的研究寥寥无几。相比之下,西方已有不少研究。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精神病学和药理学教授罗杰·麦金泰尔是精神疾病领域的知名专家,他的团队最近的研究证实,空气污染和自杀之间呈正相关的关系。

加拿大精神卫生流行病学家伊恩·科尔曼也是如此。“从2009年起,我们就开始研究空气污染与精神健康。”他回忆,近年来,他们在加拿大数个城市做了调查研究,专门针对严重空气污染下,因精神疾病到急诊科室就诊的病患。

“当空气污染程度高时,个体更有可能持着自杀企图到达急诊科就诊,也更有可能被诊断为抑郁症。”伊恩·科尔曼说,“如果你生活在城市地区,很难去避免空气污染。即使空气污染对一个人的影响可能很小,但对大规模人群的影响不可忽视。”

加拿大学者们还发现,PM2.5、硫化物、氮氧化物等空气污染物水平与抑郁症急诊量的数据显著相关。PM2.5每增加7.12微克/立方米,抑郁症急诊量就会上升至1.014倍。不过,如果这一研究结论放到中国,情况可能更不乐观。因为在这一研究所取的城市样本里,PM2.5最高值只有67.7微克/立方米。

除了抑郁症,因空气污染引起的焦虑症也被研究者关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米尔肯公共卫生研究学院的助理教授梅林达·鲍尔等人,对美国71271名女性进行了长期健康跟踪和问卷调查。研究证明,频繁暴露于PM2.5細颗粒物污染的空气中,与高度焦虑症状呈正相关关系。

“近期的暴露更可能与焦虑症水平有关,长期的、过去的暴露则不然。”梅林达·鲍尔介绍,这是因为空气污染可能增加人体的氧化应激和系统炎症反应,或加剧慢性病。

不过,总体看来,对于空气污染和抑郁焦虑之间关系的研究如今仍然不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我们的发现。”梅林达·鲍尔总结。

小白在遭遇抑郁症袭击之后,就开始搜索导致抑郁症的一切原因。空气污染是她首先想到的因素之一,但国内文献里几乎找不到相关数据。她接受一切正规治疗,也希望找到科学解释。

和小白一样遭遇的,是麦金泰尔教授——他在做研究之前,曾试图寻找中国的相关数据,但一无所获。

而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后,国外便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研究。“我国精神疾病患者的人数仍处于持续增长的状况,但目前国内尚未进行天气恶化是否能导致精神疾病复发的流行病学调查。”陆林看过国外的很多研究。

多位国内的精神科专家都希望国家支持加大这方面的研究,并制定相关政策应对。但他们同时也说,目前的科研评价制度下,大家主要感兴趣的都是“短平快”项目,能尽快出成果。而这类公共卫生项目需要长期队列研究,技术含量又不高,较难申请到基金支持,而人力投入成本还很大,除了需要精神卫生专业人员,还需要其他多个公共卫生专业团队合作研究。

(为保护患者隐私,文中张云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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