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母加拉”,达利唯一的例外

2017-04-11 07:01孙若茜
三联生活周刊 2017年7期
关键词:加拉达利

孙若茜

“谢谢,加拉!多亏你,我才成了画家。如果没有你,我绝不会相信自己的天赋!把你的手给我!是的,我爱你,一天比一天爱得更强烈,更火热……”——达利写在1953年9月3日。

加拉就是“加露什卡”,是“格拉迪瓦”

达利的女神加拉,是唯一一个频繁地、持续地出现在达利画作中的女人。每个人都知道她的模样,似乎也都了解些她的情史,她因此并不神秘,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她的美。于是,爱情的难解之处是,她如何使达利神魂颠倒,并始终如此?

我就不爱加拉的脸。她完全不是那种典型意义上的俄罗斯美人,五官虽然突出了性格,但本身不具个性。她的眼神确实像法国诗人保罗·艾吕雅——她曾经的丈夫所形容的那样“穿墙破壁”,因此让人觉得难以亲近。我问了很多人对这张脸的看法,当然,他们大多是和我一样审美趣味比较平庸的人,结论是,大概只有在爱情的前提下,加拉的脸才会被认为是绝美的面庞。达利在见到她的最初,也不过是认为“艾吕雅的夫人加拉有张非常聪颖的面孔……”用“聪颖”形容女人的容貌,即便准确,一般也只会发生在词穷的时候。当然,這张脸后来在达利的眼中美得与拉斐尔笔下的圣母相似。

而她的背是美的。背部很少展现性格,但提供性感、丰腴的背总是让人浮想联翩。大概是在他们第三次见面时,达利和当时还是“艾吕雅夫妇”的二人相约去游泳,隔着窗户,他就从加拉的裸背上认出了她。“她的皮肤还像少女一样。她的锁骨和腰下肌肉具有青春少年肌肉的某种强劲张力。可是她背部下方却相当女性化,相当显眼,可以作为她坚毅、充满活力和骄傲的苗条躯体与她极其精美的臀部之间一个无比匀称的连字符,而她夸张苗条的身材使她的臀部更加突出,真个令人心驰神往。”达利在自传中这样回忆了他当时的内心荡漾。

从那时起,他已经疯狂地爱上了她。“在散步的过程中,如果我的手偶尔拂过她的手,我的全部神经都会颤抖起来,我立即会听到周围的水果如雨点般掉下,那是我半熟的色情幻觉的果实,仿佛我触到的不是加拉的手,而是一个真实的庞然大物,它凶猛而且过早地晃动着我仍然还脆弱的欲望之树。”

欲望并非全部来自鲜活的肉体,达利很快意识到,加拉即是他童年时期曾在脑中虚构的理想中所爱的女子。在他七八岁的时候,他的老师——有着托尔斯泰式面庞的特莱特先生曾提供给他很多关于俄罗斯的最初印象。他拥有一个令达利心醉神迷的方盒子,一个活动画盒,它被达利看作是一种视觉戏剧。在那里,他“遇见”了让他毕生难忘的俄罗斯女孩儿。

“她裹在白色的皮大衣里,牢牢地坐在一架雪橇上,后面有一群眼里闪着磷光的狼在追赶。女孩儿死死盯着我,她那令人敬畏的高傲表情压迫着我的心。她的鼻翼就像她的目光一样有活力,这让她有点儿动物幼崽的野蛮外表。这种极端的活力与一种无限柔情形成了具有震撼力的反差,这种柔情通过一个椭圆形脸庞传达出来,可以和拉斐尔的一个圣母像的相貌奇迹般地结合在一起。”这个形象以“硝酸般的腐蚀力”全面印刻在达利童年灵与肉的每一个造型模具里,达利后来发现:“是加拉吗?我敢肯定就是加拉。”当记忆中的女孩儿变成眼前的女人时,达利开始称他的记忆为“加露什卡”,也就是加拉的昵称。

加拉还是达利的“格拉迪瓦”。德国作家w.詹森曾经写作了一部名叫《格拉迪瓦》的小说,书名即是女主人公的名字,她对男主人公实施心理治疗并治愈了他精神上的问题。后来,弗洛伊德撰文分析过这部小说,认为男主人公的迷恋癖是他童年时代情感得不到实现的一种替代。实际上,在还未读到弗洛伊德的文章时,达利就已经叫道:“加拉,我的妻子,你实质上就是一个格拉迪瓦。”

她不仅就是达利童年中虚幻的俄罗斯女孩的替代,同时也在现实中的相遇后真的治好了达利的“疯病”。其中就有在他们相爱的前不久,达利频繁发作的“大笑症”——他总是因为自己突然蹦出的想象,而无法控制地发出痉挛般的激烈大笑,他说:“尽管我从大笑发作里不断得到自己表面上的喜悦,但它已经让我难以承受,让我越来越痛苦和痉挛,并且成为歇斯底里状态的征兆,这让我惊慌起来。”然而,达利发现,加拉凭借她“巫师般”的直觉懂得了他大笑的含义,这种含义是其他所有人都无法解释的。她知道这种大笑完全不同于通常大笑的那种“快乐”,它不是轻率,而是灾难、深渊和恐怖。于是,在这个女人“特异、倔强和高深莫测的爱情力量”下,他开始病愈,歇斯底里的症状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他开始重新掌握自己的大笑、微笑和其他表情。“一个清新的健康状态就像玫瑰一样开始在我精神的中心成长。”

“在涉及我未来的一切问题上,加拉都是正确的”

达利最初怀疑过,加拉的到来会摧毁他的创作——她破坏了他的孤寂。对于一些创作者来说,爱情以及幸福感的降临会是一种巨大的阻碍。他甚至因此时常产生一种颈背被突然咬住般的恐惧。但后来,旁观者的普遍观点以及达利本人的看法都变成:加拉重新塑造了他。

加拉并不只是一具充满诱惑的肉体,虽然她通常以此引起最初的关注。她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且对艺术有着自己的见地,这一点从她过往的情史上就可以看出。在与达利相识时,她的丈夫保罗·艾吕雅正是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这也是他们夫妇二人会拜访达利的缘由。

法国作家让夏尔·加托在《艾吕雅传》中曾写到加拉:“她天资聪慧,如痴如醉地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小说,她关注文学和艺术方面的新闻。在1913年,她画过一幅立体派的素描,她很熟悉俄国的象征主义者。无可置疑,她以其知识的魅力、性格的热情、正确可靠的判断以及斯拉夫人的特质,征服了年轻人(保罗·艾吕雅)。”

她的本名叫叶琳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嘉科诺娃,“加拉”(Gala)是艾吕雅对她的爱称,在法语中的意思是“节日”“盛宴”,可见她在他心中是何等丰富的人,又为他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欢愉和创作灵感——艾吕雅的很多诗篇都来自于他们的爱情。

加拉给过艾吕雅的,除了一个女儿之外,都同样给了达利,其中也包括“正确可靠的判断”,这对达利的艺术生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像在达利准备加入超现实主义团体时,加拉警告他:“置身超现实主义者当中会被他们的种种禁忌折磨,如同在家里一样——实际上,这是一些平庸的布尔乔亚。”她预言,毫无例外地同所有艺术流派保持同等距离,才能保持达利的力量,而达利独特的偏执狂分析批评方法会使团体中的所有成员招架不住,最终会使他们脱离出去建立自己的流派。达利当时并没有听从加拉的建议,然而,“在超现实主义者的怀抱中才待了一个星期,我就明白加拉是多么英明”,“我毫不费力就弄清楚这里的禁忌同我在家中所受的禁忌一模一样”。最终,达利被这个团体开除了。

于是,达利在成名伊始就不加条件地相信加拉所说的一切。达利在他的《天才日记》中回忆起这一段过往时写道:“我的所有信念当中有两点是不能乱加解释的:其一,我自1949年以来所产生的对于上帝的信仰;其二,我毫不动摇地坚信,在涉及我未来的一切问题上,加拉都是正确的。”

从那时起,他对加拉的爱,爱欲之中已经充满了依赖,以及崇拜。

他甚至要求加拉每天下午都用扑克牌测算一次未来,以消解自己心头的不安——通往成功之路是艰辛的。有一阵,在連续几天的预测中,纸牌都显示达利将收到一个棕色皮肤的有钱人的来信。信果然来了,是诺艾尔子爵写的。戈埃曼画廊当时行将倒闭,子爵表示愿意提供资金支持以解达利的燃眉之急。这么看,要么加拉真的会占卜,要么她早为此筹谋过。

比达利年长9岁,加上强势的性格因素,在他们的相处中,加拉必定是承担掌管琐碎现实的经纪人角色。她成天同颜料商、古董商及艺术品修复艺人打交道,向他们买画笔和胶水等物品,为达利准备各种必需材料,并将他的笔记整理得井井有条。《达利评传》的作者玛丽·安·考斯曾写道:“在达利的亲戚朋友中,以及在更大的范围内,加拉现在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就拿她对达利作品的态度来说吧,朱利恩·利维说过这样一句话:关于画家的权利和报酬她总是态度强硬。”这句话,有一定概率被理解成是对加拉如何能干的一种变相的褒扬,实际可能并非如此。尤其在达利成名之后,加拉的人缘和名声都欠佳,不过,对她尖刻的人通常对达利的看法也不会好到哪儿去,这是题外话。

加拉似乎比达利自己更清楚他的工作需要些什么,其耐心有时候“就像对待食欲不振的孩子”。她日复一日地激发达利的自信心,又在适当的时候将达利的注意力吸引到眼前的凡人小事上,以分散他的苦闷。在达利的记忆中,她向他解释了快乐的原则,给他讲各种事物的实质,教他如何穿戴,如何下楼梯而不至于摔倒三十六次,如何不至于连续把钱弄丢,如何在吃饭时不要把鸡骨头扔到天花板上,如何识别他的对手们……

这是加拉在眼神中不常透露给旁人的母性光辉,达利甘之如饴。即便是他挣不到钱,加拉也能用有限的资金奇迹般地将他们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他们家里从没有出现过波西米亚人那样的生活,在他的概念中,那些人邋遢肮脏,比如“床单上会沾着米饭粒儿和炸土豆,那些东西又被两个月前洒在上面的甜香槟酒加固变成硬斑”。他们从未出现过拖欠应缴费用的尴尬场面,从没有向经济拮据带来的平淡挫折做过一次让步,也没有无动于衷或者怨天尤人。“钱少的时候,我们便简单地在家里吃饭,但吃得很舒服。我们闭门不出,为了筹备新的画展,我把比任何一个平庸的画家都多出百倍的努力投入于工作。即便面对一份很小的订单,我也会为之付出我的全部心血。”而达利认为,他们之所以没有直接被饿死,还是“由于加拉的巧手运作”。

人总是去复述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所以在达利和加拉的故事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他们相遇时的激情碰撞,他们违背传统在一起时引起的非议,看到他们作为欲望强烈之人,在余生的彼此陪伴中各自还有怎样的风流韵事。达利的脸、达利的语言和画作,让他天然拥有一种与庸常生活无法对接的感觉。因此,加拉也不可以像一个贤妻良母,她必须是充满野心和拥有无限欲求的形象。观众不愿意达利与加拉的相处,像是一个孩子被母亲的怀抱庇护,即便他被爱情捆绑,也应是被一股同等或更加强大的精神制衡和束缚。

可是,即便是拥有再不可思议的疯狂的人,也依然要面对再现实不过的生活。达利在1952年时用墨水和蜡笔画了一幅《温和的加拉》,画中人低垂着眼帘,收起了她能穿透墙壁的犀利目光,嘴唇微张,头偏向一侧,卷发散落在肩膀后,显示出只有她的背影能让我感受到的那种女性的温和。我曾在书上看到过一张达利和加拉的合影,二人坐在草地上,达利赤裸着上身,加拉半倚着他被搂在怀中,他们没有看向镜头,低垂迷蒙的眼神让照片显现出一种难得的温柔,就像一对真正平凡的柔软的恋人。看惯了达利在镜头前几乎要将眼球瞪出去的张狂表情之后,我时常会想起那张照片中温暖的光线。

“她已经成了我篮子里的面包”

有一天,达利对加拉说:“加拉,我主要是用你的心血创作我的作品。”从那时起,他在为自己的画签名时,总是把加拉的名字也写上,于是就有了:“加拉一萨尔瓦多·达利”。这不仅是一种有关谢意的表达,它意味着,并几乎决定了加拉从此不只以一个单纯的女人形象出现在达利的画中,而是融入他的画作中。

达利曾在1944年时为加拉画了一幅非常写实的肖像画《加拉丽娜》,他每天工作三个小时,花了半年时间完成它。画中的加拉表情淡然、略近严肃,嘴角接近微笑的曲线,她环抱着双臂,注视着画家,上衣敞开露出了一侧的乳房。达利后来说:“在这里,没有经过任何事先计划,面包又一次出现了。”“加拉叠抱的双臂与装面包的篮子极为相似,她的乳房看上去简直就是面包皮。我曾在她肩膀上画了两块烤肉排,以表达我贪婪地想吞吃她的愿望。那正是我想象生肉的时刻。”达利似乎还写过一首题为《我吃加拉》的抒情诗。

面包在达利的作品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这样解释自己作品中的面包:“我的目标是恢复那些过去的画家们失去的技艺,好让我成功地画出那些爆炸前的物体的静止状态。面包总是最古老的拜物教主题之一,我无法在我的作品中摆脱它,它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使我对它保持忠实的主题。”在《加拉丽娜》中,面包又一次出现——“现在,加拉已经升任为我的身份高贵的纹章官,她已经成了我篮子里的面包。”

这相当于宣告加拉成为达利画中反复地、持续地出现的形象。1949年的《原子勒达》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一幅。画作取材于希腊神话中勒达和天鹅的故事:勒达是埃托利亚国王的女儿,她的美貌令宙斯为之着迷,于是,众神之父化身天鹅去接近少女,勒达因此怀孕。这是艺术家们热衷的题材,文艺复兴时期有很多关于它的作品。达利的画中,全裸的勒达形象即是加拉本人,而画中的天鹅所代表的宙斯,因此也代表了画家本人。天鹅将头亲昵地伸向勒达的脸,达利或以此表达出对加拉炽烈的爱。

加拉更不止一次地在达利的画中作为圣母的形象出现。比如《利加特港的圣母》中,有着加拉脸庞的圣母玛利亚,双手掩护着幼小的耶稣——他也被看作是达利给自己的另一个形象,而利加特港,正是达利和加拉二人从1948年起共同生活的地方,也是达利的画中反复出现的地点。这幅画因此完全被看作是画家和加拉爱情生活的写照,达利对于加拉的依赖和崇拜显而易见。

更多的时候,加拉作为“圣母加拉”的形象出现,是在达利反复以圣母升天为主题的画作中。他认为:“圣母升天乃是尼采式的女人权力意志的顶点:女超人以其自身反质子的女性力量升上天空!”“它是永恒女性所特具的权力意志的最高体现和爆发,而这种权力意志,正是尼采的门徒们所追求的东西。与一般的看法不同,基督并不是什么超人,圣母才是真正的超级女性。”毫无疑问,达利的超级女性正是加拉。

加拉几乎以所有对于达利异常重要的绘画元素的形式在画中出现过:球形聚成的,带有犀牛角特征的,破碎的……并且,这种超凡的形象不仅仅存在于画作里。在文字中,达利更是从来不吝惜自己的笔墨以将他的爱人表现为一位闪闪发光的女神,他把加拉称作“神奇女子”“超级女人”,用连祷式的文字为她写诗:“她的眼睛像肛门/她的肛门像膝盖/她的膝盖像耳朵/她的耳朵像乳房/……/她的阴蒂像镜子/她的镜子像步态……”他在日记中不知疲倦地感叹:“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是加拉和达利。然后是達利一个人。摆在第三位的才是其他一切人,这当中自然也包括我们俩。”“晚上好,加拉,你看,我抓住树干,以便为你消除任何灾难。因为你即是我,你即是我的眼珠,你即是我们的眼珠,你和我的眼珠。”

他视加拉为一个罕见的生命,一个超级明星。“加拉是一个不可见的存在,是一个最典型的不好表现的人。在萨尔瓦多·达利家中,有两位首相,一位是我的妻子加拉;另一位是萨尔瓦多·达利。萨尔瓦多·达利和加拉是两个独特的生命,他们是我的天赐疯狂的最精确的调整和激励。”

达利曾在一次访谈中说,对于“爱是什么”的问题,他与《生活的悲剧感》的作者米柯有同样的观点,后者的回答很简单,“爱是我妻子。如果她突然感到左腿疼,我立刻也感到左腿同样的疼。”达利说,当加拉感到痛苦或快乐时他也有同样的感受。“我可能被100万人包围着,他们都是色情狂或者是有礼貌的爱的支持者,如果他们死了或病了,我不会有什么感受,相反,我感到一种与我的性虐待狂相一致的满足。加拉是唯一的例外。”

另一次,他们和朋友玛格丽特·阿尔贝托及狄奥尼西奥夫妇共进晚餐时议论起死亡,在他们所有人当中,只有加拉不觉临死前将会感到任何恐惧——她唯一担心的是,她不在后,达利怎么能过活。

1982年6月,加拉去世。身心状态本已经很差的达利在不久后停止了进食,由一个从咽喉通到胃里的食管喂食。此后的他的创作,“和他以前的其他作品一点儿都不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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