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精神”：中华文化的活水源头
——读张岂之教授《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

王继训 藏 明

(1.山东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济南 250014；2.邢台学院 法政学院，河北 邢台 054001)

“会通精神”：中华文化的活水源头
——读张岂之教授《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

王继训1藏 明2

(1.山东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济南 250014；2.邢台学院 法政学院，河北 邢台 054001)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色鲜明，几千年来日新月异，波及广袤。对于其为何会源远流长、经久不衰，诸多学者都进行过探究。张岂之教授在其新著《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中，将会通视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并对会通的本意、会通的精髓、会通的作用、会通的实现，以及会通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详实的论述，进而以会通精神作为出发点，来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诸阶段。该研究为我们进一步了解、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

中华文化；会通精神；本意；精髓；文化自信

一、中华文化之特色

中华文化究竟有何特点？天人合一、天人和谐、中庸之道，还是重人伦轻自然？葛兆光在《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中指出了中华文化的五个特点：一、汉字的阅读、书写和通过汉字思维，这是非常重要的。二、家、家族、家国以及在这一社会结构中产生的儒家学说，这是非常有影响的。三、汉族中国文化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三教合一”的信仰世界。四、阴阳五行思想。五、天下观念。葛兆光的论断将文化的符号、文化的载体、文化的内核、文化的根基等都囊括其中，虽较为全面，但却没有将中华文化的发展脉络进行系统的概括，也没有将中华文化的特点进行有效的凝练与归纳。

张岂之却将民族精神、创造精神视为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从六个方面对中华文化的特色进行了总结。①一、天人之学。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先哲们在探讨天人互动关系时，逐渐形成了论及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的“天人之学”。老庄“道法自然”的主张是天人之学、刘禹锡“交相胜、还相用”的学说是天人之学、董仲舒强调君王应效法“道德之天”的“天人感应”学说同样是“天人之学”。二、有对之学。朱熹认为“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有对”即辩证思维，主张全面的、客观的看待问题，而不是片面的、独断的审视世界。老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是“有对之学”，《易传﹒系辞》所言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同样是“有对之学”。三、为人之学。如何做一名道德高尚的君子，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所探讨的核心话题。儒家在此方面理论丰富，孔子主张“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并构建起了如何进行个人修为以及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仁学”体系。孟子的“性恶论”、荀子的“性善论”、《大学》“三纲八目”都在探讨如何才能唤醒内心的道德良知。道教虽然强调成仙，但在成仙之前，必须先要成为一名道德高尚的人，这同样是“为人之学”。四、会通之学。中华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这种海纳百川的情怀可以用“和而不同”来概括，会通强调不同学说、派别之间的互动有无、取长补短，玄学是儒、道合流的产物，理学则是儒、释、道三家互黜的结果。荀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王夫之，在中国古代杰出思想家的身上都能探寻到会通的痕迹。五、经世致用之学。顾炎武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华文化充满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天下有道，丘不与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 无论是教育、学术、文化乃至个人修身，最后都要落脚到“经世致用”上。张岂之对于中华文化特点的论述，既有宏观的把握，又有微观的描绘，从整体上揭示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以及儒、释、道诸家的不同思想特色。

那么，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的不竭动力究竟为何？国内外学者涉及于此的论断颇多，牟钟鉴指出，儒家是中华文化不断前行的重要推动力。[1]苗润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生俱来的理论自觉，确保了中华文化的长盛不衰。[2]国外的汉学家则将中华文化中的道德律令、[3]不同时期杰出的思想家，[4]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推动力加以考察。

就儒家与杰出思想家而言，其的确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不断前行，但二者与道家、佛教、阴阳、五行等因素一样，无法从整体上去考量传统文化发展之动因。就理论自觉与道德律令而言，其虽然系统地总结了中华文化日新月异之动力，但却缺乏具体的实例做支撑，也无法贯穿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始末。

此外，有些学者还将“和”作为中华文化发展的动力。如冯友兰的“和解”说、张岱年的“兼和”说、张立文的“和合”说、钱耕森的“和生”说，尤其是“和生”说以西周末年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论断作为理论基础，阐述了“和”对于中国古代文化以及大同社会构建所产生的影响。②“和”的确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不同事物通过“和”也可以产生新的事物。但是，“和”是放置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并不能突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而在《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一书中，张岂之教授从中华文化的演变历程出发，在对各个时代思想学说的渊源、流变、发展、衰落进行考辨的基础之上，并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思潮的诸多特点，认为“会通精神”不仅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点，还是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与活水源头。

二、会通的本意与精髓

“会通”一词正式出现于《易传·系辞上》，原文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此处的会通为何意？近代学者高亨在《周易大传今注》中指出：“此言圣人有以见到天下事物之运动变化，而观察其会和贯通之处，从而推行社会之典章制度。”在高氏阐释的基础之上，张岂之教授进一步指出，会通的本意是融合、创新，而不是冲突、对抗。[5]

何为融会、创新？张岂之教授又以《礼记·礼运篇》中所构想的“大同社会”为例，加以阐释。《礼记》是儒家十三经之一，而《礼运篇》应为战国末期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的著作，此篇虽隶属于儒家，但其对于“大同社会”的描述却蕴含着诸子之学的痕迹。“选贤与能”就和墨家“尚同”思想相似，关于“老有所终”的论述又相似于《墨子·兼爱中》“老而无子者，有所得终其寿”，甚至“大同”这一名称也可能是从墨家“尚同”而来。同时，《礼记·礼运篇》也受到了《老子》的影响，如称“大同”世界为“大道之行”，而“大道”则是道家的术语[6]。可见，儒家通过对墨家、法家等学派思想的融会，创造性的构建起了“大同社会”的设想。

为了进一步阐发“会通”精神，张岂之教授又通过事例，对会通的精髓进行了归纳、总结。古代思想一般比较强调同一性，而同一性有两种：一种是否认差异(即矛盾)的同一性，古代称之为“同”；另一种是主张有差异的同一性，古代称之为“和”，“同”与“和”如何才能契合统一？孔子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认为“君子”以“和”为准则，不肯盲从附和，敢提出自己的主张；“小人”处处盲从附和，不敢提出自己的见解。[7]可见，“和而不同”即是“同”、“和”融合的最好手段。

除此之外，张岂之先生又以《黄帝内经》为例，对“会通”精神进行了具体的阐释，《黄帝内经》的作者们对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学说不抱门户之见，凡有可取之处都加以吸取。其中，有儒家思想，有墨家主张，有道家观点，还有法家的若干见解。名家、兵家、甚至阴阳五行学说中的某些成分也被吸纳。博采众家之长，因而《黄帝内经》奠定了与中华儿女繁衍发展密切相关的中医药学的坚实理论基础。[8]

无论是孔子所倡导的“和而不同”的方法论，还是《黄帝内经》所体现的兼容并包的文化观，都彰显出了兼和(兼容并包)、守正(坚守己见)、日新(创新图强)的特质。[9]就《黄帝内经》而言，兼和可以吸纳众家之长；守正可以坚持自身的理论创建；日新则可以使相关的医学理论不断突破、发展，正是由于秉承了兼和、守正、日新，《黄帝内经》才会成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医学典籍，被后世称为“医之始祖”，而兼和、守正、日新无疑是对“会通”精神实质的最好诠释。

三、会通的实现

如何实现会通？是一蹴而就，还是循序渐进？张岂之教授认为，会通的实现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是通过诸多思想学说之间，长期的“摒弃”与“融汇”才能得以完成的。[10]而这种漫长与碰撞，正好体现出了中华文化的厚积薄发、厚德载物。

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虽有辩诘，但却又相互融通。韩愈是反佛的，但他也接受了一些佛教的理论思维。他认为儒家也有“道统论”，由尧传到舜传到禹，再文王、武王，最后传到周公到孔子、孟子，孟子以后，这个道统便中断了，到了唐代，韩愈接上了“道统”。此外，他又写了《原道》《原性》《原人》《原毁》等等来维护儒家的纲常伦理，这样以来，韩愈通过对佛教“佛统”论的吸纳，构建起了儒家的“道统”论。[11]不仅如此，在佛教的影响下，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道教产生了，道教形成于东汉佛教盛行的时期，南北朝时发展成熟，而在佛教繁盛的唐代，道教的教义、修炼方法，以及科技成则是获得了更快的发展。[12]

除了外来文化，本土文化间的会通，同样会经历较长的时间，特别是在动荡不安的时期，这种吸收与融合，表现得更加明显。[13]从战国末年到秦、汉直至魏晋时期，儒、道之间的会通历经了三个阶段，历时600余年。

其一，整理、保存资料阶段。战国末期成书的《吕氏春秋》，《汉书·艺文志》列为“杂家”，其为百家之学保留了重要的思想资料。以政治学说为例，《吕氏春秋》一方面强调儒家的宗法伦理，主张仁政爱民，另一方面，它又重视道家的人君南面之术，讲君无为而臣有为。而它阐发政治学说，又以阴阳消长的十二纪作为整体框架。可见，《吕氏春秋》善于将当时重要的学术观点，按照编纂者的意图集中起来，反映了各个学派，特别是儒、道学派某些观点的融会。[14]

其二，初步融合阶段。西汉时期的《淮南子》一书，力图综合百家之学，虽以道家学说作为主线，但却又重视儒家典章制度的作用，认为其是治理社会所必不可少的。此外，《淮南子》不惜篇幅，对“无为”进行了详尽的阐释，它认为，无论是尧、舜、禹对于国家的治理，还是孔子、墨子对于自身学说的宣讲，如果只采取无所作为的“无为”，是难以成功的。所以，《淮南子》倡导的“无为”，既积极进取、以天下为己任，又以自然趋势为准绳，体现出了儒、道间的融合。[15]

其三，融会贯通阶段。魏晋时期的玄学，以儒、道学说作为理论基础，逐渐摆脱了汉代经学与神学的束缚，使儒、道合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首先，玄学的思想资料是《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其中，《老子》《庄子》是道家典籍，而《周易》是儒家经典。其次，玄学的思想形式主要是注释经典，这种形式，既继承了儒家的阐释义理的传统，又融合了道家抽象思辨的特色。最后，玄学家们力求把孔子与老子、道家的无为与封建的伦理等级关系和观念结合起来，真正促成了儒、道两家的会通。[16]

所以说，无论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融会，还是本土文化之间的贯通，都需要不同学派、不同文化的碰撞、辩诘、摒弃、融会，只有如此，才能实现思想的真正会通，使中国传统文化日臻恢弘。

四、会通的影响

为何说“会通”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锐意进取的活水源头？

其一，会通使外域文化在中国落地、生根。[17]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佛教刚传入中国，中国人多从自己固有文化的角度去看它。例如，汉代人认为，佛教和黄老之学相似。魏晋时期，中国人所理解的佛教，是玄学化的佛教。当时有所谓“格义”，就是用玄学的范畴、概念去解释佛教，仿佛佛教只是玄学的一个分支，这就难免会出现牵强附会的情况。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有了很大的发展，佛教寺院众多，直到唐代才出现中国自己的有影响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以及禅宗。[18]汤用彤先生则将这一发展历程，概括为：格义、玄化、儒化三个阶段。

佛教对中国人的影响很大，不仅给中华文化带来了很多的词汇，而且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及思维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也给人生社会带来了思想冲突。[19]作为中国佛家宗派之一的华严宗，有所谓“一真法界”的提法，指不能用语言和思维表达的绝对真实本体，认为世界上诸现象都是“一真法界”的映象，由它体现的“事”与“理”“圆融无碍”，相互补充，相互依存。像这样的思维方法被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和朱熹等人所吸取和改造，并使之与儒家和道家的思想相融合，认为“天理”(道德的精神化)才是世界的真实本体。[20]

但是，佛教在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在慢慢接受着中国本土文化的改造。中国佛教有些派别用儒家的心性说会通印度的佛性说，把佛从外在的偶像变成人内心的信仰，禅宗六祖慧能提出“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强调身外无佛，“我”心就是佛。禅宗的这个观点，印度的大乘有宗不敢讲，大乘空宗也不敢说。印度大乘谈空的各派，尽管宣传空着空那，但它不敢公然说佛无、法无。中国的禅宗以“佛向性中求”破坏了佛教三宝中的佛、法二宝，巧妙地保护了僧宝。

所以，禅宗强调了人的个体意识，把对佛的信仰转移到人的心性之中，借以说明人的本质就是自我的发现和个性的发展。这反映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儒学思想的实质是“人学”。因此，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的根本区别在于是重视人还是重视佛；从佛向“人”自身的转移，这就是佛教中国化的一大特色。[21]

可见，会通促成了佛教的中国化，而佛教中国化的实质则在于，佛教通过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不断融通、吸纳，逐渐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张岂之教授言，“会通”精神有助于中国思想文化上的再创造，使中华文化不断的丰富多彩。[22]

其二，会通使本土文化不断推陈出新。[23]中国古代的本土文化，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会通，而会通的结果则是许多新的社会思潮，随着社会的发展应运而生。

战国时期，“老子的后继者‘把老子学说与黄帝统国传统统一起来’创制出了‘黄老思想’，因为有了具体的治国方案，黄老思想在战国晚期以及汉初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4]黄老思想的理论基础虽为道家学说，但其同样借鉴了儒家的“仁爱”思想，提出了“清净自定、德刑并重”的主张[25]，而构建统一集权的国家制度、实行规范化的官僚体制[26]的相关政策，显然是受到了法家思想的影响。所以，黄老思想的形成，得益于诸多思想学说的会通。

从《太平经》到《牟子理惑论》，从《神灭论》到《北山参玄语录》《华严圆融论》，儒、释、道之间的互黜、融合不曾间断，特别是在北宋初年，中国文化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只能援佛入儒，援道入儒，以儒学为主，吸收佛教、道教理论思维的精华，将佛、道二教的本体论、认识论与儒学的伦理思想和政治哲学结合起来，用新的思辨哲学论证封建道德纲常、等级秩序和专制集权的合理性、神圣性，并且力求解决道德起源与道德修养等重大理论问题。[27]可见，理学的勃兴，不仅是时代的产物，更是儒、释、道相互会通的结果。

正如张岂之所言，会通既促进了中华文化对于外来优秀文化的借鉴与吸纳，又有助于本土文化的不断创新、发展，使得中国传统文化虽历经千载，却又生机盎然、薪火相传。

五、结语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的诗作，将“会通”精神活水源头的作用，描绘的淋漓尽致。不仅如此，“会通还促进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几千年来，各民族经过不断迁徙、杂居、通婚和各种形式的交流，在文化上互相学习，在血统上互相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28]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会通”精神既有利于中华文化走出去，面向世界落地生根，又有利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推陈出新，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与自觉。

注释：

①关于张岂之对“天人之学”、“有对之学”、“为人之学”、“会通之学”以及“经世致用之学”的具体阐释，详见《中华人文精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5-60页、第21-44页、第61-76页、第77-94页、第95-114页。

②关于钱耕森的“和生”理论，详见《史伯论“和合”“和生”“和同”》(载《衡水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第52-54页)、《大道和生学》(载《光明日报》2015年3月2号“国学”专栏)、《「和」是天下之大道》(载《人民日报》2016年12月28号“理论”版)。

[1]牟钟鉴.社会德教——儒家的过去和未来[J].孔子研究，2014，(1):7-9+117.

[2]苗润田.儒学发展动力之思[J].东岳论丛，2014，(2):7-12.

[3]史怀哲.中国思想史[M]. 常暄，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4.

[4]【日】沟口雄三，小岛毅.中国的思维世界[M]. 孙歌，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246-247.

[5][6][7][8][10][11][12][17][19][21][22][23][28]张岂之.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6：272，274，273，34，277，87，88，85，85-86，276-277，277，85，3.

[9]张茂泽，孙学功.人文学科的治学与育人——张岂之教授谈人文学科研究生的培养[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9，(3)：5-9.

[13][14][15][18][20]张岂之.中华人文精神[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133，133-136，136-139，144-145，148.

[16][27]张岂之.中国思想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362，302.

[24]方光华.春秋战国时期思想解放与社会进步[J].史学理论研究，2005，(2)：138-141.

[25][26]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65，314.

OntheSpiritof"Integration"ofChineseculture

WANG Ji-xun1， ZANG Ming2

( 1. School of Art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Jinan 250100, China； 2.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Xingtai University, Xingtai 054001, China )

The reason why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so long a history and is full of energy, lots of academic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conducted research this issue. As a well-known academic master, the professor ZHANG Qi-zhi in his new bookthespiritofintegrationofChinesecultureregarded "integration" as the origi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ade explicit explanations on its origional idea, essence, function, achievement and effect. On the basis of the spirit of integration, he reconsiders the s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gives us an originality perspective on comprehending and analyzi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integration spirit; original intention; essenc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G112

A

1008-7605(2017)06-0113-05

2017-08-30

王继训(1971-)，男，山东曲阜人，历史学博士，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与中国艺术史的教学与研究；藏明(1982-)，男，山东烟台人，历史学博士，讲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

(责任编辑：孙书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