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堂村志》

翟幸福

看炒蜀黍花儿

就是爆玉米花。李堂村村民有习惯在二月二吃炒蜀黍、炒豆子，但旧时一般在家里用铁锅炒。20世纪70年代初，有机器传入。师傅把晒干的玉米放进一个像炮弹的容器里，扣好盖子，左手有节奏地拉着风箱，右手转着锅的手把，大约10分钟卸下，然后插在一个铁丝网里，用一种特殊的器械固定住锅，用脚使劲一踩，就会听见“轰”的一声巨响，香酥甜脆的爆米花四处飞溅，孩子们捂着耳朵，等响声过后，捡拾地上散落的爆米花吃。

看杀猪

进入腊月中旬，农家便开始忙着杀猪。20世纪80年代之前，家家户户都饲养一到两头猪，勤俭的农家多以谷糠、豆叶、地瓜秧之类喂养。猪长得也非常慢，一头猪几乎要养整整一年。那时肥猪多在100斤左右，最大不超过150斤，各生产队根据经济条件，至少杀一头猪分肉给社员，价格一律按国家统一牌价——每斤猪肉七角六分。

每到春节生产队杀猪时间，附近的大人孩子都会跑来看热闹。村童们看杀猪纯粹是图好玩开眼界，另外渴望能得到一个从猪肚子里刚取出的猪尿脬，吹起来后，用细线扎住口，当皮球玩。

听说书

说书就是“河南坠子”。当秋收结束，秋播完成，农村就进入了农闲季节，这时说书人就开始进村了。那时，农村文化生活匮乏，听说书戏就成了最好的娱乐方式。

说书一般是两个人，一人说唱，一人伴奏，也有两人轮流着说的。说书的道具非常简单，一面小圆皮鼓、一把三弦、两块铜板、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在村里找一个宽敞的地方，搬一张桌子摆上道具，就可以表演了。说书人先“咚咚咚”敲一通鼓，等人聚得差不多的时候，清清嗓子，先来一段开场白：“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过不留名不知张三李四，雁过不留声不知春夏秋冬。”自报家门后，说书人手持一方醒木用力地一击，高声叫道：“天也不早啦！人也不少啦！诸位明公，各位先生，稳坐两旁，不要吭声，听我这吐字不清，道字不明，破喉咙、烂嗓子，为您慢慢地道来！未曾开言一声问，再请诸位明公：想听文的《包公案》，爱听武的《杨家将》；半文半武《双掉印》，苦甜酸辣《老红灯》，孙悟空曾经闹过天宫。”如果是已经说了一天，第二天再開场的时候则唱道：“昨夜晚说了半部《×××》，还有那本儿半、半半本儿，未表未论未曾交代清，哪里丢书学徒哪里找，哪里记准哪里你老接着往下听。”当书说到关键时刻，说书人一句“明天再表”。

听喇叭碗儿

就是听广播。滴、滴、滴……“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八点整”，这是广播电台的整点报时，农村人把喇叭当钟表使唤。冬天天亮得晚，《东方红》的乐曲一响，播音开始，六点了，上学的孩子该起床了；中午喇叭一响，快放学了，家庭主妇们该做饭了；晚上广播结束，天不早了，挡好鸡窝门，熄灯睡觉。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为了占领农村的宣传阵地，上级要求各村普及有线广播，家家安装小喇叭，是“舌黄式”喇叭，后来换成“压电陶瓷式”广播喇叭，因其形状像饭碗，村人就形象地称其为“喇叭碗儿”。公社建起广播站，大队建起广播室，有线小喇叭装进家家户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广播网，人们就是通过家里的小喇叭，来了解国际国内的大事。大寨出了个陈永贵，中央出叛徒、内奸、工贼，张铁生考了个大零蛋，国际局势、高层动态等，都可以及时听到。把当时流行的名词列出来，几乎就是政治时事的简表：批林批孔、抓纲治国、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包产到户……少儿节目就是《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个节目也是少年儿童们最愿意听的节目。如果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了，社员们听完后还要在本生产队游行庆祝，上面事先会通知要求。

每年到了大年三十，广播里就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忆苦思甜”专场报告会。记得有一年广播的是西藏翻身农奴巴桑的血泪史，播音员方明用非常凝重而庄严的口气朗诵着。地方台也有自己的东西，县里头开会，各条战线捷报频传，通报生产进度，宣传模范人物。广播还具有一定的娱乐功能，晚上八点半，是河南人民广播电台转播完中央台各地联播后固定的豫剧样板戏选段节目，由于只有8个，播出就会有规律，有兄弟的就会相互猜今晚会播什么。在没有电视和报纸的年月，喇叭就是村人瞭望外面世界的窗口。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商品意识渐浓，广播里广告也应运而生，“河南省巩县站街木工机械厂生产大中小型制砖机，质量第一，信誉至上，价格优惠，实行三包，代办托运，电话……电报挂号……”也有略加修饰的，一般是对话式：“他大婶，你这急匆匆的，打算上哪去啊？”“哎呀，俺家责任田长棉铃虫了”，“棉铃虫？快用……呀”，最后两人异口同声地说：“用……治棉铃虫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