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语体略论

何成钢

地方志语体略论

何成钢

本文针对地方志编纂中普遍存在的脉络不清、因果不彰、资料堆积等现象，采用语体学、写作学、方志学的交叉研究方法，对地方志语体特点、叙述特点和资料特点，及其相互关系加以阐述，强调准确认识地方志语言规律，不能仅仅从其文体格式着眼，还要观照其语体特点，并进而将目光投向地方志文体与语体的过渡地带——地方志资料的深加工，试图说明方志语言的叙述寓意特点，及其展开写作技巧，以期对实际编纂工作有所启悟。

地方志；语体；叙述寓意；资料

一、地方志的语体特征

（一）语体的概念

何谓语体？所谓语体，就是人们在各种社会活动领域，针对不同对象、不同环境，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所形成的常用词汇、句式结构、修辞手法等一系列运用语言的特点。古代中国可以称为“文体的王国”，这不仅因为中国研究文体已有两千年的历史，而且中国的文体之多，恐怕也是世界少有。中国古代文体论的涵义具体又可分为三个层次，即体裁、语体、风格。风格层主要指的是作家的个人风格。语体概念在汉语中是50年代才出现，古代的文论家尽管有着某种以现代眼光来看是朦胧的语体意识，但基本上还是以文章的风格特点来看待它的。语体的研究认为，不要太过看重“书写形式”，而要看的是“经过文化的调配”之后的“广义的形式”，即“语体”。

人们交际，交流思想，双方都不是仅仅满足于信息传递的准确、无误，还要求用什么体式，即用什么表达方式来传递信息。换句话说，地方志必须要用适合它的表达方式来进行表达才好。准确认识地方志语言规律，不能仅仅从其文体格式着眼，还要观照其语体特点，并进而将目光投向其文体与语体的过渡地带——地方志资料的深加工。

（二）地方志语体

旧志语体使用的是古代书面语即文言文。弊多利少。早在唐代，刘知几就提出编撰史志要使用“今语”而不用“昔语”的主张。也有人主张文言文和语体文混杂使用，但未被时人所接受。新志语体使用的是现代书面语即语体文。1985年颁布的《新编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指出：“新志书文体，一律用规范的语体文”。1997年颁布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也指出：“地方志的文体，采用规范的语体文。”上述两个文件都要求新编志书使用“规范的语体文”。因为现代语体文比现代口语更精确、更严谨、更富有逻辑性。胡乔木指出：地方志书行文“要像打电报、编辞书那样地精炼，要惜墨如金”。这些话语就是在高水平层面上来立论的。

方志的语体特征是“述而不论”，用事实说话，讲求资料性。方志语体要求遣词造句规范，做到用词准确、造句通顺、文约事丰。要求语体功能协调，就是在使用语言时，符合文体的需要，不能用政论等语体写志书。要求语言环境吻合，如记述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时要加“伪”字，记述录用张景惠的录用合同中不能用“伪”字，志稿中的语病，许多是由于语言环境不吻合造成的。志书与新闻同属记叙文体，但志书的排它性比新闻强烈，但并非绝对排斥其它语体。一般来说，志书积极吸收说明语体，其图、表、注均属于说明语体，志中记述技术性较强的事物可以括注或巧用说明技巧（如叙述说明）。此外在概述中可少量叙述夹议。方志一般排斥夸张、比拟、借代等积极修辞手法，排斥谩骂、非陈述性、非判断性语气语调，不用方言、土语、口头语。志书适当使用模糊语言是对模糊事物的真实表述，苛求精确，结果适得其反等等。

（三）地方志文体

志书兼记自然和社会两大门类，以社会为主。方志的记事是特定时期的特定地域，有上限与下限，主体资料不得超越时限。志书标定特定地域，主体资料不得跨越空间界限。它不像写论文或写小说，只要是紧扣主题，叙事论理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方志主体记述使用第三人称，超越自我，超越时空，记事不受作者自身阅历的限制，便于作者把亲历和未亲历的事情告诉读者。方志的结构是横分门类，纵述史实。方志的构成体式是以述、记、志、传为主，兼用图、表、注、录。概括起来，方志是用编年体（大事记）、纪事本末体（志稿篇目）和传记体（人物）书写的，其语言表达方式是以叙述和描写为主，以说明为辅。

二、地方志叙述

（一）叙述的基本要求

记叙文表达方式以叙述和描写为主，但并不绝对排斥议论、说明、抒情等辅助表达方式。记叙文构成包括人物、时间、地点、事件（或事实）、原因、结果“六要素”。《参考消息》一则题为《吞食恒星的天体》短讯是：“［路透社悉尼7月18日电］英国天文学家说，他们在宇宙中发现13个巨大的吞食恒星的天体，这些天体力很大，一年能吞食10亿个恒星。”①苑广才、党戈：《方志写作学》，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不到50个汉字“六要素”大体齐全。有些短的文章不需要把六要素全写出来。记叙文强调叙事寓意，是通过再现事实来影响读者。事实上，只记事不寓意的记叙文居于少数。《曹刿论战》272个字中，有134个字是曹刿与乡民及鲁公的对话，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以弱胜强的“长勺之战”的史实，假设这篇文章是左丘明本人出台论证战争规律，那就变成议论文了。

（二）地方志的表达方式

方志述而不论，是指方志著述性文字而言（包括述、记、志、传），加引号引用的资料，既使是议论性的语言，也不能看成是议论，变成了观念形态的史实。至于方志的“序言”“跋语”“附录”，不受述而不论原则的约束。

方志大家章学诚说：“文章以叙事为最难。”②《章学诚遗书·论课业学文法》，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因为它不仅要叙事，而且要达理，把道理寓于文辞之内。具体而言，叙述要求事实的连续性、事态的阶段性、地位的准确性、事理的完整性。新闻可以“无可奉告”，或者抓住一件有力的事实论据作千言万语的论证。方志则不然，它应当全方位、全要素、全过程地记述事实，也就是在编纂中体现 “六要素”。连续性要求记事有头有尾，传人要有貌有神，写景要有声有色，状物要有表有里。阶段性要求体现脉络特征。准确性要求通过记述事物的数量、质量、规模、速度，比较事物的大小、早晚、好坏、高低、难易，展示其时空地位。完整性要求展示形式和内容，交代事物的背景和成因，评价事物的功过、损益等。

在志书这个特殊语言环境下，如何来呈现以叙述和描写为主，以说明为辅的表达方式很有讲究。志书中的说明性文字和图表，均依附于叙述这个主体，因此我们叫它“叙述说明”，这可谓最高级形态的叙述或说明。这就是在叙述事物发展过程中阐释其性状，或者在阐述事物的性状中叙述其沿革。同样，志书中的“描写”称为“叙述描写”。志书的“描写”要求语气与叙述性文字的题旨和格调相吻合，提倡在志书行文中把叙述与描写结合进来，使之水乳交融，使其有声有色，有情有景。

（三）地方志叙述技巧

志书“述而不论”的本质特征和“记叙文体”的表达方式，具体表现为一种独特的志书叙述语体，人们在志书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套与此相适应的志书编纂技巧。概括起来包括叙述描写法、叙述说明法、直叙竖写法、叙述寓意法、画龙点睛法等。

“全省上千万工农群众，人人备有《毛主席语录》。职员、工人、店员早晨上班后和午后下班前，农民在田间劳动休息时，都要集合一起背诵毛泽东语录；每次集会，每个人的发言，都得学习和引用毛泽东语录。有的地方，派学生或民兵在路口站岗放哨，让过路人背诵几条毛泽东语录后，才能放行。同志、同学、亲友见面，用毛泽东语录来代替寒暄问候；电话总机话务员接传电话，开口先念一句毛泽东语录。”①《吉林省志·中国共产党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这是用叙述描写法将描写与叙述水乳交融，表达了极“左”年代的荒唐。

“吉林省在1931年设立第一座无线广播电台。到1985年末，吉林省利用无线电波传输声音的广播电台，已有53年的历史；利用无线电波传输图像和声音的电视台，已有26年的历史。”②《吉林省志·广播电视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这是把对广播和电视的动态记述与知识性解说揉合起来，既增加了语言的消息含量，又避免了在志书中作“辞典”式的解说。

“早晨起来放鞭炮，男女都穿新装。厅堂设香烛、供品祭祖先。少辈向长辈拜年。当日，不准扫地、杀生和讲不吉利话。初二、初三亲戚兄弟互相拜年，送粽粑、米花、糖糕等礼物，出嫁了的女子回娘家，给父母、兄长拜年，以示孝敬。”③《大兴县志》，北京出版社2002年。从这段用直叙竖写法记载的壮族过春节看，不仅被完整的呈现，而且别有风味。

“历年平均气温21．3摄氏度——年极端最低气温21．3摄氏度。”④《大兴县志》，北京出版社2002年。这段叙述寓意法记述，比起有些只记平均值的志书，是技高一筹的。

“1962年至1983年，（废旧物资）购进总值2089．94万元，销售总值3421．86万元，上缴利税累计875．8万元。”“其中以废旧钢铁为主要回收物资，约占回收总量的90%。”⑤《马鞍山市志》，黄山书社1992年。这一寓意点睛法的运用，把商业与马鞍山这个铁矿和钢铁工业基地的特点联系暗示出来，起到了彰明因果、振聋发聩的作用。

志书是资料文献，“存史、育人、资政”是其功能，资料性是志书的本质属性，志书的编纂技巧都是为其资料性服务的。由王孝俭主编和总纂的《上海县志》等志书资料系统、翔实、准确，发挥了很好的“资政”作用。如市委组织部在《上海县志》大事记中查到：“1949年8月5日，解放后上海县首次征集夏粮，至28日超额完成任务，征收小麦1277．5吨。”⑥《上海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以此为据，确定一批老干部离休。有关部门从收集到的资料中获悉新泾地区地下300米深有矿泉水分布，水质达国家规定的饮用水标准，开采后收到可观的效益。又如上海地铁一号线梅陇至莘庄段，为确定路基走向，从《上海县志》查到有关资料，顺利通过论证设计铺轨。从这几个小事例可以看出，叙述说明等编纂技巧无非都是为了把记述内容表达得又具体又有意味，更好地存史是其第一要务。

三、资料加工的语体价值

志书用了特定的语体，才能体现其资料性著述的本质特征。这种语体风格不仅体现在述、记、志、传等志书体裁上，也体现在它的叙述风格上，更通过对资料的深度加工过渡，将体裁与语体加以有机衔接。

叙事寓意是志书叙事的重要特征。而这“意”的捕捉，很大程度是对“文眼”的捕捉。一部志书，几十万乃至上百万言，纵述百年历史，横涉百科事业，分设篇、章、节，每一节的篇幅就相当于一篇千字文。因此，志书的文眼往往是在几十处乃至上百处，有些在文首，有些在文中，少数在文尾，具有不确定性。一部志书的点睛之笔，一句没有不行，有十来句尚可，有三五十句就算难能可贵了。

资料的简单堆积没有意义，资料的表情达意才是关键。为有效地体现叙述寓意，必须在原始资料与志稿之间的广阔空间，对原始资料进行深度加工，有助于体现志书的语体特征，它往往被排斥在写作学的方法论之外。因此经过深加工之后的资料，都是值得开垦的“处女地”。

（一）主体资料与背景资料

“主体”是指方志的记述对象。主体资料应当占志书篇幅的80%以上，范围必须遵循志书“凡例”规定的时空界限。时限和地域外的事物如需入志，不能作为主体资料而只能作为背景资料来处置。在方志界，对是否应该运用背景资料的问题还有争议。许多志稿因为缺乏必要的背景资料，记事孤立，造成因果不彰。一概排斥域外背景资料是“作茧自缚”。

背景主要具有标定主体事物的时空地位、彰明兴衰起伏的原因或结果、揭示本质、评估功过是非和社会损益等重要作用。有些事物的本质显露，并且与现象一致，无须交代背景，通过对主体事物的全过程记述即可一目了然。有些事物本质隐晦，甚至与现象大相径庭，适当的背景资料就能发挥“透视”作用。清代曾实行文官回避制度，对于防止官吏营私舞弊具有一定意义，“同时，这种制度也是清朝统治者为防止汉族官员在当地结成势力集团的举措之一。”①《吉林省志·政事志·人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这句话不属于主体资料而是背景资料，具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作用。为文化名人彭芸生作传中，引用了梁漱溟日记中的资料：“彭芸生先生，又叫彭举，是我心中仰慕的学者……治学治史有成就……是个真正做学问的人。”②《梁漱溟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作者运用这一背景对彭芸生的治学精神作了评价。《河北省草地管理条例》的条目叙述了草地破坏现状的背景：“该条例贯彻实施后，提高了群众建设草地的积极性，加快了草地建设速度。第二年即建成人工草地267．6万亩，是1984年的两倍。草地建设也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③边宝智主编：《河北省志》，电子工业出版社1996年。这段背景资料生动地体现了《条例》（主体事物）的社会效益。

《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志》“外汇宝”专记初稿作如下背景交代：“1993年12月20日开办外汇宝业务。尽管交行开办外汇宝业务比中行晚几天，但是交行外汇宝业务的起点却比中行高不少：首先，交行外汇宝在开办之初就实现了牌价终端与系统相连，只要交易员调整牌价，对客价格就同步改变，提高了效率，减少差错的发生。其次，交行系统最早引入风控机制，将内部作弊的可能完全封杀，杜绝了内外联合套利的可能性。牌价变更与电脑系统联动的做法后来被所有同业借鉴。第三，交行外汇宝特别设置了‘假现汇’标志，持有现钞的客户先向交行支付1%费用后，就可以在外汇宝交易时始终以现汇价格进行交易而不受现钞性质的影响。这种做法降低了客户的交易成本，激发交易积极性，吸引大量外汇资金进入交行。更重要的是这成为了一种标准，以后开办外汇宝的银行几乎都设置了‘假现汇’来区分外币性质。今天如果客户拿出一张90年代的外汇存单，或许还能看到在右上角的‘M M’标志。……”这段背景交代彰显了交行外汇宝业务推出时的科技含量和同业地位，是一种高手笔。

（二）综合资料与具体资料

由于语言环境的制约，取材角度的差异，许多资料需要加工制作。比如，“据不完全统计，吉林省军区和驻军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36年中，支援第一汽车制造厂、长春客车厂等国家大中型骨干企业建设以及林区公路、铁路建设等，出工128．2万个劳动日；修建大型水库及河渠堤坝等出工312万多个劳动日，挖土石方92万多立方米；帮助农村春播、夏锄、秋收及改土造田等出工619万多个劳动日；动用车辆4．2万多台次；绿化植树793．6万余株。”①《吉林省志·军事志》，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年。200多字的综合资料反映了吉林省军区和驻军36年来支援地方建设的业绩，言简意赅，具有以一当十的作用。

具体资料是人们用具体思维再现记述对象整体及其本质特征的资料。抽象资料往往是现成的，便于摄取，而具体资料则往往需要深度加工或再次挖掘。在志书上表现为：记载会议、文件以及党政机关提出的奋斗目标、行动口号之类抽象资料所占篇幅很大（适度记载是必要的），而记载措施的实施及其效应的具体资料却不够充足。在记述从1955年开始实行的20余年的城镇居民口粮定量凭证凭票供应的政策，列表说明人口年龄等级和劳动强度等级及口粮供应定额。然后描述道：平时，居民口粮凭食量供应证到指定粮店购买。居民外出在食堂、饭店、宾馆用餐，凭粮票和货币购买粮食食品。有的居民被邀请到亲友家用餐，不交钱也尽量交粮票。又如《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志》“有奖储蓄”条目中说：“随同发给水仙牌X P B－10 S型双桶新水流洗衣机供应券一张。2月11日下午布告刚贴出，次日七点半即有储户排队等候。2月12日九点营业开始后，至十点十分，五百户洗衣机储蓄被认购一空。洗衣机专项储蓄深受储户欢迎，居民对此普遍叫好。有的说：‘目前在社会上购买名牌洗衣机、彩电、冰箱要到处托人、拉关系，有的甚至要花几十元、上百元去黑市弄票子，交行搞专项储蓄，既帮我们按月存钱，利息又照算，还送给我们一张洗衣机供应券，凡要买洗衣机的人，都会争着存。’……”这些具体资料体现了物资匮乏年代的本质特征和有奖储蓄品种受欢迎的程度。

王孝俭《九星村志》记述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大刮“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高指标风”等五风。九星地区“一是挖地三尺深，把柴、草、灰、塮肥层层埋入。二是放卫星、抛元帅，种试验田。李家木桥中队19亩散稻移栽到阮家厍1．5亩田内，秋后收到几百斤瘪谷。三是机械化耕地。八九个男强劳力用绞盘钢丝绳牵引双轮双铧犁耕地。四是大炼钢铁。把社员家中铁锅、铜器等全部捐出。社员背地里一片骂声，不敢明言。原九星高级社党支部书记乔基山讲‘工农城乡差别太大’被拔‘白旗’撤职，受罚养猪。四队队长潘宝生反对‘打擂台、放卫星’，说虚报产量的人是‘野豁豁’，被撤职到食堂烧饭、挑粥。一队队长因不满‘浮夸’也被作‘白旗’拔掉。南阮家厍金福顺1954年加入共产党，1959年因反对和抵制下放南阮家厍的市级机关干部搞‘浮夸风’而要求退党。”②吴恩福主编：《九星村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这些记述真真切切，形象生动，耐人寻味。

值得注意的是，不能把琐碎的、细枝末节的资料同具体资料混为一谈。具体资料，得来不易，令人读后深思，过目不忘，需要费力发掘，恰如“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三）概括资料与典型资料

概括可以分为理论概括和史实概括。理论概括形成概念或定律，史实概括形成概括资料。志稿的写作则是以史实概括体现理论概括。在《只有一个地球》一书中写道：“当今美国一个家庭使用的机械动力等于四百个奴隶。”“我国的农业以不到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面积，养活了超过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①巴巴拉·沃德等：《只有一个地球》，石油化学工业出版社1976年7月。概括资料信息密集，阐述事物“一言以蔽之”，一句顶百句，语言精练，且鞭辟入里。某县志从大量的资料素材中概括出这样的结论：“自西汉以来，二千年间，大旱年份70多次，平均300年一遇；而近100年，大旱出现6次，成了16年一遇；而1957年至1980年的24年内，严重干旱出现了5次，平均4—5年一遇。”②张伯龄：《方志记事技巧》，黄山书社1988年10月。显然，概括表述比单纯罗列多少年的资料要清楚有用得多。

典型资料就是具有代表性、普遍性，能反映事物本质的史实资料。1972年10月，新华社播发一则《西藏阿里高原第一所中学——狮泉河中学开学》的新闻。“这里1959年前还是封建农奴制，此前除了少数喇嘛在寺庙学点文化知识，数万农奴没有一个具有小学毕业文化程度。实行民主改革后，各县办了小学，现在又办了中学。”其典型意义就在于它标志着阿里高原文化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

王孝俭《九星村志》记述民俗民风的资料，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如记家居详记宅基、场地、天井、客堂、灶头间、房间、小屋、枝杨圈、绞圈房等，并随文附照显示。记家用器具详记餐具、碗菜橱、房间及客堂间家具，并随文附照显示。特别有趣的是在村民“食”的一节中，记述了吴姓村民不同年份的一日三餐：1956年 早餐主食粥，菜酥胡萝卜干、腌大青菜；中餐主食米饭，菜红烧鲜鱼、青菜、咸菜豆瓣汤；晚餐主食粥，菜青菜、酱瓜。1984年早餐主食粥，菜酱菜、酥豆；中餐主食米饭，菜红烧鸡块、炒茄子、黄芽菜炒肉丝；晚餐主食米饭，菜红烧带鱼、炒黄瓜、咸菜肉丝汤。2010年早餐主食肉包、粢饭团，副食白煮鸡蛋、豆奶；中餐主食米饭，菜青菜、炒素、番茄蛋汤；晚餐主食米饭，菜红烧肉、白菜蛋饺、青菜、菠菜粉丝汤，冷盆酱鸭。在本节中还特别附录了九星地区村民阮、李、赵、吴四家不同年份年夜饭菜单。这些典型资料充分反映了九星地区的风土民情，也充分显示了九星地区村民生活水平的逐年提高，更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九星村民由穷变富的巨大变化。

K29

何成钢，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 （上海 200002）

刘雪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