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狂欢理论下微信红包的文化意义探析

□ 贾陈瑾

巴赫金狂欢理论下微信红包的文化意义探析

□ 贾陈瑾

腾讯于2014年1月27日推出微信红包应用，运用移动支付技术实现收发红包，产品一经推出就迅速抢占市场并获得广大用户的欢迎。本文在“仪式传播与认同”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和酒神文化的精神宗旨，阐释微信红包的文化意义。

微信红包；文化；狂欢理论；酒神文化

2014年1月27日，腾讯微信应用推出“微信红包”功能，马云将这一应用的上线称之为“珍珠港偷袭”。微信红包的上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引爆互联网。微信支付的绑卡量呈几何倍数递增，一夕之间，微信红包完成了支付宝花费八年财力人力做到的事。

所谓红包，大多指逢年过节长辈用于祝福晚辈的压岁钱，红包作为一种传统文化传承至今。微信红包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一传统象征意义的改革换代。微信红包扩大了给予、被给予的范围，更新了发红包的角色，刺激了用户的参与心理，从而达到激活微信群和加强微信群内交流的目的。

一、仪式传播与认同

文化学家坦姆比亚认为：“仪式是一种文化地建构起来的象征交流的系统。它由一系列模式化和系列化的言语和行为组成，往往是借助多重媒介表现出来，其内容和排列特征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礼仪性（习俗）。”美国传播学者凯瑞基于仪式展演过程中人们所处的精神状态，认为传播不仅仅是信息本身的物理流动，更是人们对信息背后更深层次的意义的分享。“微信红包”可以说是“仪式传播”的一种形式，它是人们在手机端在微信上进行的一场无声的巨大狂欢。

赠受双方通过微信红包赠与体现了一种互惠关系，微信红包成了一种仪式化的人际交往形式。微信红包作为一种仪式传播的形式，对于发受双方来讲，其意不仅仅在于红包的物质内容，更在于红包所附着的形式意义和符号意义。人们寻求认同的行为更多地是为自我意识服务。当人们的认同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时，内心容易焦灼迷惘，从而导致行为上慌乱不适，开始怀疑人生来的意义，由此产生一种不平衡的心理失重感，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缺乏安全感。人们在收到微信红包的时候，不仅仅是获得红包里的金钱或是代金券，一个红包代表的是发放者对接受者的重视，红包收得越多，代表自己的人缘越好，微信红包无意中对人生意义的认同产生了一定影响。

文化是人类特定创制的一套复杂的符号体系，它涉及到人们观察和解释规律、指导自身行为、提升生活水平、丰富生活品质等一系列方式，以及如何确立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位置，从而成为人类适应世界、改造世界的指导方针。微信红包的相互交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际关系的发展，人们从微信红包的交换中得到的不止是物质性的利益性的实物，更多的是高于实物属于人的精神性和情感性的满足。有些红包金额量很小，其实抢红包、摇红包用的流量费用远高于抢到的、摇到的金额所得，然而在抢红包过程中所获得的自我满足和精神愉悦，是付出的流量费用交换回来的高于物质所得的存在，人们更注重的是抢发红包的整个过程。

二、大规模的狂欢运动

巴赫金“狂欢”理论将人们的生活划分成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两个部分。第一世界（第一生活）是等级森严的秩序世界，统治者具备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平民大众则遵从着循规蹈矩的日常生活，对权力、教条、死亡充满顺从、敬意甚至恐惧。第二世界（第二生活）是与秩序世界完全相反的“颠倒的世界”。所有阶级、财产、门第、职位、等级、年龄、身份的区分与界限都被打破，这是平民大众一致平等的世界。

微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全民性的狂欢。人们平时生活的世界为第一世界，微信这个平台相当于使用者们的第二世界，是现实世界里的乌托邦，人们在这个平台里收发红包的权力都是平等的，有钱人可以发，没钱的人也可以发；有钱人可以收，没钱的人也可以收；不单单只是传统意义上仅限于长辈给晚辈的红包，晚辈同样也可以给长辈发红包。在过去一个未成年没工作的小孩儿给长辈发红包的话甚至可以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而微信红包的出现打破了收发双方身份的局限性，扩大了收发红包的范围。其操作简单、收发容易、金额随意、不分主客体的特征，人们获得红包的几率是相同的，获得红包的金额是随机的，能不能获得红包看手速，这些不确定因素聚在一起，使得人们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精神体验远大于红包本身的价值意义。

小部分人的自娱自乐不具备产业意义，规模太小，不成气候。当所有人都加入活动中达到狂欢的状态，也就是巴赫金提出的“广场式狂欢”，狂欢的真正意义才会得以实现。当达到这种状态时，用户会愿意为了自己的精神需求而花钱，甚至价格越高昂，用户越高兴，觉得更加物有所值。根据微信红包团队2017年1月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月27日当天，微信用户共收发142亿个红包，比2016年增长75.7%。1月27日24时，微信红包祝福达到峰值，每秒收发76万个。微信红包很显然达到了多数人狂欢的局面，人们愿意自主地绑定银行卡，并把钱转到微信红包里派发给别人，不用其他人鞭策，也不用自己推出优惠活动吸引人们注意，人们对微信红包的体验甚至产生了一种依赖心理，助于实现这一应用的产业意义。个别人、少数人玩微信红包，仅仅是小圈子里的小范围传播，并不能使所有人达到日常化的高峰体验状态，微信红包的爆发性流行为狂欢创造了契机和物质条件，人们借助这一平台将小圈子的小范围传播链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交织的错综复杂的大圈子。“狂欢”有着不朽的生命力量，即使是在新媒体盛行的时代，仍然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在人群中引起大规模的狂欢。微信红包的出现，解构了传统红包的本身意义，在原来的基础上赋予了红包更具时代性质的意义。

三、从酒神文化到微信红包文化

在微信红包出现以前，人们只能通过实体红包的形式来参与仪式，在物质上局限了红包的性质。微信红包出现以后，人们有了更丰富、更与时俱进的形式来表达同样的甚至高于传统意义的物质载体，大多数人热衷于这种崭新的形式，甚至有部分人深陷于这种形式近乎疯狂。酒神喜爱酒宴，人们在酒宴上自由自在寻欢作乐，讲究体现自我体现真我，追求人的真实感觉。人们疯狂抢红包摇红包几近野蛮，却也体现出人们内心深处扎根的本质——对物质和自我认同感的追求。

人类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前，没有享受各种文明成果的条件，野蛮又疯狂的酒神崇拜仪式可以说是对异化文明的反抗，体现了被体制压抑的人类的天性，人们借助各种方式使自己的情绪得以释放。在人们摆脱了原始生活方式的今天，自然无法以旧时血腥暴力的祭祀仪式来释放情绪，微信红包为人们情感的宣泄提供了出口，以一种文明的方式为真我的实现提供了渠道。在抢红包的时候，无关于身份，无关于地位，无关于金钱，也无关于学识，每个人都卸下了社会生活中的物质外壳，以纯净的没有伪装的状态，去抢一个红包。这个红包，只取决于你的运气和速度。人们借助微信的平台开展近乎于原始祭祀的仪式，红包也相当于酒神酒宴上祭祀崇拜的化身，原始人类借助祭品向酒神表达尊敬和崇拜，现代人类借助红包向酒宴主角表达祝福和关切，红包将这种精神性的东西物化了，人们在抢红包的过程中寻求被长期社会体制和伦理生活压制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人人都在这个平台上借醉酒的口说真实的话，表达实实在在的欲望和情感，以一种妖魔化的姿势和状态跳一曲酒醉的探戈。

在传统红包的发放过程中，人们出于客套礼仪以及谦让的传统品质，常常会推脱推让，而发放者会硬塞给接受者，似乎没有这个推拿的过程，红包的发放就不完整。而微信红包直接避免和省略了这一过程，如霸道总裁直接清空购物车一样任性，一个红包“啪”地甩你微信上，让人欲罢不能必须接受。先到先得，手慢就没有了，它不像传统红包一对一地发放，是你的就是你的，而是在任何人抢到一个红包之前，谁也不知道这个红包将花落谁家。这种不确定性消磨了人们的矜持和客套，隔着手机屏幕，仅凭一个微信红包的应用，人们不用虚情假意、虚与委蛇，这也体现了酒神文化中释放天性的精神内涵。

1.[澳]约翰·多克尔著.王敬慧,王瑶译.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谢琰.论媒介事件的仪式化[D].湖南师范大学,2011.

3.叶百安.浅析调解类电视节目的仪式传播——以上海电视台新娱乐频道《新老娘舅》节目为例[J].新闻爱好者,2012(23):81-82.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