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阿隆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哲学诠释

郝春鹏

(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4)

雷蒙·阿隆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哲学诠释

郝春鹏

(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4)

在雷蒙·阿隆看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劳动价值理论，它与工资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共同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主体框架。马克思通过对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价值来源以及异化问题的分析，充分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本质，并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其在思想与行动的统一性上也得到了阿隆的认可。虽然在宏观历史层面阿隆保留了自己的观点，但在哲学层面，他肯定了马克思对劳动价值理论和异化问题的成就，并不止一次地把自己称为马克思主义者。

雷蒙·阿隆；马克思；劳动；价值；异化

在学者眼中，马克思是一位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革命者……这些定位无不反映了其思想的博大。虽然马克思在诸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涉猎广泛，但这些学科间并非毫无关联：他的哲学来源于德国古典传统，关注人的异化与解放；经济学关注于资本主义运行本质及其矛盾；社会学和革命理论则以之前的研究为基础，揭示经济矛盾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普遍性，最终提出共产主义设想。表面上看，从哲学思考到社会革命是一条从个人上升到社会的进路，但即便在构想理想社会时，马克思始终没有丢弃“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只不过其从青年时期黑格尔式的哲学批判下降到最现实的经济层面，之后逐渐提升为社会学乃至历史哲学的研究，是一条螺旋上升的路，它的起点与终点始终保持着一致。

经济学是马克思从哲学下降到现实的落脚点，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了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意识。”[1](P591)在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劳动价值、工资和剩余价值三个理论占据首要的位置，它们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主体框架。[2](P156)

一、价值与劳动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劳动问题跟随在价值问题之后，而价值问题则借由商品来体现。资本主义以商品经济为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马克思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3](P47)

商品首先是物品，人对物的需要使商品拥有了使用价值，这里的关键是“使用”，而非“价值”；商品的另一属性是交换。交换意味着对等，物品虽有使用价值，但不具备交换功能；商品则是用来交换的特殊的物品，即具有交换价值。如此，问题就在于在交换中不同的物应遵循怎样的对等关系。不同的商品在质上存在差别，但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异质不能建立对等交换关系)，否则交换就不能发生。[3](P50)因此，马克思认为交换中使用价值(质)不发挥作用，特别是没有凝结人类劳动的自然物的使用价值。①由此，体现商品交换本质的是价值，它反映的是不同商品间的对等的关系，即劳动量的关系。

然而我们知道，商品往往未必是按照价值进行交换的，商品的价格会随供求情况而上下波动。在这里雷蒙·阿隆解释道：“马克思不仅没有忽视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而且还明确地肯定了这种变动。”因为波动的不稳定并非经济学规律的关注点，规律总结的是一般情况，况且价格也是围绕商品的价值上下波动，而非绝对超越于它，“如果我们像马克思那样假定人们对这一商品有一种正常的需要，那么体现在商品价格中的价值与凝结在这一商品之中的社会平均劳动量之间就会有某种比例性”。[4](P120)

由此，商品便有了一个普遍的衡量尺度——“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它体现为商品的价值。交换价值的基础在于商品有价值，而这个价值必须是由“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3](P51)来标识。因而，商品在对人有用性上体现为使用价值，在能够交换上体现为价值(因为有价值才能交换)，这就是商品的二因素。与使用价值和价值相对应的，是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两者关系为：就有用的具体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就相同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的价值。[3](P60)

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为揭示剩余价值铺平了道路，进而开启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1.剩余价值理论

劳动价值理论为剩余价值理论的提出铺垫了第一步，第二步则是工资理论。[4](P120)

既然商品因价值而能交换和出售，价值又由劳动创造，那么，“像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价值也是可以衡量的”。[4](P121)资本家就按照出售给他的劳动力付给工人工资，这部分工资相当于“为生产工人自身及其家属不可缺少的商品所付出的社会必要劳动量”。[4](P121)但马克思发现了工资理论的本质，即资本家购买的是劳动力的价值，而非劳动价值。他在《资本论(1863—1865年手稿)》中指出，对于按生活资料要求来领取工资的劳动者来说，他们实际上只是一种对象化劳动的人格化，“这种对象化劳动把自己本身的一部分以生活资料的形式转给工人，以便把活劳动能力并入自己的其他部分，并通过这种合并来整个地保存自己并使自己增长到原有数量以上。不是工人购买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而是生活资料购买工人”，[5](P483)工人因此变成了与生产资料一样的生产工具。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来源于李嘉图，“只要翻开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阅读其中的第一章，就能找到与《资本论》相似的某些内容”，[2](P148)但“李嘉图的困难在于援引了劳动而非劳动力的价值。劳动的价值会随生产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变换……即不管生产第一必需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如何变化，工资的交换价值的变化是十分有限的”。[2](P149)马克思用劳动力代替劳动，不单解决了李嘉图的困难，更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秘密，将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转变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照马克思所说，既然工人不再是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而是直接出卖自己的劳动，那么他就应该按照自身所付出的劳动量来取得报酬，而不是根据自己和家人的基本消费来衡量：工资是他获取报酬的目的，而非所付出劳动的价值。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工资并不是在支付劳动者所实际付出的劳动，而是在做一种“脱离社会交换的生物交换”。[4](P121)

“马克思把劳动当作价值的标准单位，把维持工人及其家庭的生活所必需的商品当作工资的标准(或劳动力的价值)”，[6](P22)劳动力与劳动的差异导致了工人工资与他实际付出劳动量的偏差，这个偏差的份额就被称为“剩余价值”。②它是“工人在必要劳动时间，即生产与他以工资形式得到的价值相等的价值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以外生产的价值量”。[4](P121)如果资本家能够获得剩余价值的话，那么总的劳动时间必须超过生产包含在工资内的价值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在马克思的时代，每天10个甚至12个小时的劳动让他相信工人的实际劳动明显要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否则资本家就必然因倒贴工资而破产。并且一些资本家的辩词也为马克思的理论提供了一个论据：“利润是在最后几个小时的劳动中获得的。”

资本家另一种隐藏的剥削方式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虽然看起来劳动时间没有变化，但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资本家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生产与工资的价值相等的价值，从而相对延长了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时间。但问题在于，这种通过提高生产率的方式虽然增加了剩余价值，但客观上却缩短了总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也就是为何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资本家能够获得的剩余价值会越来越多。因为利润率并非像剥削率那样是与可变资本相比计算的，它是与包含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全部资本的比值。[4](P122)资本家为提高生产率而投资生产工具属于不变资本部分，因而实际生产剩余价值的可变资本在全部资本中所占比重在减少。利润与剩余价值的增长背道而驰，利润率会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多反而呈下降趋势。

整体上说，马克思的论证程序是：价值理论、工资理论，最后是剩余价值理论。三者的内在关系为：劳动价值-工资(劳动力价值)=剩余价值。资本主义通过混淆劳动与劳动力的差异，掩盖并占有了两者之差：剩余价值。在阿隆看来，剩余价值理论是一个杰作，[2](P145)因为劳动价值理论并不单纯是一条经济学理论或规律，它“建立在属于另一个时代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t)哲学之上：性质不同的商品只能根据它们具有的共性来衡量”，[2](P162)这是哲学的普遍性在经济学上的发挥。它思考的是每一差异个体背后共同的东西。这是最吸引哲学家的东西，[2](P161)也因此具有了科学性。[4](P123)

剩余价值规律在总体上预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首先它解释了平等交换的资本主义经济利润来源的难题；其次，在解决这一难题时还为反对某种经济结构提供了合理严谨的依据；最后，他关于剥削的理论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提供了一种社会学的解释。

另一方面，剩余价值规律也属于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在道义上它揭示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划分和阶级矛盾。这种矛盾的出现并非个体的主观意愿或自私所致，而是关涉整个社会结构的问题。马克思发现了劳动力与劳动的差异。由此点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问题不在于资本家的残忍(尽管这种残忍也应批判)，“资本家只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执行职能，……而工人只是作为人格化的劳动执行职能”，[5](P469)而是这种关系把本质相同的人塑造为残忍者和被残忍对待者，使资本家和工人都背离了属己的人之本质，“异化”为对立冲突的两个阶级。

2.异化

在雷蒙·阿隆看来，研究马克思首先要肯定的第一个命题即劳动是人的本质，甚至还应“肯定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同时据以学习支配自然力量和创造他自己的生存环境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2](P14)这一肯定看似平庸，实则最为根本：劳动是生产的主要要素，是“财富的源泉”，更是人的自由和本质的活动。[7](P72)然而这种属于本质的活动却在资本的世界中发生了“异化”(Entfremdung)，异化理论是黑格尔化的马克思哲学的中心问题，[2](P85)“异化”这个词在《资本论》等经济类著作中也出现多次。它不单指经济领域的劳动的异化，还涉及更根本的人与社会的异化。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这样描述劳动中正常的异化(外化)：

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7](P156～157)

这段描述并非批判，因为任何生产实践活动都是这样的外化活动。劳动产品的产出是劳动者将自己的劳动附加在物品之上，劳动产品是通过劳动从劳动者那里分化出来的结果。正常的技艺与此类似，比如医生，其本职在于医治病人，这项劳动的完成是病症的消除，病人从伤病转变为健康，而劳动的结束就是健康的诞生。在劳动与劳动产品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此消彼长。

然而异化劳动不仅指劳动产品与劳动者正常分离，而且还将这种分离变成割裂甚至是排斥性的：“异化既表现为我的生活资料属于别人，我所希望的东西是我不能得到的、别人的占有物；也表现为每个事物本身都是不同于它本身的另一个东西，我的活动是另一个东西，而最后——这也适用于资本家——则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的统治一切。”[7](P233)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不但使劳动变成与劳动者相割裂的东西，甚至还异化了劳动产品的占有者(资本家)。这种占有方式“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力量，即社会结构。“在当前社会中，人始终与自己疏远，人既不拥有他自己的能力，也不拥有他自己的、离他而去的产品。工人被异化了，因为他看到自己的劳动产品属于其他人，企业家也被异化了，因为他看到其产品被运送到市场上之后，被一种不知名的运动，被一种没有人能控制的经济力量的运动带走了。”[2](P17)所以，异化不单发生在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活动上，它同时还出现在所有人同自己的类本质方面。③[7](P164)

在描述人的本质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有两种说法：一是人的本质活动是劳动；二是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具体而言：

(1)关于“人的本质活动是劳动”

前面提到，劳动作为生产活动必然是一种外化活动。劳动者通过劳动将原料外化为劳动产品，外化的完成就是劳动的消失、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分离。这是劳动的一个特点。它还有另一个特点，即在劳动过程中改变劳动者。劳动者通过劳动，不仅能生产出劳动产品，同时还开启了自己使用并制造劳动工具的能力，这就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含义。劳动使人不再是猿类，它启蒙了人的智识，使之学会使用工具。劳动是人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也是人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而且在创造物质的过程中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了确证。

因而，除商品经济中的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外，劳动还具有上述两个特质：它既生产外在于劳动者的劳动产品，也“生产”劳动者。劳动者因劳动而发生了改变。但在异化社会中，不单劳动产品与劳动者彻底割裂，劳动者同自己的本质也分离了，他们将劳动视为一种异己的繁重压力，而不再是本质的存在方式。

(2)关于“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这句话需要重回到劳动价值理论来解释，它体现在劳动二重性的抽象劳动方面。商品的二重性对应着劳动的二重性。二重性并不是两种劳动，而是与商品的二重性一样，指劳动的两种面相或属性。然而，这里的两种属性与价值一样，也属于商品经济的范围，“劳动产品分裂为有用物和价值物，实际上只是发生在交换已经十分广泛和十分重要的时候”，“从那时起，生产的私人劳动真正取得了二重的社会性质”。[3](P90)可以设想，在没有商品经济、商品交换的情况下，劳动天然地就只有具体劳动，即直接对劳动产品进行生产的具体劳动。而对于抽象劳动来说，因为不存在交换行为，也就不需要价值尺度，不需要将具体劳动抽象化为社会劳动，“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之间发生了关系”。[3](P90)如果商品单纯由个别劳动量决定，那么就会得出越是一个懒惰笨拙的劳动者，所创造的商品就越有价值的结果——因为他制造商品所需要花费的时间比一般人更多。但是，衡量价值的劳动并不是个别劳动，因为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而“每一个这种单个劳动力，同另一个劳动力一样，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3](P52)所以商品的价值是由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即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3](P52)[4](P120)因而劳动价值理论也就必然凭靠劳动的社会性(抽象劳动)来阐发。

劳动的二重性反映了商品经济中劳动的两个方面，具体劳动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抽象劳动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单个人本身的交换和他们本身的生产是作为独立于他们之外的物的关系与他们相对立的。在世界市场上，单个人与一切人发生联系，但同时这种联系又不以单个人为转移，这种情况甚至发展到这样的高度，以致这种联系的形成同时已经包含着超越它自身的条件。”[5](P55～56)因而这种超越就会引起社会层面的异化。劳动产品的外化在社会层面将会进一步被加大：社会生产出的财富越来越多，然而这部分却作为异己的和统治的权力同劳动者相对立。社会异化的关键不在于劳动产品的对象化，而在于异化，这种异化使大量的劳动产品不归工人而归被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归巨大的对象[化]的权力所有，这种对象[化]的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5](P207)“从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中产生的、并由劳动本身创造的劳动的社会条件，不仅完全成为对工人来说异己的、属于资本的权力，而且完全成为敌视工人、统治工人、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反对每个工人的权力。”[5](P353)

二、革命与解放

劳动价值理论、工资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这三个理论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劳动价值理论之所以重要，不单因为它是《资本论》的基础，更是因为通过劳动价值理论能够揭示资本主义运行中的根本问题，从而以劳动价值取代劳动力价值的工资理论，将剩余价值的问题凸显出来，揭示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在阿隆看来，最吸引哲学家们的东西无疑是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概念仅仅是第三位的概念，在劳动价值理论和工资理论之后”。[2](P144)劳动问题原本并不属于经济学问题，而是哲学问题，但商品经济的运作把它纳入其中，并且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中呈现为一种对立的异化关系。“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代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5](P137～138)

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依靠无产阶级的革命，④从而把“以社会的生产经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将异化的劳动产品与生产资料重新放回劳动和人的本质行为中，恢复劳动者与劳动的本质联系。“对异化的扬弃只有通过付诸实行的共产主义才能完成”，它是否定的否定。

阿隆指出，在《资本论》第二版的跋中，马克思认同了一位俄国作者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个规律。……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有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社会关系的一定秩序的必然性。”[3](P20)这种超越经济学的、具有必然性的社会规律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在马克思看来，不改变社会底层结构的政治革命不能使人解放，因为这类革命不解放真正的人，不解放具有特殊性的劳动者。“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7](P18)“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被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藐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7](P11)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也相信民主制度⑤是时代的真理，甚至是确定的真理。因为人是所有政治上层建筑的根源与创造者，“只有人意识到自己是长期以来在其中被异化的所有制度的主人和拥有者的时候，他才能到达真理和意识到这种真理”，[6](P12)“只有通过劳动者和公民之间的统一，通过人民生活与政治天国的接近，民主制度才能实现”。[6](P13)在民主社会中，劳动与劳动产品不再分离，公务员和总统领同样的工资，封建社会里不劳动的贵族也消失了，“当劳动者直接服务于集体，不再服务于生产资料的一个所有者的时候，他就成为如同公务员那样的公民，他在自己的劳动中分享普遍性”。[6](P17)

当然，阿隆对这种直接服务于集体的“公共性”有所保留，因为他不确定这种“公共性”服务到底算是一种解放还是另一种奴役。在他看来，马克思的思想是一种关于宏观历史发展演进的理论，这带有一种历史现实的客体化和必然性，“用大体上独立于人类意识的社会关系来取代人类所经历的现实。因此这是决定论的：意识与主体性并没有被排除，但它们被缩减为一种二等现象，因为历史规律的本质是自己根据一种严格的决定论而发展的，人类受这种规律带动、指挥、操纵，人类无力改变规律”。[8](P33)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是对必然性的承认和服从，在自己支配自己命运的人类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致力于公共理性分配给他的工作。但倘若自由本是存在于必然性之外，是在保留给个人的选择和独立之外实现的，那么最终对必然性承认的“解放”也可能是另一种奴役。[9]在对自由的理解上，阿隆与马克思不同。

三、小结

作为自由主义者，阿隆在某些方面必然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例如他往往不区分苏联的具体实践与马克思的一般理论，所以对共产主义学说没有多大好感；在剩余价值理论上，他承认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性，但对工资理论存疑，甚至用熊彼特的话把劳动力价值和劳动价值的区分描绘为一种修辞；[2](P147)[4](P121)他对剩余价值及其利润率所推断的必然革命坚持己见，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论断带着与李嘉图一样的悲观主义。⑥[2](P154)虽然阿隆也承认工人和资产阶级存在矛盾，但并“不认为我们已经发现了能够得出除了人民群众对自己的命运不满而起来反抗外，资本主义也会自行消亡的这一结论性的论证”。[4](P128)他还以资本主义一些缓解矛盾的政策来说明，工人工资并没有如预测般下降，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矛盾可以得到缓解。同时，人们也并不必然要在两个阶级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人们有可能意识到属于一个区别于其他阶级的阶级，但是并不坚信阶级注定要投入一场殊死的斗争”。[10](P53)

其实阿隆并不是不承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他也认同价值来源于劳动。他质疑的是这种矛盾是否必然会激发革命，从而导致一种必然的社会更迭。阿隆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视为一种历史决定论的学说，认为这一学说旨在对社会结构和私有制进行理论批判，但会把劳动二重性从内在引向外在，让社会关系取代个人。他指出，1848年之后，马克思不再强调一种彻底的革命意志，而是强调这种革命的必然性，[6](P19)无产阶级的使命仅仅在于完成一种预先注定的命运。阿隆认为，克服异化问题是一种哲学思考，必须在人自己身上实现其所有的创造，不应诉求历史的必然性。可见，阿隆基本认同青年马克思的主张，这些主张偏重于哲学，在劳动价值理论以及“异化”问题上也无甚分歧。在他看来，从规律性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以及宏大的人类历史进行预测，这种历史哲学令他觉得是把人类历史看作如自然规律一般确定的宿命论。

不过尽管如此，阿隆与马克思的差异也远非通常看上去那么巨大。作为自由主义者，他关注的是个人的自由。除去自由与必然性的问题外，阿隆的主张与马克思批判“人的异化”如出一辙，甚至连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也无不是围绕自由人的全面发展而考量的。与他产生更大分歧的是以马克思后学自居的法国的一些左派学者⑦及苏联模式。他通过对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认为马克思的资源是丰富且不能割裂的，在这一意义上他要求重新回到马克思。[11]

阿隆在两个方面与马克思保持了一致：一是人的自由本质与劳动的异化；二是思想与行动的统一，马克思一旦确定了自己的原则，就把主要精力和时间用于撰写《资本论》，致力于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经济。他曾不止一次地把自己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从来没有把哲学和政治、思想和介入割裂开来，但是，我比他们(法国存在主义者)花费更多的时间来研究经济和社会机制。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我比他们更忠于马克思的启示”。[2](P2)阿隆认为自己更像马克思主义者，他“承认只有哲学学说才能确定历史的意义。为了确定一种普遍有效的历史意义，革命不应该是诸事件中的一个事件，而应该是一种对哲学问题的解决”。[2](P19)这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最后的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注释：

①这也就意味着，非劳动产品(如水、空气等自然物)由于质的差异而不能作为商品进行交换。商品真正能够被交换是因为它们建立在共同的标准之上，商品间的差异只在量的多少。

②这里的原理在《资本论》中当然更为复杂，马克思是用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区分来使得剩余价值问题得到彰显。

③在这里，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可分为两个结果，即“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见张森年：《对异化劳动的“四规定说”辨析》，《哲学动态》2000年第8期。

④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到，无产阶级具有革命的普遍性是因为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特性。

⑤阿隆借托克维尔来指称，这里的“民主”表示的是一种社会状态(état de la société)，而不是一种统治形式(forme de gouvernement)。

⑥这种悲观主义是阿隆在论述资本主义时的个人看法，他认为马克思给出的资本主义灭亡的论断是悲观的。但在马克思看来，特别是放到其历史哲学的高度来看，资本主义的灭亡并不是人类社会的终点，反而恰恰是终结阶级社会、回复人类本真历史的开始。

⑦“左派”这个名称在法兰西经历了一系列的事件和转变，具有区别于他国政治的独特性。在《知识分子的鸦片》第一章，阿隆梳理了左派从反对派一直到隐含“进步派”的历史。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雷蒙·阿隆.想象的马克思主义[M].姜志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 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M].葛智强，胡秉诚，王沪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雷蒙·阿隆.论自由[M].姜志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雷蒙·阿隆.历史讲演录[M].张琳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9] 陈学明，姜国敏.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解放”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

[10] 雷蒙·阿隆.阶级斗争[M].周以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11] 郝春鹏.诠释与多样性：从对马克思后学的研究看阿隆的意图[J].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13，(11).

(责任编辑：何云峰)

Raymond Aron’s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Labor Theory of Value

HAO Chunpe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In Raymond Aron’s opinio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Marx’s political economy, and it forms the main framework of Marx’s economics with wage theory and surplus value theor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labor and labor division, value source and alienation, Marx revealed the essence of capitalism and pointed out the necessity of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ron agreed with Marx’s ideas of the unity of thought and action. Aron held his views at the macro history level, while he agreed with Marx’s labor theory of value and alienation of the achievements at the philosophy level, and often regarded himself as a Marxist.

Raymond Aron, Marx, labor, value, alienation

2017-01-15

郝春鹏，河北邢台人，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从事历史哲学研究。

A811

A

1004-8634(2017)03-0027-(07)

10.13852/J.CNKI.JSHNU.2017.03.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