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的应用文体理论价值

2017-04-12 23:10吴妮徽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四川成都610213
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 2017年2期
关键词:文心雕龙刘勰应用文

吴妮徽(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四川 成都 610213)

《文心雕龙》的应用文体理论价值

吴妮徽(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四川 成都 610213)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用了大量笔墨来论述应用文体理论,总结出当时各种应用文体的写作方法及风格特征,其全面而深刻的阐述显示出独到见解。本文通过对《文心雕龙》应用文体理论进行梳理和解读,分析了其研究价值,为现代应用文写作实践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文心雕龙》 刘勰 应用文体理论

据考证,“应用文”一词最早见于南宋张侃的《拙轩集·跋陈后山再任校官谢启》一文中:“骈四俪六,特应用文耳。”意为六朝、唐初时所写的应用文字,包括公文、书信、契约等,都采用四字、六字句式,相间成对的骈体文来表现。直至清朝,应用文才正式作为文体被提出。从应用文体本身来考察,应用文产生初期处于自发演变的状态,很难概括出固定的体式。在《尚书》编纂以后,其体式通过梳理逐渐明显,但又缺乏规范。直至秦汉以后,应用文体逐渐演化,体式增多, 人们的认识也随之深化。《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或“论文”或“叙笔”,其中大部分都属于现今我们使用的应用文体,可见应用文已进入理论探索阶段,应用文体类别已经细化,且各类文体都有相应的规范。

一、《文心雕龙》应用文体理论梳理

刘勰论述的应用文体理论体系完整、严密,是《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并不是以整体集中的形式存在,而是散见于各部分的篇章之中,需要读者在研读的过程中辨析、整理、归纳。笔者这里主要从应用文体的功用和应用文体的写作规律来梳理《文心雕龙》的应用文体理论。

(一)应用文体的功用

功能性是应用文的突出特征,应用文体都有具体的行文用途和适用范围,对文章功用的重视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从《文心雕龙》字里行间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作者对应用文体实际功用和社会作用十分重视。

刘勰强调应用文体的功用,主要体现在“文之枢纽”部分的《原道》《征圣》等篇章。《原道》篇:“……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 刘勰认为,“道”是文章的源之根本,文章是“道”的具体体现。古代圣人写文章表现“道",是为了把百姓教化好,把国家治理好。《征圣》篇谈到,“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先王圣化,布在方册;夫子风采,溢于格言……”[1]他提出,写文章要学习孔子,孔子在政治教化、成就事业和完善人之修为方面都高度重视文章的功能性。

《文心雕龙》对各种应用文体的社会作用进行了概括,如“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刘勰提出,章表奏议属于上行公文,用于陈述政事、制定典制礼仪、请示事宜和检举谬误等方面,这类文体既是个人宣表心声的文章,也是治理国家大事的重要手段,在政务处理上发挥着积极作用。《祝盟》篇中,刘勰说:“然义存则克终,道废则渝始;崇替在人,咒何预焉。”、“故知信不由衷,盟无益也。”、“然非辞之难,处辞为难,忠信可矣,无恃神焉!”盟,这类应用文体受现实政治态度、人际关系等因素的制约,它并非难在措辞,关键在于结盟各方履行约定的诚意。刘勰不仅论述了盟书这类应用文的用途,还强调了“兴废在人”的深刻道理。

应用文体的功用反映了刘勰最基本的文学主张,也是他评介文章的重要标准。正如牟世金先生所谈,“《文心雕龙》对历代作家作品的评价,对各种文学理论的论述,以及各种艺术技巧的讲求,无不由此出发。”[2]刘勰认为,好的文章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在国家事务管理、百姓影响、民心净化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应用文体的写作规律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较为系统地总结了应用文体的理论,他在“论文叙笔”部分追本溯源,考察了应用文体的演变过程,辨析其类别,以文体专论的形式归纳出应用文体的写作特色、语言运用、格式规范等规律。

此外,书中的总论和创作论也涉及了不少应用文体的写作规律、方法和技巧。在“文之枢纽”部分,刘勰通过《宗经》篇指出写文章应遵循的原则。他认为,文章写作如能效法儒家典籍,就能具备六个优点:“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此“六义”代表了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的标准。这既是对所有文章写作的指导,也是对应用文写作的指导。在“剖情析采”部分,刘勰集中论述了文章的写作方法,“为写作方法统论,打通各种文体,研讨构思、篇章结构和用词造句等问题。”[3]这些论述绝大部分适用于应用文体写作。如《情采》篇中关于形式和内容的问题;《熔裁》篇中按步骤进行立意、选材、用辞;《声律》《章句》等篇中有关语言运用的各类问题;还有《附会》篇中对文章结构的安排等,这些篇章都与应用文写作有着密切联系,其论述内容均反映出应用文体写作共有的规则、技巧。

应用文体写作理论作为文体论的重要部分,在《文心雕龙》各篇中都有涉及,十分常见。在《文心雕龙》这部文体理论巨著中,应用文写作理论与各个部分融会贯通,浑然一体,有机地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应用文体理论体系。

二、《文心雕龙》应用文体的理论价值

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古代文体的著作,《文心雕龙》确立了应用文体研究的体制,对各种应用文体的写作特点和要求作出理论性揭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刘勰从“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个方面,对应用文体的发展变化作了详细论述,并阐述了文体在各个时代的名称和作用;对应用文体进行辨析,作了较为明细的分类研究;联系历代著作的具体实践,总结出应用文体的写作规律和经验,从而确立了应用文体的写作规范。

(一)考察了应用文的起源与流变

刘勰在《序志》篇中对曹丕、应玚、陆机等人的文体研究作了简要评论,认为他们“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现代文书史没有对各种应用文体起始的确切时间下论断。因此刘勰在探寻文体起始时,着重考察了秦汉时期。那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关键时期,社会制度影响着文化发展,应用文体也随之变化,逐步充实。事实证明,刘勰的思路是正确的,秦汉之后的二千年里,古代应用文体基本上没大的变化。因此,《文心雕龙》“上篇以上,纲领明矣”,刘勰考察了各种应用文体的起源,勾划出应用文体的发展概貌,展示了应用文体的流变历程,为后来者提供了探究线索。

(二)对应用文的文体辨析

《文心雕龙》论述的应用文体种类完备周详,“论文叙笔”部分共20篇,具体论述了三十多种文体。其中属于“纯”文学的文体很少,只有诗、赋、乐府,其余大部分都属于应用文体。

文体论部分的应用文体性质、内容、实用目地各不相同,刘勰在对应用文体划分时采用了辨析法,体现出严密地逻辑性。他首先以“文”和“笔”两大类,将应用性文体与纯文学性作品区分开,再在这两大框架下,按照各种文体的写作特点和写作要求进一步细分,层次分明,构架有序,可见其文体辨析功力之深厚。刘勰还按照应用文体的行文方向不同将其分为了下行文、上行文、平行文三类。如《诏策》《檄移》《封禅》,是帝王、朝廷用于布政、誓师、教民的下行文;《章表》《奏启》《议对》等,为臣子们陈情、议政、咨答所用,是专呈帝王的上行文;而《书记》这类文体,则用于友人之间书信往来或官府、百姓杂记众事的平行文。[4]除了按“文笔之分”和行文方向划分文体类别,从文体论部分各篇目的编排顺序上,也能体现出刘勰辨析文体的逻辑性和系统性。例如他在安排“诏策”、“檄移”、“章表”等文体的篇章时,就周全考量了其性质特点。

(三)确立了应用文的写作规范

在文体论部分,刘勰对各种应用文体的写作进行了规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体也随之发生变化,那么应该以哪个阶段的文体为准呢?刘勰认为,应该朔本求源,一种文体的特点,必须从该文体的起源开始考察和明确。一种文体的产生,必然有其产生的原因,必然是为了适应和满足某种特定的场合和用途。在文体论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刘勰用“原夫……”句式,这其实就体现了他对该文体进行起源考察后,对该文体风格特点、写作规范的确定。

刘勰认为,应用文体要发挥其功用,有效处理国家事务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实际问题,在写作实践时就要注意以下问题:首先,注意语言的运用。刘勰强调,语言的运用要满足各种应用文体的需要。在《议对》篇中,刘勰肯定了“辞以治宣,不为文作”,即文辞从治国出发,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如果写应用文只是玩弄笔墨,即使说得再有道理,也是不切合实际的虚浮之辞。[5]在他的论述中,我们可感受到不同用途的应用文体,其语言风格各不相同,但也有其共同点,就是都要讲究语言的生动性,也要注重文采。

其次,规范应用文的格式。刘勰对文体的异同进行辨析,并不是简单的为辨析而辨析,其根本目的是为各种文体树立写作规范。应用文的写作必须注意遵守格式的规范性要求,根据行文目的、对象选择合适的文种;根据要表现的事物选择相关的材料;根据要表达的情理来构思创作,安排好结构,体现出逻辑性和层次性。如《祝盟》篇,刘勰通过认识古代“盟书”的性质、特点及作用,确立其写作的结构程式。

再者,对写作者的修为和素养提出要求。刘勰认为,应用文的质量高低取决于作文者是否具备清晰的思路、严密的逻辑分析和锤炼词句的能力,这就对写作主体的修养和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写作不是单纯意义的文学创作,应该站在政治和社会的高度,将写作和政务结合起来,清楚的了解所处社会的动态,政治眼光要敏锐,头脑要清晰。实践出真知,刘勰的这些要求,从本质上体现出他对社会实践的高度重视。另外,刘勰还强调了作者要具备良好的品质,做到“不畏强御”、“无纵诡随”,“夫王臣匪躬,必吐謇谔,事举人存,故无待泛说也”,能够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对事有求实的态度。

三、结语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把应用文体提到全新的理论高度,为应用文写作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在我国应用文体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深化对《文心雕龙》应用文体理论的了解,挖掘其价值和贡献,不仅能丰富和完善古代文体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对现代应用文写作实践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闫现磊】

[1] 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289.

[2]牟世金.文心雕龙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79.

[3] 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上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11.

[4] 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5] 莫恒全.刘勰论应用文语言运用的特点和规律[J].语文学刊,2005(11).

J01

A

1008-8784(2017)02-24-3

2017-01-10

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2017年人文社科项目“《文心雕龙》应用文体理论价值及现代意义”(项目编号:17SB0435)研究成果。

吴妮徽(1982—),女,硕士,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学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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