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战略对重点县经济发展的影响

蒲龙

摘要：西部大开发战略迄今已实施16年，作为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的国家级战略政策，客观评价其实施效果不仅有利于完善其未来发展，也对其他的区域政策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微观层面出发，利用1999-2010年重点县样本评估西部大开发战略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利用双重差分法剥离其他干扰因素，发现西部大开发战略能够显著提高西部地区重点县人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0.061%，该结论也能通过相关的稳健性检验，表明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其实施的第一阶段内，有效地促进了西部地区重点县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西部大开发战略；重点县；双重差分法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2-0105-07

一、引言

2000年1月16日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成立，时任总理朱镕基同志担任领导小组组长，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全面推行。作为国家级战略，其主要目标是“把东部沿海地区的剩余经济发展能力，用以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巩固国防”。由此可见，平衡地区间差异以及提高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其主要目的。在过去的16年间，西部地区经济实力得到大幅提升，基础设施得到显著改善，各项社会指标较以往取得较大进步。作为持续时间久、影响范围大的区域性战略政策，如何客观地评价其政策效果成为研究热点。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是显著促进经济发展还是落入了所谓的“政策陷阱”？客观评价其政策效果不仅有利于未来完善西部大开发战略。同时也能为类似的区域政策提供借鉴。

本文首次利用重点县样本数据从微观层面分析西部大开发政策效果。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在2020年消除现有的近7000万贫困人口，全国所有的重点县要实现“脱帽”。所谓重点县是指国家级贫困县。最初于1986年确立，以县为单位，1985年年人均收入低于150元的县划分为贫困县，而对少数民族自治县标准则有所放宽，共确立了331个贫困县。1993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依据1986年制定的标准，将年人均收入700元以上的县调出贫困县，将年人均收入低于400元的县纳入贫困县。进行大规模的重新调整后，最终确立的贫困县为592个，覆盖东、中、西部地区。2001年又出台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为了不引起歧义，统一将“贫困县”改为“国家扶贫重点开发县”。简称“重点县”。另外，该纲要将东部地区重点县全部调出，增加了中西部重点县数目同时保留总量不变，即仍然有592个重点县。2011年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将部分经济发展较快的重点县调出，同时将部分比较困难的非重点县调入，按照“一进一出”的规则，重点县总数仍保持为592个。

从重点县的改革历程来看，尽管经过两次较大规模的调整，重点县总数在1993年确定后就一直保持为592个。为了保持样本的连续性，我们选取了经过两次调整后一直属于重点县的子样本，共444个，其中288个属于西部，156个属于中部。利用2000年提出的西部大开发作为外生政策冲击，由于政策的地域指向性，西部地区重点县成为处理组，而中部地区重点县成为控制组。不同于以往文献中以省级政府或全国所有地市级政府来划分处理组和控制组，本文从重点县的角度进行研究使得控制组和处理组之间的可比性提高，能够较好地满足双重差分的应用条件。

二、文献综述

研究西部大开发以及重点县的文献较多，但是将两者联合起来的几乎没有，因而文献回顾从西部大开发和重点县两个脉络进行，并关注西部大开发的文献。关于评估西部大开发效果的文献，早期主要集中于定性研究，阐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必要性以及应发挥的作用。强调西部大开发政策能够促进要素的合理流动，从而调动资源发展区域经济。此外也有部分文献从西部大开发的角色人手，详细阐述了政府、市场以及企业的主体行为，认为政府应该是引导和宏观调控的行为主体，市场是促进资源合理流动的主要机制，而企业则是西部大开发落实的主体。随着西部大开发第一阶段的完成，对其政策评价又重新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程瑜和李瑞娥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认为西部大开发不仅要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同时也要探索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赵曦等认为，在西部大开发下一阶段中仍要大力发展可能促进西部地区内生增长的机制，如优化产业结构、培育创新意识等。刘忠等则对第一阶段中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并结合实际进行了反思。

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提升。对于西部大开发政策效果的定量评估也逐步增多。不过大量的计量研究从单差法的角度进行衡量，即单一地就西部地区在实施西部大开发前后数据进行对比。或与中东部地区进行比较，如淦未宇等从宏观经济水平、工业化发展进程、居民生活质量和生态发展状况出发，对比西部大开发实施前后的影响，认为西部大开发全面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社会发展。田双全和黄应绘从居民收入差距的视角出发，认为西部大开发有效遏制了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李靖宇和王文凭也以西部大开发实施近10年的实践经验为分析背景，肯定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实施期间对西部地区的显著促进作用。乔宁宁和王新雅发现自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区域经济增长由原来沿着均衡路径稳态发展转变为发散性增长，西部地区各省份经济增长也呈现较为明显的发散迹象。他们认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石清华也认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西部地区的经济并不是收敛性的。而是发散性的。这些研究都在肯定西部地区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的经济显著增长，但是并未完全得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策效应，因为随着科技不断进步，即使不存在西部大开发政策，西部地区的这些社会指标也能够得到提高，而仅仅从单差法角度衡量，无法剥离其他的干扰因素。

对于如何有效地剔除干扰因素的影响，理论界逐步倾向于更为合理的估计方法即双重差分，由于西部大开发战略可以认为是一种准自然实验，因而可以利用双重差分来评估其政策效果。如刘生龙等发现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显著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地区间的经济存在条件收敛。毛其淋发现西部大开发战略显著地缩小了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江明轩研究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外商投资的影响，他发现该政策能够促进外商在西部地区的投资，但是效果并不明显。邵帅和齐中英发现我国确实存在所谓的“资源诅咒”现象，即能源开发与经济发展负相关，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使得这种现象更加明显。但夏飞等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他们发现，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前，西部地区存在着“资源诅咒”现象，但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这种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这些研究都以自然实验的方式剥离了干扰因素，分析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策效果。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以双重差分为计量手段的文献，都是从省级层面来划分处理组和控制组，将西部地区省份作为处理组，将中东部地区省份作为控制组。除了从省级层面分析外，有極少数文献能够从较微观的视角入手，如刘瑞明和赵仁杰发现从地市级层面来看，西部大开发战略并没有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反而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缺失、扭曲激励机制等因素，西部大开发战略陷入了“政策陷阱”，其指出从省级层面来评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策效果并不满足双重差分的适用性条件，应采用PSM-DID即基于倾向匹配得分的双重差分来替代传统的双重差分进行政策评估。

本文的研究重点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对重点县经济的影响，主要原因是不同地区的重点县同属一个类别。因而相对于全部县级政府而言具有更高的可比性。当前关于重点县研究的文献众多，主要集中于评价政府各项转移支付以及项目的绩效。MengTM]利用断点回归的方法研究了中国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的效果，发现在1994-2000年，其能显著提高农民收入0.380%。Park等等利用倍差分研究分析了第一次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效果。增长模型发现。贫困县的收入增长率在1985-1992年为2.280%，在1992-1995年为0.910%。张彬斌和陈小利研究了重点县的扶贫政策对其人力资本形成产生的效应，发现政策实施对在校学生数和平均受教育年限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存量显著增加，而对以师生数量比例关系为代表的教育质量的影响不明显。

综上，目前对于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重点县的研究是分割开的，然而，西部大开发战略势必会对西部地区的重点县带来影响。本文拟利用西部大开发战略作为外生变量，研究其对西部地区重点县经济发展的影响，相比已有研究而言，本文可能产生的创新点主要有：第一，首次从重点县层面进行研究，研究层面较为微观，所获得数据样本更为详细，能够较好地提高估计精度，并且相对于省级政府或地市级政府而言，能够较好地满足不同组别的可比性，当然在后文中进行了同趋势性检验。第二，从重点县层面出发，能够评价西部大开发政策对于地区内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县域的影响，而这一影响仅从省级层面或者地市级层面是无法得到的。

三、计量模型及相关数据处理

（一）研究设计

双重差分是一种项目评估的计量处理方法，来源于自然实验的思想，受启发于医学上对新药物疗效的实验，经济学家利用自然实验来对项目进行评估。理想的自然实验是指控制组和处理組的选择是随机的，而且两者在实验前具有相同的时间趋势。应用到经济领域，一方面，理想的自然实验受到多方面限制不容易实施；另一方面，客观存在一些天然的自然实验（如政策的改变仅仅影响部分样本等），一般将这些自然实验称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分析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实验前后的变化，就可以捕捉政策带来的影响。

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天然形成的一次准自然实验，可以利用双重差分对其进行分析。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文献中极少数从较微观层面出发，如从地市级层面评估西部大开发政策，绝大多数文献均从省级层面考虑。认为西部省份属于处理组，而相应的中东部省份属于控制组。笔者认为这种处理有欠妥之处，主要原因在于使用双重差分的重要前提是实验组和处理组在实验前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而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异明显，即使没有改革，其经济增长趋势也不尽相同，而且众多控制变量也无法消除趋势之间的差异。因而省级层面的数据无法可靠保证实验组和处理组的同趋势假设，并且在这类文献中也没有进行相关的同趋势假设检验。目前鲜有文献能够从微观层面来评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策效果。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来评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策效果，不同于已有研究，将重点县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一方面，数据更为翔实，能够较好地提高估计精度；另一方面，由于重点县经济发展情况较为类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不同地区发展水平明显不同所带来的问题，相对于省级或地市级数据更容易满足同趋势的前提假设。

（二）指标选取及计量模型

本文将重点县的人均实际GDP的自然对数值以及实际GDP的自然对数值作为被解释变量。由于缺乏县级政府在各个年份中的价格指数，将县级政府所在省份的价格指数作为统一的衡量标准，将每年的名义GDP转化为以1997年为不变价格的实际GDP，另外根据县级人口数据，将其转化为人均实际GDP。其中，人口数据和GDP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由于该数据只从2000年开始统计，因而我们也查阅相关省份的统计年鉴并补充了人口及GDP数据。

为了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参照刘瑞明和赵仁杰的研究，同时根据县级数据的可获得性，筛选出其他控制变量。本文选取财政支出占当地GDP的比重来衡量政府作用，选取人均基本建设支出的自然对数值作为控制变量。由于县级政府的经济结构对当地经济发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本文分别控制了第一产业及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来捕捉经济结构变化产生的影响。目前，高储蓄率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而本文也控制了县级层面储蓄率。另外，地理位置对重点县的经济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分别将hill（是否为山区县）、minor（是否是少数民族县）以及border（是否是内陆边境县）作为地理位置虚拟变量。另外。本文亦包括了1999-2010年的10年时间虚拟变量。主要变量及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

本文设计双重差分模型如下：

（1）

其中，Y_it为第i个县在第t年的实际人均GDP自然对数值或实际GDP自然对数值。west-develop_it=west_it×year_it，为两个虚拟变量的乘积，表示西部大开发战略变量。west_it是二值虚拟变量，如果样本属于西部地区重点县，则west_it=1；反之，west_it=0。类似地，如果样本处于西部大开发当年及以后，即2000年及以后，则year_it=1；反之，year_it=0。X为上文所涉及到的控制变量，u_i为不随时间变化的县级固定效应，u_t为时间固定效应，ε_it为满足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干扰项。系数λ表示为处理组在事件发生前后的差异减去控制组在事件发生前后的差异。即所谓的双重差分。与经典双重差分相比，本文采用的面板双重差分模型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采用面板数据可以消除个体的固定效应，如果采用混合OLS回归，由于个体的固定效应可能与控制变量有关，会导致估计的不一致。第二，面板双重差分模型中，传统意义上的处理组和事件组这两类虚拟变量，进入了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和时间固定效应。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该年鉴从1999年开始进行统计，因此，本文选择样本的时间起点为1999年。我们将研究的终点设置为2010年，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重点县名单的最新调整是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而来的，部分发展较好的县已经退出重点县范畴，而又补充了部分发展不好的县，我们研究一直处于重点县的样本，能够较好地满足可比性。第二，西部大开发战略明确提出了三个阶段，而2000-2010年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奠定基础的阶段，本文旨在观察在这一阶段中其对西部地区重点县的影响。另外，由于《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从2001年后取消报告县级GDP数据，以及存在缺失部分统计资料，我们利用《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相关省份的统计年鉴对部分缺失值进行了补充。同时，为了避免极端值带来的干扰，本文利用winsor命令对各项指标剔除了1%的异常值，最终得到的数据为1999-2010年共444个重点县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四、结果分析

（一）适用性检验

在进行具体分析前，需要对样本是否适用于双重差分进行验证。理想的自然实验是指实验对于处理组和控制组而言都是外生的，不存在选择性偏误。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一条件一般不易满足，因而在政策评估中，往往以准实验来代替自然实验。具体到本文的研究中，外生性是指能否成为处理组与回归的残差项是否相关，由于残差项无法观测。因而无法从技术上检验这一条件，但是如果控制了县级层面的不可观测效应，那么这一问题就会得到缓解。对于双重差分而言，还有一个前提假设为同趋势检验。因为只有保证了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实验前具有相同的趋势，交互項的系数才能捕捉到所谓的处置效应。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重点县，属于同一类别，相对于省一级或地市一级而言，样本间的差异程度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目前，对双重差分同趋势性检验的主要做法是在实验前重新进行双重差分，理论上讲，如果在实验前，交互项的系数就出现了显著性差异，那么说明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实验前的发展趋势就不一样，后面得出的结论就不一定是实验所导致的。而如果在实验前其交互项系数不显著，则说明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实验前满足同趋势的假设。但对本文的研究而言，这种处理方法的确有挑战性，由于主要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但该年鉴只是从1999年才开始统计，本文无法得到相应变量在1999年之前的数据，而且由于分省数据统计口径的不一致性，缺失部分重要变量无法通过逐一查询来补充。最终，本文参照郑新业等同趋势性检验的做法，利用改革前一年即1999年的数据，用人均实际GDP自然对数值或实际GDP自然对数值的一阶差分作为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是否为处理组，检验结果表明无论采用哪种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是否成为处理组对其影响均是不显著的，因此，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实验前已具有共同的时间趋势。

（-）估计结果

由于研究的样本属于面板数据，因而本文利用面板双重差分模型对式（1）进行估算，结果如表3所示。具体而言，模型1、模型2、模型3的被解释变量为人均实际GDP自然对数值，而模型4、模型5、模型6的被解释变量为实际GDP自然对数值。其中，模型l和模型4采用OLS模型，模型2、模型3、模型5、模型6为固定效应模型。模型2、模型5没有添加任何控制变量，模型3、模型6则添加了所有的控制变量。另外，由于固定效应模型无法估计出不随时间改变的地理位置虚拟变量，因而在模型2、模型3、模型5、模型6中，没有添加地理位置虚拟变量。

由表3可以看出，无论是采取OLS模型或固定效应模型，西部大开发战略对重点县经济的影响都是显著为正的。具体而言，在OLS模型中，西部大开发战略显著提高了重点县人均实际GDP自然对数值0.182%，显著提高实际GDP自然对数值0.542%。控制变量中，政府支出、第一产业占比以及储蓄率对重点县的人均实际GDP或实际GDP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逐一分析，财政支出占比越高，说明当地市场化程度较低，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占比越高，说明地方经济对农业依赖程度较高，由于农业产品附加价值较低，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过高的储蓄率反应出消费疲软同样不利于经济增长。基本建设支出和第二产业占比对重点县经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一方面，基本建设支出的增加既可以直接增加投资，也可以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条件。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第二产业附加价值较高，也能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给经济增长带来正向影响。考虑到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可观测因素可能会对控制变量产生影响，从而造成内生性问题使得估计产生偏误，因而利用面板双重差分的方法进行估计，如表3中模型2、模型3、模型5和模型6所示。在模型2、模型5中。没有添加任何控制变量，只是控制了县级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结果显示西部大开发战略对重点县的人均实际GDP自然对数值和实际GDP自然对数值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是影响系数相比OLS模型有所下降。模型3、模型6中控制了所有的解释变量，实证结果显示调整后的R²有所提升，说明模型得到改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对重点县经济的发展影响显著为正，但系数进一步下降。具体而言，西部大开发战略显著提高了重点县人均实际GDP自然对数值0.061%，显著提高实际GDP自然对数值0.062%。各控制变量中政府支出、第一产业占比及储蓄率显著降低重点县的实际人均GDP和实际GDP，基本建设支出占比和第二产业占比则对重点县经济有着正向促进作用，但第二产业占比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可见，西部大开发战略显著地促进了西部地区重点县经济增长，并没有掉入所谓的“政策陷阱”。

（三）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上文结论的可靠性，需进行稳健性检验。一般而言，稳健性检验主要包括改变变量、改变估计方法及安慰剂检验等。考虑到本文的研究特点，主要从改变变量和改变估计方法两个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

首先，对于经济发展而言，除了利用人均实际GDP或实际GDP外，还可以利用经济增长率来表示。因而本文查询分省统计年鉴，补充了重点县1998年的实际人均GDP，计算出其经济增长率，以此为被解释变量评估西部大开发战略对其影响。另外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分别添加了人均实际GDP的滞后一期。可以看出，变换被解释变量后，西部大开发战略对重点县经济增長率的影响显著为正。各控制变量和表3类似。另外，新添加的人均实际GDP的滞后一期对其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重点县经济增长具有收敛性，与刘生龙等从省级层面得出的结论一致。

其次，考虑经济发展的惯性，本文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来评估西部大开发战略对重点县经济的影响。由于解释变量中添加了被解释变量的一阶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在正文列示，留存备索。滞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内生性问题，使得原有估计方法失效。引入动态变化的模型一般是利用广义矩估计的方法来处理，包括差分GMM、水平GMM以及系统GMM三种方法。其中，系统GMM是将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作为一个系统方程进行GMM估计，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差分GMM和水平GMM，因而本文运用系统GMM进行检验。当引入动态模型后，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均显著为正。一方面，说明了引入动态面板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符合现实，即经济发展具有一定惯性。对于系统GMM模型而言。还需要观察Arellano-Bond检验和Hanse检验。模型Arellano-Bond检验和Hanse检验均能通过，说明系统GMM是合适的估计方法。引入被解释变量的动态变化后，西部大开发战略依然显著促进了西部地区重点县经济的发展，具体而言，西部大开发战略显著提高了西部地区重点县的人均实际GDP自然对数值0.042%，显著提高实际GDP自然对数值0.113%。各控制变量和表3类似，即政府支出、第一产业占比以及储蓄率对重点县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人均基本建设支出和第二产业占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通过上述检验。我们认为前文结论是稳健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显著地促进了西部地区重点县经济的发展。

五、结论

作为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的国家级战略，西部大开发对区域经济的影响逐渐显现。本文从重点县的角度出发，评估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重点县经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战略显著促进了西部地区重点县经济的发展。该结论也能通过相应的稳健性检验。当然，本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受限于样本数据。不能控制住人力资本方面的影响，本文也尝试利用重点县在校生数来替代，但是实证结论不明显。对于文献中常采用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由于数据的缺失也无法来弥补。其次，由于《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从1999年开始统计，因而本文样本起点设置靠近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年份，无法通过常见的检验同趋势性的方法来进行检验。这些不足有待以后随着数据及方法的改进而弥补。总之，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一项长期任务，对于重点县而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同在，如何在下一步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把握时机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责任编辑：徐雅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