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历史贡献

周春滟,付亚云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非常重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他站在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政治高度和战略高度,针对我国干部队伍老龄化问题,提出必须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大胆选拔和任用可靠的中青年人才走上领导岗位。邓小平身体力行,为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树立了光辉典范,为党和国家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一、揭示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弊端,为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奠定基础

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特殊环境和条件下产生的,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依然保留,这给革命和建设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邓小平总结中外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经验和教训,揭示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弊端,并坚决主张予以废除,代之以领导干部离、退休制,从而为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危害社会主义发展

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产生之时就有,它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社会历史现象。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在一定程度对维护无产阶级利益产生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革命和建设的进一步发展,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给社会主义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最早出现于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内。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对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影响深远,是第二国际时期最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西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终身在党内居于领导岗位。他们早期与拉萨尔派作斗争、反对俾斯麦发起侵略战争,并做出了巨大贡献。列宁曾高度评价倍倍儿,认为他是“反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最有威信的领袖”。[1]倍倍儿晚年在战争、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不仅如此,他们忽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意见,对拉萨尔派采取妥协的态度;在俾斯麦政府进攻民主党时甚至宣布解散党;他们思想僵化,不了解时代发展的变化,不能正确的制定无产阶级斗争的方式,仍然拘泥于议会斗争。这些错误的出现,领导职务终身制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在苏联出现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现象,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不利的影响。斯大林从1924年开始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直至逝世。他在任国家最高领导人期间,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斯大林在晚期犯了很多错误。如苏联人民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之风严重,权利高度集中,斯大林成为独裁者。他错误的发起大清洗运动,迫害大批领导人,破坏、践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而后的勃勒日列夫、契尔年科等都老逝在任职岗位上,导致苏联领导人新老交替出现明显缺陷。可以说,苏联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是导致苏联最终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领导干部老龄化也是中国特殊国情下出现的现象,粉碎“四人帮”之后,很多老同志回到了原来的领导岗位,领导干部队伍中老年人占了多数。这些老干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不断完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逐渐制约社会主义的发展。领导干部没有退休制,导致老人治国,思想僵化、权利集中,不利于思想创新和社会主义民主化、制度化建设。邓小平敏锐的认识到这一问题,他指出:“我们干部老化的情况不说十分严重,至少有九分半严重。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就缺乏活力。”[2]5同时,他吸取苏联的教训,指出领导人终身任职会带来个人集权,“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3]321所以,必须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

(二)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违反人的发展规律

客观世界中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的心理、思维和生理发展受制于客观规律,人只能认识规律利用规律,而不能改变规律。生老病死是人不能改变的客观规律,随着年纪的增长、变老,人在心理、思维和生理上都会出现显著变化。[4]在心理方面,容易迷恋权力和个人权威,形成个人集权;在思维方面,受定势思维的影响,依循守旧,难以接受新事物,容易犯经验主义错误;在生理方面,体力和精力逐渐变弱,身体各个器官的功能逐渐退化,对抗压力的能力减小。老年人精力和体力不敌年轻人,接受新事物也远不如年轻人。“即使生命还在,脑袋也不管用了,这是自然规律。”[3]225老年领导干部工作经验丰富,但是也难以抵挡岁月的摧残。邓小平指出:“人一老,不知哪一天脑筋就不行了,体力到一定程度也要衰退。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2]316

党内的很多领导干部在革命战争年代正处于年富力强阶段,有的领导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身体出现状况,粉碎“四人帮”后,给他们平反恢复其领导职务时,他们年龄大多在60岁左右。中国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属于摸着石头过河,老龄干部的身体状况使他们难以承受、适应高压力和高强度工作。针对当时党内60岁以上老年干部占多数的情况,邓小平以自己的体力、精力现状为例来进行说明。他说:“老干部现在大体上都是六十岁左右的人了,六十岁出头的恐怕还占多数,精力毕竟不够了,不然为什么有些同志在家里办公呢?为什么不能在办公室顶八小时呢?我们在座的同志中能在办公室蹲八小时的确实有,是不是占一半,我怀疑。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就以我来说,精力就比过去差得多了,一天上下午安排两场活动还可以,晚上还安排就感到不行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3]221

(三)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妨碍党的制度建设

干部制度建设是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它对党的组织建设和民主集中制的实施产生重要影响,是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重大问题,关系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给党的制度建设带来不利影响。在组织建设方面,容易造成人员过多,机构臃肿;领导干部只进不出,只上不下,不利于优秀年轻人选拔,阻碍领导层更新换代;在民主集中建设方面,权力过分集中,容易造成个人专权,甚至极端个人崇拜,助长官僚主义作风和封建家长制作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深入,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弊端日益显现。邓小平敏锐地发现这些问题,他指出,“一个人的知识、经验、精力有限,左右上下兼职过多,工作难以深入,特别是妨碍选拔更多更适当的同志来担任领导工作。副职过多,效率难以提高,容易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3]321“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反正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这些情况,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而机构臃肿又必然促成官僚主义的发展。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3]328

如果不解决好领导干部退休等制度问题,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施也会受到一定影响。1980年,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强调要“改善党的领导制度”,以领导制度建设推动党内民主化、制度化建设。在总结我国“文化大革命”之前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经验教训时,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3]333

邓小平对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种种弊端的揭示,提高了领导干部尤其是老干部对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重要性的认识,从而为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奠定了基础。

二、身体力行,为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树立光辉典范

邓小平不仅倡导党内其他老干部退出领导岗位,他自己也是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践行者,为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树立了光辉典范。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就与陈云、李先念等党内高级干部约定共同彻底退出领导岗位。但是当时社会主义改革正进入关键时期,需要他们的领导。经过中央政治局的反复商讨,邓小平仍然任中央军委主席,他与陈云、李先念等以半退的形式仍然为人民服务。

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江泽民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为此,邓小平再一次提出全退申请,并且要求以干净、利落、朴素的方式彻底离开领导岗位。他说:“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上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一点作用。”[2]315在与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强调:“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这不是因为我谦虚或别的什么。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2]310－311在同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11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最后一次正式接见外宾,并在接待会上向外国友人宣布退休,告别政治生涯。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总舵手,身体力行的践行领导干部退休制度,为领导干部制度建设树立了光辉典范,受到全国人民的尊重和敬仰。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彻底废除,党内新老干部实现平稳过渡,为领导干部制度建设、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列宁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383．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金 涛．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研究[D]．扬州:扬州大学,20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