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我研究《红岩》的缺憾

钱振文

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是1930—1960年代成长壮大起来的一个哲学、社会学、美学学派，该学派以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跨学科、综合性研究与批判为己任，成果颇丰，影响巨大。著名文艺理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勇集十年之功，完成了这本《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的专题论集。此书围绕法兰克福学派，以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为问题框架展开相关思考，对于国内学界深入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成员的思想、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旅行”以及与其他思想家的碰撞等，将会带来诸多启发。

差不多半年前，赵勇把他刚出版的著作《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寄给了我。这是一本沉甸甸的书，囊括了赵勇最近十年来关于法兰克福学派以及相关话题陆陆续续打造出来的重要成果。在此之前，他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专著是《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这本看起来结构更严整的书是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后出版的。博士论文是每个学者的学术基地，但每一个博士在博士论文之后写的东西总是更能放开手脚、洋洋洒洒，这是一个规律。

··Ⅰ··

《法兰克福学派内外》收入了赵勇兄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过的十几篇长篇论文，他把这些论文按内容大致分为三辑，第一辑是对法兰克福学派及其成员马尔库塞、阿多诺等人理论内涵的内部研究；第二辑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理论旅行”；第三辑是与法兰克福学派有关的延伸话题文化研究和大众文化研究的研究。

赵勇的《法兰克福学派内外》差不多看完了，感觉还是不敢说三道四。一个主要的问题是，赵勇兄的文章是对一大批西方理论的梳理、阐释、综合、发挥，而这些理论的很多原著（包括翻译过来的著作）我并没有阅读过，虽然赵勇兄流畅的文章很容易看懂，但要接着说点什么却感觉“囊中羞涩”。这样，在《法兰克福学派内外》快要看完的时候，我开始翻箱倒柜，搜罗和《法兰克福学派内外》有关的理论原著。找出来的有：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审美之维》、弗罗姆《逃避自由》、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经验与贫乏》《本雅明文选》、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等等。这些书有的看过，有的没有看过。我选择温习已经看过不止一遍的弗雷德里克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这本发黄的书是1987年8月出版的，我是1989年9月购买的。我在不同的学习阶段都选择这本书作为进入西方当代理论的入门读物。现在再次翻看这本书，勾起了过去时光的一些影子。

购买《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这本书的上世纪80年代末，我和赵勇正在同一所学校读研究生。那时候，他就开始研究和写作（用笔手写）在我看来深奥难懂的马克思的“异化”和萨特的“想象”。“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那时候也跟着他们买了不少“理论”书，除了弗雷德里克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我现在从书架上翻出来的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审美之维》和弗罗姆的《逃避自由》就都是那个时候购买的。那时候的我不一定知道什么法兰克福学派。人们买什么书和看什么书很大程度上不是读者自己决定的，就像到影院看电影，你只能看某个时期正在热播的影片。

90年代初从学校毕业后，我脱离了学术圈，“被抛入”社会实践的汪洋大海，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怡然自得地全身心沉浸在经济原则主导的实际生活中。这期间学术圈和思想界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就像存在主义者所说的“一个人不知道他在经验中所没有接触的东西”。90年代初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主要著作《批判理论》《启蒙辩证法》进入中国，成为90年代前半期人们批判正在兴起的大众文化的主要理论武器，90年代后半期形势逆转，一干学人开始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进行质疑、反思、清理、批判。所有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我都是在看了赵勇在该书中的《未结硕果的思想之花——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的兴盛与衰落》《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理论旅行”——读〈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等篇章后才知道的。

21世纪初，一些偶然的机缘推动我回到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研究生。这个时候，法兰克福学派已经是明日黄花，文化研究正在如火如荼。实际上，也正是文学研究的这一崭新面貌鼓起了我的学术兴趣。现在我还记得我们那一届入学考试的考题之一就是文化研究的源流。虽然根据赵勇的介绍，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也是文化研究的元理论之一，但我们那时候还是把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看作是文化研究的主要源头。入校后，两本刚出版不久的新书抓住了我的全部兴趣，一本是英国人迈克·克朗的《文化地理学》，一本是美国人约翰·费斯克的《理解大众文化》。当时觉得好像是发现了学术研究的新大陆，一度还把文化地理学作为自己毕业论文选题的方向，提出了一系列论文选题，如1.《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铁路与中国现代文学1919—1949》；2.《空间与地方的紧张关系——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关键问题》；3.《中国现代文学地理学》；4.《寻找地方：世纪末文化情绪之一》；5.《沈从文个人地理研究》等。赵勇一直关注我的文学地理研究，还曾经说起过他的一个学生是湖南凤凰人，可以给我的沈从文个人地理研究提供帮助。

但刚跟着费斯克“理解”了一点大众文化，正沉浸在费斯克描述的人民大众与生产者和销售商开展的“游击战争”的无限快感中，文化产业研究又横空出世。我过去从事的报纸传媒和负责报道的旅游行业就都是文化产业的范畴，因而感到很是亲切。当时，我手头正好有一本1996年出版的《日本文化产业》，作者是两位曾在中国驻日使馆工作过的文化官员，介绍了他们所了解的日本各文化行业产业化发展的具体情形，只有第一篇宏观介绍日本文化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其中说道：“据有关报道，日本生产性本部于1986年召开了一次以‘新产业社会为题的讨论会，有不少财界和经济界知名人士出席。会议提出‘感性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一新的主张。”我介绍这本书是因为赵勇在论述文化产业的兴起对法兰克福学派命运的影响时说道：“但是也有人推测，文化产业这一说法可能來自日本，是在1980年代进入中国的。”根据这本书，看不出“文化产业”这一说法的来源，但可以看出日本早在80年代就开始着力发展文化产业。这本书我在报社工作的时候就有，当时即使觉得该书内容新鲜，也是把它归入对一种创新经济模式的描述，压根也想不到几年之后文化产业会和中文系的研究发生直接的关系。有一阵儿，我看了点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理论，就鼓捣出来一篇关于文化产业的“文章”《作为文本的时尚：符号化的工业产品及其经营》，文章的前提自然是把其实并不懂得多少的法兰克福学派“定性”为过时的理论，认为“文化和工业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是无法阻挡的趋势”，因为“在经济代替宗教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后，它一定会‘征用一切资源为获取利润所用”。对经济“征用”文化资源的后果及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我在文中“采取”了“中性”的立场，乐观地同意“消费者都是文化专家，具有更大的通过使用商品实现自己愿望的自由”这种类似费斯克的说法。

我在这里提供自己的过去只是想从一个很小的侧面说明21世纪初中国的学术界弥漫着一种怎样的空气。像我一样的很多人步履踉跄地试图紧跟学术的潮流，以为是根据自己的内在兴趣来选择研究的领域，而实际上，一个时期的学术权贵决定着什么是最时兴最流行和最重要的理论，而普通人只能在他们的“引导”下在这片唯一光亮的领域确定自己的具体方向，就像置身在漫天雾霾中的北京人只能呼吸含有雾霾的空气一样，无可选择。

··Ⅱ··

除了时尚文化，有一阵儿我还试图接触广告文化，甚至还想过研究美国的迪斯尼乐园和北京的798工厂。在文化产业研究方向短暂徘徊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是觉得不太靠谱，终于放弃了。

紧接着，受导师程光炜先生一篇研究中国60年代电影文化文章的影响，一度迷上了老电影文化研究。我从商店买了一些老电影的光盘在电脑上一张张地看，什么《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烈火金钢》《小兵张嘎》，除了看光盘，还从我大学同学梁东方家里借出来一大摞老电影连环画看，连环画是静态的，可以对某个画面仔细端详，另外，画面下面的说明文字也很能说明问题。后来，研究方向逐渐明确到了老电影意识形态的生产。这时候，赵勇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研究已经成绩斐然。从《文化研究》上看到了赵勇的文章《大众文化的颠覆模式》，启发我从官方大众文化的整合与颠覆两种模式观察老电影的观影效果。后来，弄出来个几千字的研究提纲《快感的生产和消费——“打仗片”或老电影的文化研究》。大概的结构是：

第一部分：50—70年代的“看电影”文化

一、快感的生产：一种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双重阐释

二、快感的流通和消费：电影消费中的隐含文化和外显文化

三、文化认同和规则的产生

第二部分：作为文化遗产的老电影：消费时代资本的侵入和老电影的再激活、再生产和再消费

一、新媒介的出现和观影空间方式的变化

二、作为现成物和展示品的老电影

三、改编者对老电影的引用、挪用和解构

2004年桃花盛开的季节，我一边在一个旅馆的房间里卧在床铺上舒服地用笔记本电脑看老电影，一边在房间外无边无际的桃林里呼吸着芬芳的花香阅读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在那段长时间的沉静时光，我不但理解而且体验了本雅明所说的机械复制艺术使“复制品”“能为接受者在其自身的环境中去加以欣赏，因而它就赋予了所复制对象以现实的活力。”（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段时间后，我完成了《“光韵”的消失和再生——我们今天怎么看老电影》，算是对这一段阅读体验的总结。除了在电脑上看老电影，我还扩展描述了通过电视机看老电影、在饭店看老电影等新媒体和新时空条件下看老电影所产生的新“光韵”和新境界。这篇文章也算是我那个长篇研究计划的唯一成果。

在文化研究的广阔天地信马由缰地驰骋了一阵子后，博士毕业论文选题到了必须确定的时候，程老师还是把我拉回到了传统的文学领域。开始是选择“当代战争文学”，我觉得还行，和我计划过的“打仗片”电影研究有点关联，后来又进一步缩小到当代小说《红岩》研究。

怎么研究《红岩》，程老师没说，我也没问。但实际上是不用说也不用问，大致的路数心照不宣。那时候，大家都在做文化研究，虽然研究的出发点、目的地不一定相同。《红岩》的主要问题是它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这在各种已经出版的文学史中都有论述。我需要做的似乎只是找到具体的证据，来证明一个大家早已认可的结论。个案研究的好处是对象明确，但困难的地方是没有回旋的余地。在一片很小的地块上耕耘，就只能像中国传统农业一样精耕细作。我的操作方法很像是警察侦破一起案件，警察总是从在犯罪现场提取的看似很不起眼的一点点物证开始，顺藤摸瓜，排除一个个嫌犯，最终抓获真正的凶手。《红岩》的写作虽然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但证人证物并不少。有一件事情帮助我获得了更多的第一手材料，这件事情就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红岩》著作权官司。曾经阶段性参与创作的未署名作者刘德彬和支持刘德彬的中青社编辑张羽等人为了证明刘德彬也是《红岩》的作者，下功夫搜集了大量的原始资料。但对我来说，这个官司本身并不太重要，不管刘德彬输赢，他的出现都成了破坏《红岩》署名作者权威性、神秘性的一道裂隙。对这些材料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即使加上刘德彬，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写作小组”也不过是《红岩》的显性作者，而在他们背后的真正作者是一个超个人的庞大集体和一整套意识形态生产机器和运作机制。

《红岩》研究是我博士三年的收官之作，大部分精力都耗费在材料的收集、辨析、对比上，方法上采用了英国学者保罗·杜盖伊等人的《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中对一件文化产品进行分析时的大致框架。几年后我的研究成果有幸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也是在一个年底的时候，赵勇仔细阅读了我的书并写了《对“红色经典”做文化研究——从〈《红岩》是怎样炼成的〉一书说开去》。现在看来，的确如赵勇兄所说，我的研究虽然大体上目标明确，但因为理论功底不足，对《红岩》“国家文学的定位依然是在‘文学与‘意识形态的思路中修修补补，与文化研究的视角还存在着距离”。如果我当时能够更明确地把《红岩》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大众文化”，如果我当时像阅读本雅明的《機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样认真阅读过阿多诺的《文化工业述要》，意志会更为坚定，思路会更为开阔。阿多诺说：“在其所有的分支中，文化工业产品都是或多或少按照特定的意图、专为大众消费而量身定做出来的，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种消费的性质。文化工业的各个分支在结构上相似，或至少彼此适应，因而自成系统，浑然一体。”如果当年看过阿多诺的这段话，我会努力把《红岩》的生产与60年代政治文化的其他“分支”产品如新闻报道、“革命回忆录”、“革命事迹展览”等展开更丰富的平行研究。阿多诺说：“文化工业有意地自上而下整合其消费者，它把分离了数千年，各自为政、互不干扰的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强行拼合在一块，结果是两者俱损。”如果我当年看过这段精辟的话，我就会对红色文学创作中人们在“作者”“题材”“体裁”等问题上的纠结、欲望和争执有更明确的判断。

当然，在做《红岩》研究的时候，虽然我一方面缺乏法兰克福学派的基本知识，但另一方面，我也并没有像前一两年那样，从“符号学层面、叙述学层面、后现代主义美学层面的解读”去“拥抱”大众文化、文化产业，而是坚持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立场。这种情形多少符合赵勇在《法兰克福学派内外》中引用的一位主张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与中国社会文化现实存在“错位与脱节”的学者的说法，即“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可以‘加以创造性转化后用来分析与批判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思想控制与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西方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的“错位与脱节”应该是存在的。如八十年代杰姆逊在中国的系列讲演《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大概就与中国当时的现实发展有相当的“脱节”，但认为法兰克福批判理论与九十年代末的中国社会脱节就不是一种“现实”而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选择。从我本人的体会来说，当处理历史上发生在“他人”身上的文化行为的时候，由于时间距离的间隔作用，我们很容易把研究者自己从对象身上“超脱出来，去批判地思考、否定、拒绝，直至反抗”，但当面对和处理的是当下生活中正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文化现象时，我们就很容易沉溺其中，这时候，“人们想象，更不用说渴望，完全不同于已知的生活形式的能力消失了”。（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对于把握现实的困难，作家们也同样如此。戈蒂耶在回忆巴尔扎克的独特才华时说：“巴尔扎克和加瓦尔尼一样，只看见他的同代人。而在艺术上，最大的困难就是描绘眼前的东西，一个人可以经历一个时代却对这个时代熟视无睹，很多杰出的人物就是这样过来的。跟上时代——看起来没有什么比这更简单，但也没有什么比这更艰难！不戴任何有色眼镜，不管是蓝色的还是绿色的，用自己的头脑去独立思考，使用现代语言，不去拾人牙慧！巴爾扎克具有这种罕见的才能。”（[法]泰奥菲尔·戈蒂耶《浪漫主义回忆》）这时候，我想到了赵勇的另一本书《抵抗遗忘》，是他曾经在《南方都市报》等报纸上发表的短小精悍的文化评论的结集，这些评论文章都是对当下现实中正在发生的文化现象独立思考后的讽刺和批判。鲁迅在1925年创办《莽原》杂志，通过短小的杂文开展“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现在看来，有知识分子勇于“介入”现实的独特价值。赵勇在《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的后记中感慨于没有“一门心思在法兰克福学派处用功”，而是“一会儿中，一会儿西，骑着骆驼赶着鸡”。“心血来潮时写散文，不吐不快时写时评，致使整个写作乱糟糟的。”这种感慨不无道理，但也许并不一定。鲁迅的写作同样“乱糟糟的”，也有人惋惜鲁迅没有“一门心思”写小说。但鲁迅却说：“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多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鲁迅《〈华盖集〉题记》）虽然赵勇说自己的写作“乱糟糟的”，但其实并不“乱”，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现实关切，都贯穿着“用自己的头脑去独立思考”的勇气和能力。而这是很难的，因为寻求安逸是人类的天性。对于人类的懒惰和胆怯，尼采说：“一个游历过几个大洲、见过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旅行者，当别人问他在各地所发现的人类共同的特性是什么，他回答说：‘人们都倾向懒散。有些人会觉得如果他更公正的话他会说：他们全都是胆小的。”（[美]W·考夫曼《存在主义》）“倾向懒散”和“寻求安逸”大概是大大小小的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与社会现实“握手言和”甚至“发生了‘爱恋”的现象学根源。

（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