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高校舆情及舆情引导研究综述

陈 燕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近十年高校舆情及舆情引导研究综述

陈 燕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高校舆情目前已经成为公共舆情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普遍关注。随着媒介生态和舆情环境的变化，近些年对高校舆情的研究也从无到有并呈现日趋升温状态，研究的范畴、关注点不断拓展。纵观2006年至今十年来有关高校舆情的研究成果，主要涵盖了高校舆情概念的界定、高校舆情引导工作发生的变化、高校舆情引导中存在的问题、对高校舆情发展提出的建议、高校突发事件舆情研究变化等五个方面内容，但对于舆情的研究受政治、经济、文化、媒介融合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整体水平仍有待提高，研究方法也有待于改善。

高校； 舆情； 综述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决策制定过程中广泛吸纳公众意见的做法成为我国教育政策关注教育舆情，特别是高校舆情的典范。随着“舆情话题”的升温，高校舆情已经成为公共舆情的重要构建，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普遍关注。中国知网输入“高校舆情”(选择“精确”)，得到232条结果。输入“高校舆情”(选择“模糊”)，得到1900条结果。从知网搜索的结果来看，高校舆情相关研究开始于2006年，但当时没有明确提出“高校舆情”这一概念，仅涉及与之有关的内容，如孙兰英的《论高校突发性事件的预警教育机制》[1]。桑华在《高校舆情研究探析》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高校舆情这个概念[2]。高校舆情传播过程中，呈现出实时化、移动性、全时空的传播特点，从2006年至今的十年间，学界对高校舆情的思考从无到有，从开始建立舆情研究机制到舆情研究机制的逐渐完善，从对舆情的预测、认知、引导、调控等研究的趋于成熟，到研究的范畴、关注点不断拓展，关于高校舆情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深入展开。

一、 高校舆情概念的界定

多位学者对舆情概念做了界定，“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国家管理者所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舆情的构成要素主要有舆情主体、舆情客体、中介性社会事项和舆情空间。”[3]舆情是由个人及各种社会群体构成的民众，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空间内，对自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4]王来华将舆情定义为“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舆情主体的民众对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5]而对于高校舆情的研究，桑华认为，高校舆情主要是指师生员工的态度和情绪，具体包括师生员工对各种社会生活现象、事件的感受、认识和评价倾向等。并提出，高校在实际工作中对舆情的理解，必须把握四层含义：第一，师生员工的意愿和思想是形成舆情的始源，没有意愿和思想，就没有舆情；第二，舆情所要反映的思想和意愿，会对国家教育部门及高校决策行为产生影响；第三，舆情因变事项是舆情产生的基础，研究、分析舆情，首先要深入研究、分析舆情因变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第四，舆情空间对舆情传播及其对学校党委决策行为的影响有重要作用。[2]

随着研究的推进，现在，对于高校舆情概念的界定已经基本成型。高校舆情，是一定时期、高校这个特定范围内的群体性思想、意见和建议的反映。

二、 高校舆情引导工作发生的变化

1.高校舆情引导研究现状

随着高校舆情事件数量的逐年增多，高校由原先的消极被动应付、发布信息滞后，开始重视舆情工作，通过主动公开发布信息，积极引导舆论，消除公众疑虑，将舆情管理提升到关乎高校声誉及校园稳定的高度来认识，也逐步形成了一定的组织机制。

在高校舆情研究领域，舆情引导系统建设研究是现有研究的重点，从现实的文化、媒介、舆情环境出发探索方案解决高校舆情引导的燃眉之急是高校舆情引导向前推进的立足点，优化配置高校资源，建立与完善高校舆情引导系统任重道远；其次，大众传播与新媒体向高校舆情工作发出挑战，复杂社会环境与多元媒体相互作用，如何在这种现实状况下做好跨媒体范畴的舆情引导；大媒体环境下高校内外协调引导的舆情引导方式成为未来高校舆情引导的重要课题；再次，高校舆情引导研究深受外部大环境的影响，其中媒介发展和社会文化变迁是影响高校舆情引导走向的两个重要因素。放眼未来，我国媒介生态环境愈加多元开放，社会文化更加丰富、包容并蓄，未来高校舆情引导探索自身规律就显得尤为重要，唯有抓住高校舆情引导的“本”才可能抓住它的末，在复杂多变的形势里治标治本。

2.逐渐突出高校舆情引导的重要性与重要作用，更新理念、变更方式方法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社会经济文化思潮争辩激烈，高校学生在社会大背景下思想理念、行为选择、个性心理甚至政治倾向备受舆论环境干扰，“新媒介的普及以及新媒介文化在高校学生群体中的渗透，给高校的舆论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新媒介环境下的高校舆论安全构建，高校舆论安全是校园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教学工作得以正常开展的前提。”[6]有关高校舆情工作重要性的研究被反复提及。

传统媒体时代高校舆情的信息来源、传播渠道、发展空间受到严格控制，舆情信息通常由官方掌握，信息传播渠道通常为官方控制，校园舆情的生存发展空间极为狭小。传统媒体时代，校园舆情生成发展相对缓慢，可控性强，引导者根据形势可及时采取强有力的控制措施进行舆论管理，整个舆情发展过程中引导和监督者始终处于领先位置。新媒体时代，大众传播的工具使用与文化发展空间迅速扩大，高校舆情在信息来源、传播渠道、发展空间上变得自由，生成发展机制较以往大不相同。特别是在新媒体工具与新媒体文化作用下，高校舆情的内化性与聚合性迅速增强，生存发展的自我空间要求降低，而外部空间却不断扩大。同时，新媒体环境下的舆情制造者、参与者有着与引导监督者几乎同等的信息地位和参与权，舆情主体的话语权意识及行动参与意识不断增强，引导工作难度受内外环境影响不断加大，舆情引导理念、方式方法需要随之变革。

陈燕、肖建昌指出“高校要突破传统的灌输式舆论宣传理念，改变措施，变灌输为启发，在人性化、柔性化、隐性化的传播过程中帮助受众更加清晰认识事件发展，校园舆论引导应摒弃传统舆论引导一般化、表面化的弊端，贴近现实、贴近大学生受众，注意引导的艺术性，在潜移默化中实现舆论引导的有效性。”[7]吴斌通过对传统高校舆论引导理念、手段的反思提出了“优化校园多媒体资源配置，占领舆论引导的信息平台；建立校园信息和舆论快速反应与互动机制，掌握舆论引导主动权；技术手段和规范管理双管齐下，保障校园舆论的正确方向”[8]的引导新办法。如此看来，新形势下的高校舆情引导只能加强而不可松弛，只有从管理意识上认清我国高校舆情引导的重要性与作用才能更好地应对挑战。

3.更加重视高校校园媒体建设管理，促进高校多媒体引导系统引领力的形成

高校多媒体系统是指以高校党组织为宣传指挥中心，以校报、校园广播、有线电视、校园网站等为主平台，以校园新闻、学术动态、文化活动、时事评论等为主要内容，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具有较强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校园媒体的总和。高校多媒体系统是高校舆情引导的主阵地，是高校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和意识形态管理的最重要窗口。以校园媒体为核心组成的高校多媒体系统，其覆盖面广、到达率高并具有一定强制性，它在高校师生中有良好的接近性与权威性，亲近感强、可信度高，舆论引导过程中学校可快速有效地通过校园媒体对校园舆情进行干预，特别是在某些事关师生利益的突发事件或校内外对广大师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事件中，多媒体系统能有效地帮助舆情引导者取得主动权。

朱敏认为“当前，许多大学校园各媒体之间未能有效地整合，综合利用率不高，发挥的作用不大，传播辐射的广度和深度受到制约”，提出“在新形势下，要充分发挥校园媒体的宣传、舆论引导作用，就应使各种媒体形成一个有机整体。”[9]在议程设置理论中，传播媒介对外部世界的报道不是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活动。传播媒介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针，从现实环境中选择出它们认为重要的部分或方面进行加工整理，赋予一定的结构秩序，然后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10]重视高校校园媒体的开发与建设，构建全面覆盖的多媒体引导系统，充分发挥议程设置功能，加强高校校园媒体在宣传报道过程中的选择、排序功能，促成高校多媒体系统形成舆论引领力。对于这一问题，班生呼吁“高校应该不断加强包括校报、校园广播、校园有线电视、校园网络、校园期刊等校园文化信息传播交流载体建设，整合提升校园媒体传播效能”，并给出“提高思想认识；畅通舆论渠道；注重引导艺术；加强队伍建设”的对策方针。[11]

发挥校园媒体在高校舆情引导中的优势作用，建设以校园媒体为主导的舆情引导系统是我国高校舆情引导的必然选择道路，新环境下的多媒体舆情体系建设任务繁重，如何进一步利用固有资源去开发新资源，最大化的获取高校多媒体系统引领力进行舆情引导成为我国舆情引导的重要研究内容。

4.研究对象、现象愈加具体深入，对学生自媒体使用情况开始细化与量化研究

伴随传媒发展和舆情环境的变迁，高校舆情引导形势和任务不断变化，早期高校舆情引导工作主要通过校报、校园广播、宣传海报等进行，舆情引导相对容易，舆情监控较易进行，但新环境下高校舆情形势复杂，舆情引导必须更具针对性，必须紧跟舆论主体的心理与行动并充分考虑媒介自身的发展。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一路高歌猛进，高校舆论场可大可小，周期可长可短，各类信息与载体让人目不暇接，舆情参与者愈加彰显个性。

孟达、刘颖洁通过对国内高校舆情热点事件的分析，探讨了高校微博舆情的生成机制，并针对微博提出“建立高校网络舆情危机应急处理机制，加强微博与学生的互动，培养微博意见领袖的微博舆论引导办法”。[12]蒋广学等学者根据高校突发事件与网络媒体的紧密关系把高校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与网络舆论引导相结合，充分考量了新媒体环境下高校舆论引导的工具选择与独特性，提出了“一个目标”、“两线预警”、“三次干预”、“四类引导”、“五项转化”的高校突发事件舆论模式理论。[13]全晓松、陈永华、孔浩则把研究对象指向了活跃在高校校园的自组织群体，抓住高校自组织的生存命脉——网络，提出“建设高校自组织网络群主导舆论领袖团队，引领网络舆论主旋律；精心构建高校网络平台综合功能，发挥高校自组织网络主导舆论的引导力”的高校自组织网络舆论引导基本对策。[14]

5.从建立舆情引导机制到聚焦网络媒体尤其是新媒的研究

网络媒体尤其是新媒体成了我国现阶段社会舆情的最重要载体，他们开放自由，包容性强，尤其是新媒体更是时尚光鲜，可以说在信息技术发达的当下，网络媒体是舆情的最强面，新媒体则是舆论的闪光点，聚焦网络媒体尤其是新媒体是舆情引导的必然选择。葛晨光阐释了当前加强高校网络舆论引导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深刻剖析网络舆论特性，提出以“加强组织领导、完善网络设施、健全网络管理机制、开展网络舆情分析、组建网络评论队伍”为核心的高校网络舆论引导的新途径新方法。[15]丁松虎以案例入手，从文化、文化自觉的新角度而不是传统的传播学角度畅谈文化理念在高校舆论引导中的重要作用，探究符合区域特色的高校舆论引导之路。[16]高校网络舆情是高校舆情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但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网络舆情不断分化，以新媒体为舆论载体的新舆论场逐渐占据高校舆情的制高点，成为高校舆情引导的亮点，同时也是难点。向翠林，周萍，刘青根据微博在高校舆论环境中的角色扮演，分析微博在高校网络舆论中所起的独特作用，强调以舆论引导队伍建设、软引导与硬引导相结合的办法，从引导设施建设、队伍建设、机制建设及组织领导建设等角度加强微博环境下的舆论引导的适应性。[17]网络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舆论引导成为高校舆论引导的面与点，这是高校舆论引导的环境适应表现，是由当前社会环境与媒体环境决定的，这类研究对高校舆论引导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6.重视舆情引导长效机制的研究，探索高校舆情引导基本模式

建设系统完善的高校舆情引导体系可以有效预防化解校园突发事件，维护师生正常工作；可以为落实学校各项政策方针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可以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构建和谐校园文化；可以有效激发师生对学校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推动高校向更深层次发展。[18]面对高校舆情引导不断提升的地位事实，分散、片面的高校舆情引导显然不足以应对新环境下的难题，建立系统长效的引导机制，探索高校舆情引导的基本模式成为此类研究的严峻课题。

建设系统完善的高校舆情引导体系是研究者的普遍要求，同时，加强舆情监管，完善高校舆论场建设，也是新媒体环境下有关高校舆论引导长效机制研究的另一内容表现。发挥高校多媒体系统在高校舆论场中的领袖魅力，借高校舆论场的引领和净化能力达到舆论控制的目的，以此帮助高校师生提升媒介素养，建立和谐的高校舆论场体系。蒋立宏对高校舆论场群进行划分，指出了组成高校舆论场群的不同舆论场的特点，校外传统媒体——社会影响深远的舆论场；校内传统媒体——师生关注最多的主导性舆论场；网络媒体——开放程度高、传播速度快的舆论场；微博等新兴媒体——受师生广泛运用的舆论场[19]，他认为可以通过高校舆论场建设完成舆情引导的任务。

三、 高校舆情引导中存在的问题

蔡晓平、李海云认为，高校舆情引导中存在以下问题：高校网络舆情未被合理划分类型；舆情引导机制不完善(包括方式单一，引导观念落后，制度缺乏，引导效率较低，认识不足，引导深度不够和队伍薄弱，引导力度偏小)[20]。同时，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彻底打破了以往传统媒体时代高校的舆情环境，高校在舆情事件中不断探索、积累和总结了一些应对策略、步骤和方法，但目前成系统、有步骤的高校舆情应对和引导模式依旧没有完全构建形成。许多高校面对舆情时的应对出现了“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的局面。[12]

1.校园舆情应对手段仍然陈旧

很多高校领导和宣传部门在应对新媒体时代的网络舆情时观念陈旧、方式老套，还没有跳出以前传统媒体时代的惯性思维，对于新媒体环境下的舆情传播的特质和影响认识、了解、研究不够，依旧采用“封、堵、删”的老办法，陷于发了又删，删了又发的循环，不利于舆情的解决，因而对舆情事件回应迟钝或拖延。高校舆情的预防、研判、应对与引导工作事关高校的健康发展，是校园稳定的重要环节，目前很多高校宣传渠道、媒体平台、信息传播和舆情引导更多采用传统单向传播宣传模式，但随着自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越来越紧密，媒体传播呈现出多级性、互动性的特点，这种陈旧单向的宣传说教和舆论应对引导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新媒体时代多元、复杂、快速、广泛的网络舆情新生态环境。[21]

2.传统的校园舆情应对和引导方式效果日趋减退

以前高校校园信息的发布渠道更多为官方主办的校报、校园广播、校园电视台、校园网等，在舆情应对和引导中占主导地位，可以通过本身的控制力来影响信息的传播和引导校园舆情，大学生只是校园媒体信息发布的被动接受者，这个时候高校是校园信息的实际传播者和控制者。[22]新媒体时代，每一个大学生都可以通过个人社交平台发布所见所闻所想，快速传播各类舆情信息，给传统高校信息发布渠道带来挑战，传统的校园舆情应对和引导方式效果被削减。

3.高校舆情危机管理者的素质参差不一

目前高校的舆情管理、监控、应对、引导工作大多没有专职人员，工作大多由宣传部门、学工系统工作人员来完成，他们缺乏专业的舆情分析研判与应对处置知识，没有舆情预警监测的专业技术手段，兼职完成舆情工作时间和精力也有限，导致舆情信息工作滞后甚至有可能使重大舆情被忽略。校园舆情的应对工作应有掌握相应技术的专业人士来完成，同时还需要借助专业的舆情监测系统平台，目前高校普遍缺失专业化队伍和专业化技术平台。[23]高校舆情危机管理工作中，涉及到的部门很多，宣传部、学生处、团委、后勤处、保卫处等等，这些管理人员在年龄层次、知识结构层次、社会经历层次以及具体的业务工作素质层次上都有差异，具体的工作中，也缺乏相应的培训与技能的掌握。

四、 对高校舆情发展提出的建议

1.“人”的内部研究不足，引导从内部环境开始

纵观我国有关高校舆情引导的众多成果，研究者多从对外部环境的研究入手，突出强调外部舆情环境建设之于高校舆情引导的重要性，忽视了对舆情主体“人”的内部引导研究。大数据时代的受众受外部环境内化作用非常明显，即便如此，必须认识到受众在信息选择、接收上的自主性，外部环境之于个体的作用更多是个体内部对外界环境的一种主动选择，并不由环境主导，外部环境必须通过个人对信息的反馈处理起到影响作用。

在我国高校舆情引导研究中，研究者通常以“高校”这一大客体为中心，以高校这一大学生聚集地为研究整体，围绕“高校”这一概念化的物质客体进行。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性格活跃、观点易动、好从众、易盲从。要加强人的内部引导，首先，引导理念上必须突出个体、弱化“高校”这一概念集合体，只有这样，舆情引导的目光才能逐渐回归到它本应该作用的本体上，而不是仅聚焦在高校上。其次，引导措施要以人为本，从人的角度、从个体感知上下功夫，把舆情引导的作用力更加直接地作用到高校集合体下的每一个具体的人。再次，弱化舆情引导的因果逻辑认识，看淡舆情引导过程中环境之于个体的直接巨大作用，强调人与环境的双向互动，尊重并看重人的自我能动性，降低引导的强迫性、压制性，顺势而为，自然、本然地对高校师生进行引导。

2.软引导与硬引导、学校内引导与社会外引导协调连贯

我国高校舆情引导存在衔接松散、缺乏持续性的通病，在以往的高校舆情引导研究中，研究者针对的主要是舆情引导中的一个环节、一项内容，研究系统扁平，学校内引导与社会外引导脱节，没有完整的引导作用周期。此外，研究者主要把视线聚焦在舆情环境塑造上，环境建设过程中过于偏向硬引导，在文化引导、心理引导、行为引导等具体细节上缺乏人本关怀，软引导不够，容易急功近利，不能内外协调、全面引导。

由于在舆情引导的时间延续上缺乏有效考量，没有考虑如何建设一套长期有效运行的引导系统，从时间的延续性上把高校舆情引导的作用维持下去，因此无周期、不连贯、效用低。要加强舆情引导的周期建设，首先必须从引导理念上把舆情引导看成一个完整的过程，舆情引导的作用就在于让每一个受此过程熏陶的个体的行为可控。其次，要建立一套科学有序的引导系统，突出引导的长效性。再次，加强监管、灵活变通，根据引导环境变化以及个体情况进行协调。规章和规范是一种“硬约束”，也是高校正常运转的保障，但同时也要注重发挥“软约束”在舆情引导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软约束”规制出大学生群体普遍认可的价值体系与是非标准，让规章规范的核心要义潜移默化地在大学生心中留下印记。[24]“软约束”要在文化建设与氛围培育中形成，立足“微媒体”打造“微文化”，在“微”体系上集聚放大正能量、形成正导向。[25]

3.高校应构建大数据舆情研究中心，建立舆情监测数据库

研究认为，高校应构建舆情研究中心，在大数据背景下开展对校园舆情的研究，对比不同数据状态的舆情走向，总结不同舆情危机的处置方式，探究分析舆情事件背后的数据分布情况，建立舆情事件数据库，挖掘舆情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和规律，为更好地处理高校舆情事件提供参考。通过舆情数据库数据分析，探究哪类突发事件最易引起学生的高度关注和负面评价，发现哪些方面的社会热点学生最为关切，辨别出哪些活动对大学生思想认识的冲击最大，针对不同的数据分析结果，做出不同的舆情危机处理预案，构建和谐稳定的高校舆情环境与校园秩序。

五、 高校突发事件舆情研究变化

近年来，我国高校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并有逐步增加的趋势，影响高校正常教学和科研秩序，严重危害高校的安全稳定。刘清生、张强、张宇将高校突发事件分为三类: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如传染病、食物中毒等事件；公共管理突发事件，如非法集会、游行、绝食、领导腐败、政治运动等；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如火灾、洪灾、地震、校园暴力、师生人身意外伤害等。[26]张书明、杨林指出，大学生群体性事件指大学生受特定的中介性事件刺激，聚众以非法的形式或手段来表达意愿的一种群体行为。大学生群体性事件对高校的正常教学、生活秩序和社会的安全稳定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27]赵治、王集令指出，应当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对高校突发事件真相及时公布；构建多部门组成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管理队伍，形成有效的应对机制；及时对突发事件的原因、过程、结果予以总结和公布，利用互联网平台对大学生进行教育。[28]张杨、周晓波针对大学生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机制指出，大学生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对大学生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也就对应着不同的应对机制。[29]高校应认真听取各种各样的舆论声音，对一些苗头性问题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及时评价、研判、反馈舆情信息，将其作为了解师生心声、促进工作改进、化解各类矛盾的重要手段。[30]高校突发性事件的舆情管理从开始的无措应对到现在的有效管理，已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随着舆情环境的变化，高校舆情管理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与研究阶段。

高校舆情作为社会舆情的重要组成部分，舆情引导是否正确和有效，不仅对高校教育管理影响巨大，亦对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意义重大。通过对近十年我国高校舆情及舆情引导的回顾可以发现，不止高校舆情研究的概念本身，舆情引导的研究也受政治、经济、文化、媒介融合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发展迅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整体水平仍有待提高，研究方法也有待改善。高校舆情研究不能放松，舆情监督管理应更加科学合理、人性化，网络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继续对高校舆情引导形成压力，探究舆情引导的普适模式十分必要。高校舆情引导要多方联动，激发高校师生在整个舆情引导过程中的积极性和良好接受态度是确保引导效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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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 曦]

G206; G649.2

A

2096-4005(2017)04-0085-06

2017-03-23

2017-05-06

陈燕(1978-)，女，陕西汉中人，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陕西省重点舆情信息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媒介与舆情传播、大众传播与区域发展。

2016年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期高校意识形态建设中的舆情引导”(2016M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