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纵理论意识形态因素影响下《汤姆叔叔的小屋》三译本的研究

付雨萌

摘要：过去，翻译学理论注重语篇转换中的精确表达，认为译者的第一要务是忠实。后来，翻译研究开始出现文化转向，影响翻译的外部元素开始受到关注，翻译被放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文化语境中进行探讨，勒菲弗尔提出的操纵理论就是其中之一，该理论认为主要有三种因素在影响翻译，即意识形态，诗学观和赞助人。本文选择1901年林纾和魏易的译本《黑奴呼天录》，1982年黄继忠的译本《汤姆大伯的小屋》以及1998年王家湘的译本《汤姆叔叔的小屋》，集中探讨意识形态因素影响下，译者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以及翻译目的。

关键词：操纵理论；意识形态；翻译策略

一、《汤姆叔叔的小屋》及其译本介绍

《汤姆叔叔的小屋》是1852年由斯托夫人发表的一部反奴隶制小说，小说中关于黑人及奴隶制的观点曾在美国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常被视作美国南北战争的导火索。作为19世纪最畅销的小说，它不仅被多次改编成电影和戏剧，还拥有超过30种语言的译本。

目前中国的主流译本有三种：（一）《黑奴吁天录》：此时的中国正处于遭受列强侵略的苦難之中，中国人民的境遇与黑奴十分相似，此译本因而带有十分强烈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二）《汤姆大伯的小屋》：译者命途坎坷，该译本的翻译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跨越的历史时期长，有它的特殊性；（三）《汤姆叔叔的小屋》：翻译于20世纪末，中国此时正处于思想解放，外国作品大量译入的时期，这个时期的译者不再束手束脚的翻译，他们更注重译文忠实性和西方文化的传达。

二、勒菲弗尔操纵理论

（一）操纵学派的基本理论

1985年，勒菲弗尔首次提出了“改写”概念。他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改写即操纵”。改写受目的语文化的诗学、文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在翻译活动中，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通过改写对翻译功能的实现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产生影响。操纵学派的理论给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可以把翻译放置在一个更广的社会背景下进行分析评估。

（二）意识形态的基本概念

意识形态（Ideology）最早来源于希腊文，最先由法国思想家特拉西引入西方哲学界，用以指法则，观点以及对事物的看法。关于意识形态，许多思想家对其下了不同的定义，而勒菲弗尔则认为，“意识形态是规范我们行动的形式、习俗和信仰的总称”，因此它包括伦理道德，宗教甚至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是个涵盖面非常广的概念，本文主要选取宗教和伦理两个方面，来对比三译本在处理这两方面的材料时所采取的不同翻译方法。

三、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三译本的区别

（一）从伦理方面对比三译本的区别

例1：原文：Uncle Tom's Cabin

林译：黑奴吁天录

黄译：汤姆大伯的小屋

王译：汤姆叔叔的小屋

从这个对比能很明显地看出，标题中的Uncle Tom，三个译本做了三种不同的翻译，林纾的译文是纯粹的改写，他没有把Uncle Tom的字面意思翻出来，而是把Uncle Tom的既是黑人又是奴隶的身份给指出来了，他没有用“黑人”这样中性的词汇，而是用了“奴”这样一个贬义词，在篇章中“奴”的出现频率也远高于其他译本，想来是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由于国家处于危难之中，他需要更为不断强调这个字，以引起那个时代国人们的共鸣，唤起他们的危难意识。另外，稍微翻阅林纾翻译的其他作品不难发现，他在标题的翻译时常常改写，比如他曾把狄更斯《老古玩店》翻作《孝女耐儿传》，把哈葛德的《蒙特祖玛的女儿》翻成《英孝子火山报仇录》，他喜欢在标题中增加道德伦理的色彩，把外国名著做中国化的道德解读，所以这里的“奴”其实也带有古代中国的阶级色彩和伦理文化。这样翻译不仅是为了让不熟悉西方的中国人更好地去接纳西方思想，更是因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轻视小说，也轻视小说写作，但凡大文豪是绝对不屑去写小说的，更不要说小说翻译了，林纾作为开先河者，他需要有个正当的理由从事小说翻译，这样翻译标题，至少看过去和当时中国的“忠”，“孝”主流文化相符，对于他的翻译事业十分有利。

黄继忠把Uncle译作大伯，可以看出他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意识形态的影响，由于作者最早是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开始翻译，那个时候的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度还十分有限，长幼尊卑还分得十分清楚，对于长者，中国的传统伦理观念认为，一定要给以相称的称谓，否则就是不敬，比如没有血缘关系，对方又是比自己父亲还要年长的男性，通常会尊称对方为“大伯”。由于小说中汤姆比谢尔比还要大8岁，谢尔比的儿子称呼汤姆作大伯也就非常自然地符合中国的传统习惯，由此可见译者做此翻译仍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

而王家湘则对Uncle采取了异化的翻译方法，直接把它翻成了“叔叔”，原因是90年代末，人们开始接触到越来越多的西方思想文化，也渴望了解西方的文学作品，这个时期的作品翻译也更偏向异化，更注重对原文的忠实性，译文的美学特征等，加上西方思想的影响，对于长幼尊卑，界限也稍有放松，不再像过去那样有那么严格地限定。

例2：I want to make him happy （Chapter15）

林译：此奴于水中拯吾命，故欲得之。

黄译：我想使他快乐。

王译：我想让他快乐。

很明显，原文只是单纯的一句“我想使他快乐”，林纾却对这句话做了道德上的解读，把它翻成因为对方救了我的命所以我才想买下他，因为前些章节，汤姆确实因为夏娃落水而救了她，这符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的知恩图报，也更易被当时的读者接受，但原文不一定真是这个意思，所以在后来的黄继忠和王家湘的译本中，两人都没有对这句话做过多解读。

例3：原文：Chapter 1 In which the Reader is introduced to a man of humanity

林译：省略未译

黄译：本章给读者介绍一位善人

王译：本章向读者介绍一位有人性的人

这是第一章的标题，林纾对整本小说的章节标题都未做翻译，而是直接写第一章，第二章，究其原因，比较复杂，由于清末小说翻译不成熟，译者常根据自己翻译目的的不同而对译文进行擅自加减，林纾大概觉得标题信息不重要，所以并未译出。

黄继忠把“a man of humanity”翻作善人，而王家湘翻作了有人性的人，就译文连贯而言，黄译更通畅，但王译对“humanity”的解读更忠实原文。黄之所以把humanity作“善”的解读，一部分原因在于服务当时社会主义价值导向的需求，另一方面， “人性”对当时的读者而言还是个陌生的词汇，那个时代还没有关于人性的探討，所以黄把该词归化翻译成了更易于当时读者理解的“善”。而到了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个人意识开始得到重视，舆论相对放宽，渐渐的，开始有人探讨人性，“人性”这个词也就慢慢变得不那么陌生，所以王家湘可以采用忠实的翻译，呈现出最接近原文意思的表达。

三位译者因为所处时期不同，翻译目的不同，对伦理相关的内容作了完全不同的翻译，林纾总是对原文做出顺应中国传统道德伦理观念的改写，黄继忠受当时主流意识的影响，采取归化的翻译方式，而王家湘则因为开放的社会潮流的影响而采取异化，可见不同时期人们不同的意识形态对译本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译本质量的评估不能割裂时间来看。

（二）从宗教内容看三译本的区别

例1：——souls crushed and ruined， evil triumphant， and God silent...

and when nobody came， he would crush back to his soul bitter thoughts——that it was vain to serve God， that God had forgotten him.（Chapter 38）

林译：（删去未译）...愈疑信天之人，屈于不信天者之下，天意似为此辈所夺，而不敢复持正道也。

黄译：人性遭到摧残和糟蹋，恶人耀武扬威，而上帝则沉默不语...当他看不见有人来时，往往压抑不住内心的怨恨，决定信奉上帝毫无用处，上帝已经抛弃了他。

王译：灵魂被摧残被毁灭，邪恶得胜，而上帝则沉默不语...当谁也没有来搭救他时，他就把怨恨的思想——信奉上帝毫无用处，上帝已经忘记了他——拼命压在心底。

林纾把God翻成了天，是因为考虑到当时的人们对对天更有认同感，他不仅对God做了处理，对heaven也做了处理，把它翻作佛教概念的“极乐世界”，以更好地被读者接受。王家湘和黄继忠都保留了上帝，只是关于“souls”，两人做了不同的处理，黄继忠把它替换成了人性，而王家湘保留了基督教色彩的“灵魂”，原因在于黄所处的时代，还没有关于“灵魂” 的认知。

四、结论

翻译不是闭门造车，译者进行翻译时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是忠实还是改写，取决于译者翻译想要达到的目的以及许多其他的外在因素，因此翻译并不是一种字对字的机械活动，他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也是不同时期，相同作品的译本会产生如此巨大差异的原因。因此评估译文的时候，我们不应忽略社会文化因素，不应忽略意识形态对译者的操纵，这有利于我们宏观地把握翻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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