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与李劼人的交往
——围绕在嘉乐纸厂周围的名人档案解密之一

付金艳/四川乐山师范学院文新学院

本文为“2015年四川省社科联、乐山师范学院学科共建项目（编号：SC15XK059）”、“2015年四川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资助项目（编号：15DFWH006）”与“2015年四川基层文化服务中心资助项目（编号：jy2015b06）”阶段性成果。

在嘉乐纸厂的档案卷宗里，存有这样一封李劼人的散佚信函：

炎培先生：

四月七日来示和轻工业部专家们宝贵的意见，都已收到。我已遵照先生的指示，将它交给西南区各方面的主管当局，希望他们重视这件事，一如您的重视一样。

因为我们的纸厂，目前正遭逢了没有销路而形成周转上极度的困难，不得不再来麻烦先生，向您申诉，希望获得先生的同情而加以特别的，迅速的伸一伸援助之手！

我们的纸厂，素为先生所瞭解，在过去廿五年的历史中，对于社会文化的贡献，曾留有不可磨灭的印象。自而我们的厂所遭到的实际的困难情况，兹只举几项事实如下：（一）欠职工的薪水达一个半月之久；（二）负债约计食米贰仟四五百双市石，中间以不合理的高昂电力费为最；（三）员工伙食已经无肉维持，随时都有断炊之虑；（四）派认了胜利折实公债六千九百分，催索至急，大有非在几天内缴纳不可，有时候，确有不大顾忌事实困难的趋势。

信函没有落款，也没有写信人和写信时间，不过从字迹上可以看出这是嘉乐纸厂董事长李劼人的亲笔信，从内容上可以推测出写信时间是在1950年4月7日以后。1949年的嘉乐纸厂因时局动荡而3个月无生意，停产9个月，元气已经大伤。四川解放后，出版事业风起云涌，纸张需用量激增，给嘉乐纸厂带来生机的希望。在1950年1月11日召开的嘉乐制纸公司第九届二次董监联席会议决议纪要中，充分显示了李劼人及其同仁对于嘉乐纸厂的未来发展前景是充满了信心的。然而好事多磨，产品的销量并不好，董事长李劼人非常着急，四处托关系、找门路，想方设法打开销路。四处碰壁之后，他想到了一个可以求助的对象——黄炎培[1]。

李劼人为什么会想到黄炎培呢？

首先黄炎培时任轻工业部部长，造纸业隶属于轻工业部管辖。其次李劼人与黄炎培应该有私交的，李劼人为了嘉乐纸厂的事情拜托黄炎培也不是第一次了。翻开黄炎培的日记[2]，就多次提到李劼人与嘉乐纸厂：

1939年3月（22日）三时，偕幼椿假沙利文设茶点邀谈，到者邵明叔、尹仲锡、刘豫波、李伯申、裴铁侠、周太玄、陈益廷、黄润余、廖学章、李劼人、邓雪冰(文仪)，前六人皆发言，一片为民请命之声。

（27日）傍晚回。刘县长来。武大秘书丁景春来。高公翰来，未晤。黄哲明及王怀仲（璐）来（嘉乐纸厂经理）。

1939年3月3日，国民参政会成立以李璜[3]为团长、黄炎培为副团长的“川康建设视察团”。22日所记载的就是这期间在李璜的介绍下认识当时四川的各界精英，其中就有李劼人。24日出行考察，第一站就到了乐山，27号接见了嘉乐纸厂发起人之一的厂长王怀仲。

1940年

成都空警，散步西郊，归为乡人说亭林故事三绝句：

背郭堂空掩夕霞，江南游子老无家。

白头多恐伤迟暮，红到交芦一片花。

——百花潭西红芦艳绝

蜀西秋老似江南，国破家亡人健在。

惭愧亭林尚有田，谁人解得沈深意。

密竹疏枫映绿潭，河山一担我犹堪。

雁门雪垦华阴烟，辛苦牛羊泽满千。

读周孝怀所为，《辛亥四川百变之我》，载各种文件，因李劼人《大流》加以恶评而为辩白。

此处的《大流》应为《大波》。李劼人现实中对于周孝怀的评价并非“恶评”：

在谈到杨度和周孝怀时，他认为杨不如周，因为周说得上是个策士，晚年在上海成了金融界的主要幕后人物，比黄炎培厉害。而杨不过善于投机而已[4]。

不过从日记中可以得知，黄炎培不但认识李劼人，并且还读过其作品。

在施工过程中，必须尽可能地做出明确标示，提醒相关的施工人员加以注意，采取相对合理的支护方式预防塌方的时间。对于一些塌方前的征兆，一定要做好总结。在实际的施工过程中必须要多加注意，对于发生的异常情况，一定要认真分析并制定相对应的预防措施，及时进行处理才能有效地保证施工人员的安全。

1943年3月（10日）昨夜少睡，今晨未得晏起，九时至参政会，李幼椿、李劼人来谈嘉乐纸厂向四联借款事，为函介刘攻芸 。[5]

李劼人写给黄炎培的信

由黄炎培签署的中央人民政府轻工业部通知

（11日）午，招李劼人（陕西街余家巷21嘉乐纸厂办事处）及幼椿、舜生来杂谈，维手治便餐。

5月（3日）电乐山嘉乐纸厂李劼人；刘秘长已洽，即日提出贷款会，再提理事会，才完成。赵棣华关系最切，已径洽。

（8日）讯李劼人乐山，写字于贝淞孙来笺上。

从上边日记得知，3月10日李劼人希望从“四联”得到贷款，托黄炎培代为介绍四联总处秘书长刘攻芸。第二天黄炎培就召集李劼人等人来家吃饭聊天。到了5月，向四联贷款的事情终于得到了刘秘书长的答复，黄炎培迫不及待将喜讯告诉李劼人，过了几天又再次写信给李劼人，可惜无从得知具体内容。不过从3月到5月，两个月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于李劼人个人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身兼董事长与总经理双职的李劼人在4月1日的股东大会上被部分股东责难而愤然辞去总经理之职。其实1943年对于一直在苦苦挣扎经营的嘉乐纸厂来说，是一个大转折期。1943年教育部规定全国中小学教科书尽量采用嘉乐纸印刷，这好比雪中送炭，嘉乐纸的产量增为一年三万多令，登记资本也涨到了伍佰万元，嘉乐纸厂迎来了其开创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李劼人此时就是抓住这个机遇，借款购买设备，扩大生产规模。不过因为部分股东还没有看到这样的发展势态，对于董事长李劼人的经营管理颇多责难，李劼人愤而辞职并于会后立即返回成都，不再过问公司事务。不过到了8月份，误会消除，董事会又联名请回了李劼人董事长。由此，嘉乐纸厂迎来了其黄金时期，为抗战、为大西南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6]。

作为民营企业，嘉乐纸厂从1925年由李劼人及其同人创办之初，就秉承着实业救国的理想。抗战前，中国有机器造纸工厂 32 家，但大多集中在上海、江浙一带。四川机制纸厂，战前仅嘉乐纸厂一家。抗战爆发后，因为交通中断而导致纸张供应奇缺，纸张被作为“日用必需品”而为政府所统管，嘉乐纸厂在中国抗战最艰难、物质最紧缺的时刻，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其作用，其生产的纸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军用、民用纸张的危机，并作为新闻用纸为抗战宣传发挥了特别的作用，而被选作为国定本教材专用纸张后，更为大后方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纸厂获得盈利之后，在股东第一次分红之前，嘉乐纸厂就设立了“文化补助金”这个专项基金，将办厂的目标和理念落到了实处，让人感动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片救国情怀和无私之心。1940年嘉乐纸厂设置了“文化补助金”，该项资金是嘉乐纸厂专拨的一笔款项用来资助本厂子弟、帮助社会办学和慈善事业、援助清贫教授、扶持文化团体等项目，经费不固定，根据纸厂实际营业状况和财政支出能力而定。从嘉乐纸厂开始盈利之后，李劼人以实业来资助文化、打造西南文化事业基础的理想抱负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其文化补助金也就由最初的个案变成了有计划、有规章的实施项目，而其中的一项也与黄炎培的儿子黄方刚有关。

黄炎培的长子黄方刚1939年赴任西迁乐山的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在抗战时期同样陷入贫困饥寒。为了生计，黄方刚的美国妻子微华兰自做油炸面包圈当街叫卖。1944年黄方刚不幸又染上肺病，辞世时年仅44岁。黄炎培一腔悲惋化作一篇志文：

黄方刚奖学金临时保管人方重、朱光潜致嘉乐纸厂收据函

北京轻工业部对本计划的指示

哲学家黄方刚墓志[7]

方刚一生清正，抱道有得。言行一致，诚爱待人。取物不苟，着书讲学，到死方休。虽其年不永，亦可以无愧于人，无愧于天地。

长儿方刚，穷研哲学，历任广西、东北、北京、四川、武汉各国立大学及华西大学教授，东北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凡十六年。以清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生于江苏之川沙，民国三十三年一月十七日殁于四川乐山武汉大学教席，年四十四。以同年月葬于乐山凌云乡马鞍山东一公里许，其及门李树芳赠地：著有《道德学》《苏格拉底》，余丛稿未印行。母王纠思，妻微华兰，子十九、海川、岷江，父黄炎培哀记。

黄方刚教授去世后，嘉乐纸厂拨出壹万元作为黄方刚先生奖学基金捐赠给国立武汉大学，一是纪念英年早逝的清贫教授，二是奖励积极向学的贫困学生。1944年武汉大学设置奖学金奖励学生，每人3000元（法币2000）。

附：黄方刚奖学金临时保管人方重、朱光潜致嘉乐纸厂收据函

承惠捐黄方刚先生奖学基金国币一万元正，已全数照收，暂存中央银行。稍迟当正式奉函申谢，先将此收据送上，即请

嘉乐纸厂允照。

黄方刚奖学金临时保管人

方重（章）朱光潜（章）

卅三年三月四日

由此种种，李劼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当嘉乐纸厂再次遇到生存困境的时候向黄炎培求助，也就不再唐突。

这是前文李劼人写给黄炎培信中提到的“四月七日来示”：

北京轻工业部对本计划的指示

中央轻工业部专家对于四川嘉乐纸厂手工造浆机器制纸的意见，纺织纤维、木材，以及竹草，用为造纸原料，自各有其经济上的地位；其产品纸张，已各有其用途上要求的条件，我国利用嫩竹，手工造纸，由来已久，产量亦宏，川省亦为主要省份，抗日战争中，纸荒时期，实利赖之，诚如所述，采取嫩竹（川中有两季：春料与冬料），利用自然环境，简单工具，耕作之暇，制成纸料，成本自不高昂，嘉乐纸厂拟收购以供机器造纸可谓独得见地，使农村大宗原料，不致委弃，农民仍有原料初步加工的工作与收入，至为妥善。合作社原为人民政府经济政策的一环，这些劳动群众的经济组织，通过合作社与国家经济合作是很好的，故似应先与当地行政机构熟商从组织槽户与竹农着手，以利推行。

轻工业部

一九五〇年四月七日

在收到李劼人的救助信件以后，黄炎培也迅速做出了反应。

中央人民政府轻工业部（通知）

事由：为通知已请人民银行总行转西南区行低利贷款及出版总署转川省各出版社尽量采用纸张由

受文者：成都嘉乐纸厂

日期：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四日

字号轻纸第2145号（中央人民政府轻工业部印）

五月四日电呈因产品滞销濒于停厂，恳令川东、西出版界在印制秋季教科书时，尽量采用出品，并商人民银行低利贷款等情一案，当经我部分别函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及出版总署转商，兹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放字第一〇〇号函复，略谓“四川私营嘉乐纸厂，因产品滞销要贷款一案，已转知西南区行予以调查后办理。”至于出版总署方面，续经我部派人前去面洽，亦允转知川省各出版社，如需用纸张时予以采用。据电前情，合行通知，希即分别迳与洽办。

部长 黄炎培（章）

有了此公文，人民银行、四明银行和银联作出迅速反应，5月给予嘉乐纸厂押借、押汇贷款4.1万元，10月人民银行再次贷款3万元。嘉乐纸厂由此解决了原料购买资金，年底共生产纸475吨，职工的生活困难也得以缓解。

查阅了众多的资料，很难再发现黄炎培与李劼人更多的交往。黄炎培与李劼人都曾经立下过不为官的誓言，前者奉行“职业教育救国”的理念，后者践行“实业救国”的理想。在新中国成立后，前者以71岁的高龄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后者出任了成都市副市长，二者都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都认同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的目的都在于造福民众、贡献国家。嘉乐纸厂作为纽带，把李劼人和黄炎培联系在了一起，为历史留下了一段佳话。

本文为“2015年四川省社科联、乐山师范学院学科共建项目（编号：SC15XK059）”、“2015年四川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资助项目（编号：15DFWH006）”与“2015年四川基层文化服务中心资助项目（编号：jy2015b06）”阶段性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1]黄炎培（1878-1965），上海川沙人。著名民主革命家、教育家。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1917年发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参政员。1940年参与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底发起建立中国民主建国会。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主任委员。

[2]黄炎培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8卷）》，1942年9月至1944年12月，华文出版社，2008年，9月。

[3]李璜（1895—1991）字幼椿，四川成都人。1919年赴法国留学，李劼人赴法国勤工俭学就是受李璜的邀请而去的。在巴黎与曾琦等同学创立中国青年党。1924年回国，历任武昌大学、北京大学、成都大学及上海各私立大学等校史学教授。全国抗战开始，初被聘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参议会参议，继被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连任该会主席团主席四年。1946年，被特派为赴美国旧金山联合国制宪大会中国代表团代表之一。1950年赴港，继续从事教书写作。著述有《法国文学史》《国家主义的教育》《欧洲远古文化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法国汉学论集》《学钝史回忆录》《学钝室诗草》《学钝室政治选集》。

[4]王争战整理：《沙汀日记中的李劼人史料》、成都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李劼人研究学会编：《李劼人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3月，第227页。

[5]刘攻芸（1900—1973），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原名驷业。早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后赴美国、英国留学，1927年获伦敦经济学院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任教。1928年，在上海与李鸿章的侄孙女李国珍结婚。后任中国银行总帐室主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邮政总局副局长，四行联合总办事处秘书长，中央信托局局长兼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中央银行副总裁、总裁，财政部部长。解放前夕，主持将黄金密运台湾的任务。1950年定居新加坡。后任新加坡华侨银行顾问、华侨保险公司董事经理。参见尚海等主编：《民国史大辞典》，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9月，第770-77页。

[6]参见拙著：《实业家李劼人档案揭秘》，上海书店，2016年，8月。

[7]黄炎培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 ,黄炎培日记 第 8 卷 1942.9-1944.12,华文出版社 ,2008.09,第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