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海铁路与近代关中传统商业城镇的衰落

郭海成

摘要：近代关中经济社会变动的重要表现之一即是城镇格局的巨大调整，而这与1930年陇海铁路的通达直接相关。大荔、三原与泾阳位处渭河以北，本为关中传统商业中心城镇，但由于陇海铁路线位于渭河以南，途经华阴、渭南、西安，遂极大改变了区域交通体系。大荔、三原与泾阳由于远离铁路，缺乏在商业流通上极为重要的交通区位优势而日趋衰落，以至丧失了传统区内经济中心城镇的地位。

关键词：陇海铁路；关中；城镇；衰落

铁路交通的建立与区域城镇格局调整是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变动的重要表现之一，关中亦不例外。陇海铁路通达关中后，在铁路沿线城镇快速发展的同时，距离铁路线相对较远的传统商业城镇，因在新的交通布局中处于不利地位，发展受到一定影响。以大荔、三原、泾阳为代表的传统关中区内经济中心城市，在关中城镇格局中的地位趋于下降。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城市在区内城镇格局中地位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其步向衰落，而是表现为发展态势较之铁路沿线城镇相对迟缓。

一、大荔的衰落

在陇海铁路通达渭南之前，关中东部的政治、经济中心是大荔，其素有“东辅重镇”之誉。大荔位于关中东部黄、洛、渭三河汇流地区，古称“三秦通衢”、“三辅重镇”，是古代出入秦晋的重要关隘和交通要道，成为兵家争衡的战略重地。大荔县城距西安百余公里，周围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商周时期，大荔为古芮国及同国所在地。秦时改为临晋县。三国时属魏国，为冯翊郡治，开始成为关中东部的政治中心。大荔自东汉末设郡始，历代沿设郡、州、府、署。汉、唐建都长安，大荔成为辅卫京都的东府重镇。大荔之名始于晋，其后地名变更较频。清时为同州府治，统辖周围10县。清道光年间整修城池，周长9里余，高11米，上设炮台48座。民国建立后，取消同州府。1930年设第八区行政专员公署于大荔，所辖10县与清代相同。千百年来大荔或为郡治，或为州城，或州郡县同治一城，素为关中东部政治经济中心。由于经济活跃，大荔人口中，非农人口达半数之多。如光绪时大荔“业农者十之五、业商者十之二、业读者十之一、业工者十之一、业杂术技艺及无业之民十之一”。

大荔的政治经济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相对便利的交通区位。西周时期就有从镐京通往山西的古大道，穿越大荔、朝邑两县。民国时期，先后有大（荔）韩（城）、大（荔）华（县）等5条公路通过县城。此外，黄河、渭河、洛河流经大荔，形成航运的有利条件。三河在大荔境内流程为253.15公里，其中黄河47.65公里、渭河84公里、洛河121.5公里，对大荔土特产的输出、京广杂货的输入，沟通秦、晋、豫三省物资交流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秦输粟济晋，即由凤翔经渭河东下，过大荔，入汾河，以达晋都（今山西襄汾）。隋时，开广通渠，置永丰仓（即原朝邑县南仓头、仓西一带），储粟转运，以济关辅。清时，山西的煤、铁、盐通过汾水进入黄河运至潼关，再入渭河趋洛河，于朝邑北阳洪、大荔太山头上岸分销。关中东部地区民众日用所需之潞盐、铸铁锅、焦炭等，皆赖此航线运输。民国时期，黄、洛、渭三河航运仍发挥重要作用，大荔设有航运管理处统理其事。1929年，大荔、朝邑发生饥荒，朝邑赈济会赴豫西购粮，从灵宝装船，自黄河逆流而上，经渭河、洛河至北阳洪卸船，转运赈粮千余石（每石280斤）。另据1930年陕西省渭、黄、洛三河航运总表记载，该年棉花、水烟、药材、牛皮、牛毛、茶、盐、煤、炭、煤油、布、铁、柿饼、食粮、杂货、京货、面粉、麦、麻等19种物品的水运统计，渭河運量为5 260吨、黄河运量为34 784吨、洛河运量为3 910吨。1925年，大荔商会集资修建大王庙码头（由太山渡移设），码头上设有“同裕生转运货栈”、“同裕炭厂”、“泾洛河工程局材料股”，一度成为大荔输出入物资的中转枢纽。北阳洪亦是货物周转的重要码头。

大荔旧为同州府治，皮毛业极盛。唐开元以前，“同州皮货”即广负盛名，成为地方进奉朝廷的贡品。然大荔虽“以出产羊皮著称于全国，其实本县并不产皮，乃生皮自口外来此制熟，转销各省者”。之所以西北皮货会运至大荔加工，与该地水质适宜熟皮有关。据《大荔县旧志存稿》载，生羊皮“唯同州硝水泡熟者，则较他处所制者逾格轻、软、柔、鲜。”清道光时（1821-1850年），陕西巡抚岁以珠毛羔皮800张进贡京师。运集大荔的皮张，大部来自甘肃、宁夏、青海、四川等地，其中“老羊皮产于本省西安、延安、邡州；羔子皮并狐皮产于甘肃河州、西宁；平毛皮产于西番，由西宁进口；兔皮产于四川”H。大荔皮毛业最盛时，全县有皮货作坊150多家，遍及全城和周围附近村庄；皮货成品分长袍、马褂、旗袍、女袄等，行销北平、天津、上海等国内各大城市及土耳其、英国等海外地区。皮货销售畅旺时，每年营业额达30万两左右。但民国以后，受战事及天灾影响，大荔皮毛业的发展历受波折。“自民国十六年之役，遭围城九月，城破之日，洗劫七昼夜，杀毙尤多；继以天灾与战争，频年不已。小麦最高价，每担增至四十元。经此一再涂炭，元气大伤，商业一蹶不振；皮庄由四百余家，减至二十家，钱庄四十余家，减至十家。”由于皮毛业为大荔商业支柱，因此，皮毛业的衰落带累大荔商业的整体萧条。“民十四以前，本县商业甚形发达，商店达四五百家。”此后，一则受皮毛业衰落的带累，一则“陇海铁路经过潼关，北路商人多直往潼关购货，不再以本县为转运之地”，大荔商贸趋于清淡，商店数量减少。1936年时“全县计有商店三百六七十家”，商会“有会员五百七十余人，……下属钱业、山货京货，皮业粟业、药材业印刷书业等七同业公会”，“工会有会员一百六十人。”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荔因地处河防前沿，大量军队屯驻于此，加之战区西移、难民西迁来此，促使大荔呈现“战时景气”。1931年，大荔商号总数为199家，到1945年，激增为578家。

但需要指出的是，大荔虽因“战时景气”获得一定发展，但由于陇海铁路通车后，关中东部商货已大多运至位于铁路线上的渭南、华阴、华县进行集散，且渭南因交通区位优势的加强，工商业繁荣发展，成为关中东部经济中心，因此，大荔的地位已大不如前。

二、三原与泾阳的衰落

陇海铁路通车关中以前，三原、泾阳由于位处传统渭北大道之上，且居于关中中部核心区，因此，长期以来是西北与东南物资转输的集散中心。

三原“位于泾渭之北，距长安九十里，为药材商、烟草商、布商、茶商聚集之所。药材、烟草则由甘肃生产，在三原制造之以销售于汉口、上海、香港各口岸；布匹则由湖北运来之木机布，以销售于甘肃；茶则由湖南运来，以销售于甘肃。三原实为各商经过之场所，在商人的普通术语，谓之日‘过载码头。”㈣因此，三原长期为“陕西渭北之商业中心”。县城城区分为南北二城，人口约5万，“南城当城中心处，最为繁华，大厦栉比，市廛甚盛，略有长安景象。”民国初年，渭北一带植棉极盛，三原为最大之棉花市场，每年采买批发棉花达200万斤。及至20世纪30年代初，三原仍为药材及布匹之集散市场，陕北、甘肃之药材集中于此，然后东运，湖北、河北之布匹由此转销甘肃。受药材及布匹贸易繁荣的带动，与之相联系的银钱业、铁木业、油漆业、饮食业和糕点杂货业等，生意亦较兴盛。因此，三原又被誉为“小北京”。

泾阳“在三原西南三十里，长安之北六十里，亦渭北一商业中心”。早在战国及秦汉时期，随着郑国渠、白渠相继开通，泾阳农业逐步发达，剩余产品交换日渐频繁。藉“郑白之沃，甲于关辅”，至唐代，泾阳以膏腴之地惠及京师，农业发达，手工业、商业遍布县城各街巷。清道（光）咸（丰）以后，由于泾阳西北殷实小康诸户“多以商起家，其乡之姻戚子弟从而之蜀、之陇、之湘、之鄂者十居六七”，更有甚者远涉缅甸、越南、印尼、俄罗斯等国，进行商贸活动。除经营淮盐、川盐、棉花以外，湖（南）茶、兰（州）烟、甘（肃）宁（夏）皮货等大宗商品也在县城加工中转，泾阳成为南北货物集散流通的重要枢纽之一㈣。

陇海铁路通达关中前，三原、泾阳商贸业的繁荣，可以从该两地厘金征收额占全省总额的比重上得以体现。厘金是清政府开征的一种商业税，因其值百抽一，即货价银1两征收税额1厘，故有此名。负责征收厘金的机构叫厘卡，遍设于各商埠码头、水陆交通要道。由于厘卡逢货即行抽厘，因此，厘金征收数额的多寡，可以真切反映各设卡商埠的贸易活跃程度。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陕西全省征收百货厘金为白银458 224.714两。其中，南路湖广货入陕途中的重要集散地白河、龙驹寨以及东北路京货入陕后的重要集散中心大荔、泾阳、三原、凤翔等地的厘金征收额，几占全省总额的60%。其中仅龙驹寨一地即占到20%，三原、泾阳、凤翔等地的厘金征收额也较大。而作为陕西省会的西安，厘金征收额反较前述各地低下甚多，僅占全省总额的2.3%，尚不及大荔，分别仅约为凤翔、三原、泾阳、龙驹寨的38%、28%、23%、11%。可见，西安虽然是陕西省会，城市规模也较其他关中城市为大，且有政治地位上的优势，但它并不是一个商贸中心城市，而是主要作为一个消费性城市出现。真正的关中商贸集散中心则是位于西安以北的泾阳与三原，口口相传至今的关中民谚“天下县、泾三原”，即是对泾阳、三原其时经济地位的生动写照。

但随着20世纪30年代前后陇海铁路的渐次西展，昔日经龙驹寨输入关中的商货大部改走铁路，直达西安再坐地分销。“民国以前，陇海铁路距陕尚远，西北物产如皮毛药材之类，以三原为集散地，水烟以泾阳为中心，输出时，经蓝田、龙驹寨、老河口以至汉口而运销外埠。输入品如疋头洋货，亦循斯道。迨陇海路展至灵宝，蓝田、龙驹寨复行旅不便，于是货物改由火车装运，泾原商业遂日渐下降，西安乃代之而兴。”杨绳信也指出，1930年后渭南、西安、咸阳、宝鸡一线的繁华，是在陇海铁路关中段展筑及铁路运输次第开通后，方才借交通上的便利逐渐取代渭北大荔、三原、泾阳、凤翔一线城镇的商贸地位而获得的。

三、结语

诚如隗瀛涛先生所言，我国古代大多数城市往往都是因地处交通要道上才逐渐发展成为通都大邑的，同样也往往由于交通要道的变迁导致城市地位的衰落。陇海铁路通车以前，位于传统渭北大道上的大荔、三原、泾阳，均是关中地区重要的传统工商业城市，不论城市规模，或是经济基础，均远胜于其他一般城市。但这一城市格局因陇海铁路关中段的建设而彻底改变。随着铁路通达后西安、宝鸡、咸阳、渭南等城市的兴起，铁路城市带形成，关中经济重心从渭北移向铁路沿线地区。这一变化，不但凸显了铁路这一新兴交通方式在近代中国城镇格局调整中巨大的导向作用，同时对于当今中国高铁网络建设及区域城市格局变动亦有着巨大的历史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