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中国文学形式研究之路

摘 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文学作品的语言、结构、技巧等形式因素吸引了理论家的目光。西方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在中国不断传播和发展，参与到文学理论的建设中，拓宽了中国文学形式研究之路。

关键词：形式研究 俄国形式主义 英美新批评 法国结构主义

形式研究，顾名思义就是在文学研究中持有一种形式化的思维方式，把文学作品本身作为关注的中心，以文学作品的语言、结构等形式要素为研究对象，强调文学文本的意义自足、结构自足和功能自足，在文学自身的形式中寻找文学。20世纪，在西方文艺界，文学形式研究领域出现了三个重要流派：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文艺理论界不断引进西方的各种文艺思潮和文论流派，西方的形式主义文论亦参与到新时期中国文论的建设过程中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理论研究的重心一度停留在形式问题上。由于受到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形式主义各流派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过程跌宕起伏，时而走向辉煌时而陷入低谷。鉴于笔者在形式研究这方面掌握的知识有限，在本文中我们就主要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为代表，简要对近三十年来中国文学形式研究之路进行梳理与研究。

一、俄国形式主义

20世纪初，以什克洛夫斯基和雅克布逊为代表的一批文论家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中获得灵感，围绕着文本的语言、技巧或者结构来进行文学研究，由此形成了俄国形式主义流派。这一流派对文本的形式、文学特质和规律的关注，为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开阔了理论家的视野，由于形式主义不断向国外传播，西方原有的文艺理论受到冲击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文学批评从外部研究转向了内部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俄国形式主义也开始被介绍到中国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30年来中国学界对俄国形式主义经历了陌生——熟悉——深入三个发展阶段。

70年代末到80年代后期，中国文坛通过翻译介绍西方学者有关形式研究的著作或者编撰西方文论的著作，对俄国形式主义进行了初步了解与接受。1979年，《世界文学》第2期刊载了袁可嘉的《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一文，作者在此文中认为俄国形式主义是结构主义的先驱，因此对形式主义做了简单介绍。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开辟出专章来研究俄国形式主义，1980年这本书在中国翻译出版。1983年，张隆溪在《读书》杂志第8期发表了文章《艺术旗帜上的颜色：俄国形式主义与捷克结构主义》，读者从此文中能够较为清楚地了解与认识俄国形式主义的基本见解。到了1984年由陈圣生、林泰所写的《“俄国形式主义”》刊在《作品与争鸣》第3期，对这个派别的源起和主要观点进行了描述和评价。1986年《当代文艺思潮》第5期伍祥贵的《俄国形式主义》又一次向读者介绍了此流派的基本情形。涉及到俄国形式主义的西方著作的中译本也在这一阶段陆续出现，如韦勒克的《批评的诸种概念》、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霍克斯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中国学者也依据自己对俄国形式主义的了解而著书立说，如班澜、王晓秦的《外国现代批评方法纵览》，伍蠡甫、胡经之主编的《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张秉真、黄晋凯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论》。处于这一阶段的俄国形式主义在中国还只是稍露头角，未形成燎原之势。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末，我国文学理论方法转型，对文学内部规律日益重视，形式成为文学研究的热点，俄国形式主义在这个阶段也得到了中国理论家系统的介绍、传播和接受。什克洛夫斯基的专著《散文理论》中译本、巴赫金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中译本、《关于“陌生化”理论》（杨岱勤）、《超越形式主义的“文学性”》（董晓）、《“文学性”和“陌生化”》（钱佼如）、《伦俄国形式主义》、赵宪章主编的《西方形式美学研究》等文章比较全面客观地阐述了俄国形式主义中的重要概念“陌生化”和“文学性”，此外这一流派的散文理论、诗歌语言理论、文学史观、文学批评观和方法论等在《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当代外国文学》《文艺报》等期刊杂志刊载的文章中也多有涉及，比如陶东风的《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史观》（《文学评论》1992年03期），学者对俄国形式主义的研究方向趋于多元化。因为对俄国形式主义日渐熟悉，研究者们对其理论价值和局限性的认识也更加科学和理性，如《形式主义的困境与形式美学的再生》《談谈俄苏形式主义流派》等。方珊所著《形式主义文论》和张冰所著《陌生化诗学——俄国形式主义研究》以及张杰、汪介之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等是这一阶段中国研究俄国形式主义较为成熟的作品，这也说明其正在融入中国文艺理论的血脉之中。

进入21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家对俄国形式研究在理论层面较之前一阶段更加深入，如“陌生化”“文学性”等概念术语得到了多维度的阐述与甄别。与此同时学者们在接受理解的基础上开始将理论应用于文学研究的实际，并对其进行创造性的阐发。如《论张爱玲小说语言的陌生化效果》《<金牧场>：过去时代的文本》《从“陌生化”李清照词的语言创新》《神话世界的人类学空间——释莫言小说的语义层次》《弗吉尼亚·伍尔夫作品中语言的陌生化现象》等都是运用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来解读具体的文学作品，文本本身、艺术形式和作品语言均成为了研究者进行文学研究的新视角，也以此佐证了该时期学者对俄国形式主义的接受与巧妙运用。以《陌生化：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审美价值基础及价值定向》为代表的一些文章则通过对形式主义文论思想的改造和变形，丰富了俄国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理论体系。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就这样在中国大地上继续它前行的脚步。

二、英美新批评

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英美新批评，在文学批评中忽视历史、社会背景研究，而强调文本细读，紧密结合文学文本，关注文本的结构、修辞方式和细微差别，追求一种纯文学批评。新批评作为20世纪形式主义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派别，在二三十年代就已悄悄进入中国，之后的抗日战争、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均限制了新批评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年它在中国文论界走过了这样的道路：在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前期，新批评渐渐浮出水面；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新批评热”，理论著作及实际运用多了起来；“90年代以来，新批评的研究在中国向纵深发展，渐渐融入中国文论的基础”。

70年代末新时期开始时，世界批评理论已经进入新阶段，各种文学理论繁荣发展，中国文坛实施改革开放的引进来政策，忙不迭地引进介绍各种理论，新批评恰好成为这个理论热潮的前驱，新批评就此进入人们的视野。1980年，《外国文艺》刊载了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译者曹庸），1981年杨周翰发表的《新批评派的启示》郑重介绍了新批评，袁可嘉在《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一瞥》中则将新批評与结构主义做了比较。1982年，赵毅衡创作了《“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外国文学研究辑刊》第5辑），文章比较详细地梳理了新批评的来龙去脉、详尽阐述了该派的批评方法论及思想倾向、总结了新批评派的著作以及关于新批评派的重要文献，以求对整个文论的具体内涵和发展趋向进行描述。此后不久张隆溪的《作品本体的崇拜——论英美新批评》一文发表， 文章从新批评由作者到作品的转向、新批评的本体论、作品的诠释三方面进行概述。1984年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经过刘象愚等人的翻译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该书促使学者围绕本体论和内部研究展开讨论并使新批评在中国广为人知。

80年代中后期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新批评的影响逐渐扩大，学者们纷纷翻译或者著书立说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如张月超的《对美国新批评派的评价》（《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刘象愚的《韦勒克和他的<文学理论>》，孙津的《“新批评“之发旧——兼评<新批评>》，杨自伍翻译的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丁泓等译的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等等，专注于新批评的研究对象：文本和肌质，即作品的文字和各种修辞手法，分析新批评的理论观点，在这个时期新批评的材料介绍大体完备。

到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文学批评实践问题的迫切性有所降低，关于新批评的讨论也渐趋平稳，但各种介绍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书籍和教科书大都专列“新批评”一章。这个时期的学术讨论没那么激烈，比较沉潜扎实，如陈本益的《新批评的文学本质论及其哲学基础》（《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而且讨论也逐渐具体化，如蒋道超、李平的《论克林斯·布鲁克斯的反讽诗学》（《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2期）、朱合欢《日趋个性化的“新批评”群体》（《社会科学报》2002年5月9日第5版）。支宇的新批评系列文章，包括《复义——新批评的核心术语》（《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文本语义结构的朦胧之美》（《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5期）等，对新批评各种概念的研究已经非常细腻。直到21世纪，新批评在中国的影响渐渐深入，而且还成为中国批评界常用的文学理论之一。

三、法国结构主义

在西方文论史上，结构主义文论和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有着承继关系。结构主义文论认为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存在系统，而且把文学文本看作一种泛语言学意义上的符号结构，因此它强调作品的形式规则，致力于探寻表层结构背后的深层结构。中国进入新时期后，文论界开始文学理论的重建工作，十分重视文学作品的审美品格和文学特性。由于结构主义文论注重文本的内在研究与中国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要求相吻合，它在中国不仅得以立足并且逐渐流行开来。李国华的《结构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研究》对结构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过程有着清晰划分：初始阶段（1978年-1984年）的译介，发展阶段（1985年-1990年）的翻译和研究，深入阶段（199年至今）的引进和融合。在这里笔者就以其理论划分为依据展开论述。

新时期伊始至1984年，中国的文化环境自由而宽松，现代西方文化思潮大量涌入中国，文学理论家吸收和借鉴西方文论，从而有助于中国文论的更新和重建。结构主义就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进入中国。1978年王炳文翻译了 T.A.萨哈罗娃的《结构主义》，这篇文章简要描述了结构主义的一些基本情况。1979年由习武翻译的《历史科学中的结构主义》具体论述了结构主义的方法论的一般特性。袁可嘉翻译的巴尔特的《结构主义——一种活动》，梦海翻译的列维·斯特劳斯的 《结构主义的产生及其他》，这些翻译材料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介绍了结构主义，它们对于结构主义的介绍也成为人们了解结构主义的基本资料来源。随着对于结构主义的引进，国内的一些学者开始积极地介绍、阐发和研究结构主义，如林敏的《略论结构主义的结构认识方法》，李幼蒸的《关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辨析》、袁可嘉的《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述评》、张隆溪的《语言的牢房——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和人类学》等。总体来看，在1984年以前，中国文论界刚刚认识结构主义，学者们对结构主义的引进还限于一般性的介绍和描述，而且参与研究结构主义文论的人数还比较少。

到了80年代中期，我国文艺学处在范式变革的转折期， 文论界对于结构主义的引进也非常活跃。在短短的几年内，对于结构主义文论的翻译就达到了一个高潮，另外学界对于结构主义文论的阐发和研究也伴随着翻译热闹起来。李幼蒸翻译的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印书馆1987年出版），怀宇翻译的法国皮埃尔·吉罗的《符号学概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1985年冯汉津翻译的福克马的《法国的结构主义》，这些有关结构主义著述的翻译为我国的结构主义文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邓遇芳的《哲学结构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实质》、杨善解的《结构主义的方法及其哲学倾向》、刘萃的《结构主义：文化、结构与无意识》等文则从不同的视角和方式对结构主义文论进行了探讨，研究的范围和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对于结构主义文论的引进和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更加深入和丰富的阶段。在这一时期，一些结构主义大师的著作陆续得以翻译出版，像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谢维扬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出版）、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吴汉缈译，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等。随着大量的结构主义著述被翻译过来，国内学术界对于结构主义文论的介绍和研究也越来越系统、越来越深入。这一时期出版的许多文艺理论和美学著作、研究文章，都对结构主义文论做了专门的介绍和分析，如谭学纯、唐跃的《语言和文学：结构主义原理及其研究思路》，龚晓斌的《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基础》，雷月梅、马海良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与二项对立》。有关结构主义的翻译作品和研究著作的大量产生，反映出中国文艺理论界对于结构主义的关注和重视。经过国内研究界努力，结构主义文论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其影响的范围愈来愈广，影响力也逐渐增大。结构主义文论的许多观念、原则和研究方法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和接受，从而成为人们借以审视文学现象和研究文学经验的有力工具，同时它们也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知识背景和思想资源。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道路起伏不断，最终融合到中国文论血脉中，为文学的形式研究贡献出它们的力量。

参考文献

[1]赵毅衡.新中国六十年新批评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1）.

[2]李国华.结构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研究[D].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3]巴尔特.结构主义——一种活动[J]. 袁可嘉，译.文艺理论研究，1980（2）.

[4]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产生及其他[J]. 梦海，译.哲学论丛，1981（4）.

[5]邓遇芳.哲学结构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实质D].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2）.

作者简介：陈昌雷（1974.07-），男，山东省滕州市人，滕州市大坞中学教师，汉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