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灾及政府救市措施:国际经验与启示

2017-04-27 21:59李金栋
时代金融 2016年35期
关键词:股灾金融危机

【摘要】股票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股市在资本市场中的规模日益壮大,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显著增加。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在推进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更容易出现股灾,因此,比较分析国内外的救市措施,完善制度与方法,对我国的金融市场改革与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股灾 金融危机 救市措施 制度启示

股票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股市波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国内大量实证研究并没有形成一致结论,多数研究认为二者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1]。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股市在资本市场中的规模日益壮大,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显著增加,股市价格的大幅波动,可以从财富效应、投资效应、心理效应等多个层面[2]引致宏观经济的变化,严重的股灾甚至会进一步引发或加剧金融危机。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在推进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更容易出现股灾,2015年中旬持续一个季度的股市深幅调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因此,比较分析国内外的救市措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认识规律,从而完善制度和方法,既是对政府调控的合理定位,也是对市场化发展的尊重。

一、国际主要股灾事件及政府救市措施分析

(一)美国的股灾

美国历史上有三次著名的股灾:1929年10月的股市大崩溃,道琼斯指数一泻千里。在股灾之初,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依然奉行不干预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到1933年美国一共有32个州的银行全部倒闭或停业,市场流动性趋紧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危机,使美国经济步入深渊[3]。继而美国政府开始反思,分别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对银行经营实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防范金融市场的连锁反应;通过了《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对证券交易进行合规性监管。但由于这些措施的政策效应更偏重于长期,因此一直到25年后,美国股市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

1987年10月的纽约股市危机,危机爆发后,恐慌迅速波及全球,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纷纷出现抛售狂潮,随之而来的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一段较长时间停滞。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危機发生后,美国政府和美联储迅速行动起来,果断地对股票市场进行了干预:首先,舆论上,政府连续发表声明,强调美国的各项经济指标是正常的,现阶段的宏观经济运行是健康的;其次,货币政策上,通过窗口指导、降息和增加流动性供给,保障做市商制度的稳定性,使股票市场交易得以持续进行;同时,交易制度上,引入股市交易熔断机制,鼓励大公司回购股票。一系列稳定市场的措施多管齐下,高密度实施,有效地避免了再次出现全面性的金融危机。

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再次席卷全球,危机发生后国际金融体系中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暴露无余,股市剧烈震荡,银行破产、企业倒闭并大幅裁员,继而引发了欧洲债务危机,其消极影响至今仍在持续当中。但反观危机发源地的美国,股市历经一年半的调整却逐步恢复过来,这与美国政府的积极行动是分不开的。美联储曾经一天三次向银行注资380亿美元用以稳定股市,不顾美国通胀加速趋势连续降息,透过定期证券借贷工具向一级交易商提供了750亿美元公债;美国财政部帮助各大金融机构成立超级基金,用以购买陷入困境的抵押证券,同时广开言路,改善监管结构,加强混业监管;国会通过了高达85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通过了被认为是“大萧条”以来最全面、最严厉的金融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限制商业银行自营交易,限制大金融机构的投机性交易,尤其是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以防范金融风险。

(二)日本

1989年的日本股市泡沫,进一步加剧了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地价大跌、经济滑坡,众多银行及金融机构破产倒闭,日本开始了“失去的十年”。危机爆发之初,日本政府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只是按照经济学的一般思维进行了政府救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成效甚微。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到来,日本金融系统雪上加霜、几近崩溃,政府才意识到股灾的破坏性,开始着手从全局出发防范金融风险,先后通过了《金融再生法案》和《金融健全化法案》,完善金融制度,加强金融监管。

(三)中国香港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国际炒家纷纷做空港股及港币,香港恒生指数急剧下跌,一年内从16673点下跌至6660点,跌幅达60%多,继而引发了汇市、楼市的剧烈动荡。在此过程中,特区政府逐步转变了长期奉行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在股票和期货市场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应对股灾:香港金融管理局动用超过150亿美元的外汇基金直接入市,购买33只恒生指数成分蓝筹股和股指期货用以托市;鼓励和支持部分蓝筹和红筹公司在市场上回购本公司股份;在期货市场上,香港政府和金融管理局主动做多,限制恶意做空行为,分别颁布了限制杠杆交易、证券交易结算的新规定,使市场投机行为受到极大限制。香港政府维护市场稳定的决心,以及积极有效的市场干预措施,很快显现了成效,到1999年7月恒生指数重上14000点。

二、股灾发生的背景及原因分析

除了美国、日本及香港地区的股灾外,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在英国、德国、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等主要经济体都发生过类似的股灾,而且对经济发展、金融市场稳定都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同时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发现,这些股灾的爆发有着很多相似的背景和原因。

第一,经济运行持续过热,经济泡沫不断累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经济体长期奉行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强调通过消费促进生产和经济发展,但当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消费能力不足时,又鼓励普通百姓借贷消费、超前消费、疯狂消费,造成市场的虚假繁荣,形成了泡沫经济。

第二,国家债务负担不断加大。例如1987年10月纽约股市危机之前,美国经济发展就呈现出高赤字、高外债等特征,为了弥补财政赤字,1980年底美国国债发行数额为9300多亿美元,而到了1986年底这一数字扩大为2.2万亿美元;1985年上半年,美国失去了保持71年之久的国际净债权国地位,到了1986年底国际净债务更是增加到2636亿美元。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前,东南亚各国为了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都大量举借外债,引发了市场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忧虑。

第三,政府政策失误,金融监管不到位,市场投机气氛浓厚。在自由主义经济思维下,政府对金融交易基本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不断的加快推进金融自由化和所谓的金融创新,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速度不断加快,金融活动失控,银行等金融机构不断的引诱普通投资者入市投机交易,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垃圾债券充斥市场,恶意炒作、违规买卖推高了市场价格,使得证券价格与经济发展严重脱节。

第四,套利交易、杠杆交易、程序化交易是股灾爆发的技术性原因。套利交易、杠杆交易和程序化交易等对市场价格起到了助涨助跌的作用,当市场价格趋于下降时,这些创新型交易模式会加剧这一趋势,带来灾难性的暴跌。

第五,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进入20世纪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虚拟化和金融化程度越来越高,呈现出经济金融化、金融虚拟化、实体经济空壳化等趋势,金融资本无论在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都占据了主导地位[4]。大量国际金融资本脱实就虚,形成游资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短线投资机会,交易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获取资本利润,扰乱了所经地区的金融秩序,所以这样的交易频率越大、数额越多,风险也就越高。

三、制度性启示

当股灾一旦最终形成,政府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救市是必要的。从各国救市经验来看,政府各项措施不一定都能够立竿见影,但政府反应速度越快,态度越明确,措施越得力,那么市场震荡的周期就会越短,危机的影响也会越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破坏性也会越低。通过以上对主要股灾事件及救市措施的分析,我们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防范经济泡沫。经济运行是有周期性的,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由经济泡沫破裂引发经济危机的几率明显提高,流动性过剩已经导致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积累了一定泡沫,地方政府规模庞大的隐形债务也隐含着很高的财政与金融风险,这更需要我们准确把握经济增长新常态,在保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平衡,防范经济泡沫。

第二,建立金融突发事件的预警和应急机制[5]。股票市场的价格大幅度波动,一旦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引发市场恐慌,继而演变为股灾,甚至诱发金融危机。因此金融管理部门有必要成立专门的市场监测小组,对金融交易的异常波动搜集信息、随时监测、及时预警,并模拟演练出一整套应急措施,有效的避免危机的进一步恶化。

第三,完善股票市场相关制度。首先,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完善转板机制和退出机制,形成有上有下、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其次,继续推动注册制改革,在化解高杠杆率风险的同时实现资源配置市场化;再次,明确信息披露标准,改变上市公司主动披露信息的单一维度,满足投资者多维度信息查询要求。

第四,加强投资者教育,倡导理性投资、价值投资。一方面尽快出台和完善与基金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理财机构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其理财行为的责、权、利,为更多散户提供可靠的、专业化的投资渠道和服务;另一方面加强投资者教育,熟悉市场交易规则,树立理性投资、价值投资、组合投资意识,减少短期性投机行为,避免盲目跟风炒作、追涨杀跌,给股票市场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

第五,警惕国际游资的冲击。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次股灾事件的发生中国际游资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目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此过程中,资本项目的管制必将逐步放开,这就为国际游资的投机交易提供了便利。一方面我们通过金融改革,查漏补缺,消除金融体系中的系统性风险,不给游资以可乘之机;另一方面建立国际游资的监测和预警机制,以防范短期资金的大规模流动为重点,全过程监测。

参考文献

[1]周丹,郭万山.股市波动影响下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区域金融研究,2011(02).

[2]王劲松,李淼.股票价格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财富效应与托宾Q效应分析[J].经济问题,2012(12).

[3]王绾.从美股三次主要股灾看美国政府如何救市[J].中国经济周刊,2015(27).

[4]朱炳元,陆扬.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金融化的六大趋势[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10).

[5]蒋丽.股灾成因探讨及对中国股票市场建设的启示[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7.

作者简介:李金栋,男,河南經贸职业学院财经系讲师,硕士学位,研究方向: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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