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擦擦偶得记

2017-04-28 21:33朱建军
丝绸之路 2017年7期
关键词:佛陀佛像刘老师

朱建军

2012年3月31日,我和大学同学荣增鹏相约当天到古城西安聚集并逗留一日,一来放松紧张的心情,二来看看老朋友。当天下午4点多,入住酒店歇息片刻后,我和好友就打车前往大唐西市。先前已来过此地,基本上也是熟门熟路。左瞧右看,偌大的市场也没有能让我感兴趣的藏宝之处。在二楼平台的地摊上,我倒发现几块擦擦,其中多数是现代做旧的。凭着这几年的历练,我的眼力已有所长进,无论是唐卡还是擦擦,第一眼判断的准确率极高,以“望闻问切”之术辨别真伪可说十拿九稳。当时,只有一件很小的泥红擦擦吸引了我的眼球,依主尊两肩旁的法物,我判断这是文殊菩萨,且根据造型和风格特征推断年代不会太近,但具体是哪个时代一时难以肯定。最终,我以意想不到的价格迎请到这枚精致的擦擦,心中欢喜了好一阵。对于淘宝市场中的其他物品我不甚了解,也不愿询问,于是返回楼内向二楼电梯口的一家古玩店老板打听市场中哪儿有唐卡店。老板说,门口有家店卖大唐卡,可以去看看,但是现在市场上很难见到老唐卡了,有也是做旧的。我心想这个老板倒也懂行情,谢过他后便出了大门,也没见着大唐卡,索性和好友去吃岐山臊子面,然后回酒店睡觉。

次日,因航班时间是下午3点35分,加之前一天朋友的司机说西安小东门有古玩市场,也有地摊,所以我们决定赶一大早去小东门转转。到了小东门一看,我大失所望,就一条不长的街、一面城墙、一面门店。许是时间尚早,门店前的空地上零零散散地摆了几个摊,最多的是玉器,有些陶陶罐罐还带着泥土,就像是沉睡几百年,甚至千年后刚从地里蹦出来似的,还带着古人的气味。巡视般走了几步,扫了几眼,我竟鬼使神差地径直走进了一家门口摆着几件大石器的古玩店,店主人是位和蔼的阿姨。我发现店面中主要以旧石器和书画为主,右墙面上装裱挂起的一幅《二十四孝》石雕组画很是抢眼,还有其他一些物品都反映出店家的价值观、审美观及对文物的偏好。不经意间,一幅长1.5米左右的展框让我心里一惊,里面一字装摆的不是擦擦吗?也许是这几年看习惯了唐卡和藏传佛教擦擦,对于汉地的擦擦见识不多,所以此刻见了真神倒怀疑起自己了。于是询问阿姨,她说是小泥佛像,唐朝的!汉地的小泥佛像不就是藏传佛教的擦擦吗?阿姨再三强调小泥佛像的“真”和年代,我说现在做旧的技术水平很高,装了框看不清背面,我不敢确定。同时,我用手机隔着玻璃拍了两张照片发给了在兰州的谢斌让他判断。不一会儿,谢斌来电,说这是善业泥,问背面有没有铭文。阿姨打电话问他儿子,说没有。谢斌说风格特征是唐朝的没问题,但是否保真还要再判断,并且让我把图片发给刘恩军老师。不一会儿,刘老师也来电,再次确定是唐代的东西,让我再细看是否是新做的,如果对就拿下来。我再三观察,凭自己几年的经验认为这批东西没问题。于是和阿姨就价格达成一致后,决定买下。自2009年1月以来,我到西安的次数相对以前多了起来,但一直没找到心仪的古玩市场。此次心血来潮到小东门市场转转,谁曾想“天上掉馅饼”,遇着了好东西。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

告别阿姨,途经另一家店时,看到了店主摆在门口地摊上的几枚擦擦,我瞬间决定选几枚。门口的女士做不了主,叫来店中的先生,先生说这些老东西都是以前收的,出自西安附近的寺院。在这家店,我收获了两个模子的“长寿三尊”、“无量光佛”和小佛塔,共计14枚,这14枚出自哪个年代我目前还不敢确定,但我一定会给它们一个准确定位。

4月6日下午,我拿着它们去刘恩军老师家中。刘老师犯了痛风行动不便,但坚持着挪到小板凳上坐下,戴上眼镜仔细地端详着一枚枚擦擦。看了一会儿,刘老师不停地念叨:“东西不错!”这时我才真正把悬在半空中的心放回原处,欣喜万分。刘老师将一支毛笔剪去笔尖后,轻轻地拂拭起擦擦上的尘土。微粒浮尘随着毛笔的轻拂渐散,方寸大小的长寿三尊凸显其流畅的线条和纤美的身躯,不到1平方厘米大小的无量寿佛、白度母、尊胜佛母跃然于泥土上,栩栩如生。刘老师和我赞不绝口,对古人高超的擦擦模具雕刻技术钦佩不已。

刘老师的清理技巧给我不少启发。当晚,我逐一查看从西安所得的20多枚擦擦,并且按照刘老师的方法清理一枚“长寿三尊”。用剪了笔尖的毛笔拭去浮尘后,我发现因年代久远,擦擦边上的垢污很难用笔直接刷去,于是我尝试蘸水轻刷,发现擦擦吃水,一笔刷过,水迹渐淡,水被擦擦吸收。不知是什么原因,用毛笔蘸水清理结束并自然晾干后,我发现用水清理的擦擦在颜色上相对红一点,刺眼一些,生硬一些,而刘老师拭去尘粒的擦擦原汁原味,自然柔和,不失真。蘸水清理的“长寿三尊”图像更加清晰,画面更加干净,但水分拭去了它的包浆和历史感,对于这种材质的擦擦(估计是陶泥),以后不能用水清理。而已确定是唐代的擦擦,对其清理却是另外一种结果。我先挑了一枚稍有残缺的擦擦,尝试用剪去笔尖的毛笔蘸水刷拭,擦擦不吃水,尘垢褪尽,泥红的擦擦本色渐渐显露。于是我大胆挑出一枚品相最好的擦擦,首先用剪去筆尖的毛笔上下左右轻轻拭去浮尘,再用崭新的用以清洗功夫茶具的大头细毛刷清理。然后,用剪去笔尖的毛笔蘸水刷洗擦擦。在这过程当中,我发现因年代太久,尘垢太厚,仅仅蘸水刷洗,效果比较差。于是我找来容器,将擦擦放在有水的容器中浸泡,以软化尘垢。接着分别用剪去笔尖的毛笔、细毛刷反复轻刷,粘连在擦擦上的陈年老土会慢慢变成泥水,同时可使用干净小喷壶冲刷泥水。此类擦擦不怕水的原因在于它们是烧制的,像一块块微型红砖,不怕用水轻刷,亦不吃水,与“长寿三尊”不同。但是后来我发现,在清理中用棉签用力擦拭过的地方包浆遭到损坏,这不到1厘米的划痕给千年历史原貌的显现留下了遗憾和经验教训。将这一清理过程见诸文字,一方面抛砖引玉,让更多的专家前辈对如何清理擦擦不吝赐教;另一方面,也让这一清理过程为大家所了解,相互交流,取长补短,避免以后再犯同样的错误。

清理结束后,我就将擦擦放置在铺有纸张的桌子上,让其自然阴干。7日,兰州艳阳高照。中午,透过窗户的阳光让书房明媚无限。当我拿起擦擦欣赏时,竟然看到阳光下,擦擦散发着金光,右下角竖直方向两点最为明显。而佛身、佛首及正面所有地方隐约间都有光源。我急忙用高倍放大镜仔细查看,发现整枚擦擦通体都有微小金粒。我将清理后有金光的擦擦拍照片发给刘老师,刘老师短信告知,此为“泥中沙金”。后来,我发现在西安收获的唐代擦擦都有这一特征。擦擦中发金光的物体到底是不是沙金,若是沙金,又从何而来?一系列的问题和迷惑的答案到目前仍不得而知。

这几枚擦擦是唐中后期的判断后来得到北京艺术博物馆馆长张树伟老师肯定。再者,刘恩军老师和谢斌老师从台湾《故宫文物月刊126》中得到印证。此刊第72页刊有贾麦明的《唐长安城佛寺与西安出土的唐泥佛像》一文。在第81页文章倒数第二行写道:

除了善业泥、永徽比丘法律泥佛像、苏常侍佛像之外,唐代中期以后还制作了其它一些泥佛像,但这时制作的泥佛像已大不如前,形式变小,泥质粗糙,工艺上也减省了很多,特别是唐武宗灭佛之后,泥佛像几乎就不存在了。图一七中的两个泥佛像,长4.5公分,宽3.8公分,为小泥佛像,是唐中期以后制造的。

书中图一七两个小泥佛像与我在西安所得完全一致,无论画面内容还是形制尺寸,完全能肯定它们生于同一年代、出于同一坑。对于此著述中本人唯一不敢苟同的是作者所言泥佛像“泥质粗糙”。如果单从画面鉴赏这两个泥佛像,的确,它们布满尘土,看似黯淡无光,看不清泥红的绚丽本色,更不用说夹杂于泥中的粒粒沙金。不知贾麦明老师文中图一七两个泥佛像图片是自己的实物所拍,还是用其他资料图片,能肯定的是这两个泥佛像未经清理,其“色身”掩埋在千年的尘土之下,难见真容,所以贾老师觉得它们“泥质粗糙”也有情可原。

擦擦是藏传佛教一种微型造像,微型造像艺术广泛地存在于佛教建筑、雕塑与绘画中,尤其是佛陀本人的形象通过微型造像艺术更多地呈现在古印度和世界各地的佛教建筑装饰、雕塑以及绘画的“次要位置”纹样中。这里所说的“次要位置”是相对于独立的佛陀造像周围由佛教艺术家所创作的细小的刻画性装饰,这些装饰中大多会出现更加细致和微小的佛陀造像。因此,制作尽可能微小的佛陀造像并把这些微型的造像从装饰纹饰中“提取”出来,是早期佛教徒的需求和艺术家必须具备的技艺。作为独立的、被“提取”出来的微型佛陀造像,古代萨珊王朝以及贵霜王朝钱币上的佛陀造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而我此次在西安获得的其中一枚擦擦也是如此。

最早的擦擦与古印度的佛教建筑息息相关。古印度为纪念佛陀所修建的大型佛塔建筑内部供奉有佛陀的骨灰,还必须装经文、小的泥质佛塔和其他一些佛教的圣物,这种传统在我国的藏族地区至今依然保留着,唐代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也有记载:

印度之法,香末为泥,作小窣堵波,高五六寸,书写经文,以置其中,谓之法舍利也。数渐盈积,建大窣堵波,总聚于内,常修供养。

在西安一见到这些宝物,我就将其称为“擦擦”,后来看资料,知道唐代多称其为“善业泥”,再读一些文章,知道了“唐三泥”。善业泥是利用泥土制作成的微型造像艺术,和雕塑一样,是用泥土进行雕塑或脱模作成的佛像,几乎是佛教艺术中最微小的雕塑艺术,正如其名,泥土是它的载体。“善业泥”一词来源于对实物的考古发现,在史籍资料中并无发现。在一些考古发现的实物中,有些泥质佛像的背面压印有“大唐善业、泥压得真、如妙色身”的题记,由于题记为纵三行,每行四字,因此,也断为“大唐善业泥,压得真如妙色身”,善业泥也因此而得名。

素来对藏传佛教研究有颇深造诣并著有《西藏夏鲁寺壁画与建筑艺术》的谢斌先生认为,唐代善业泥的起源显然源自于古印度佛教,佛教的教义中始终贯彻着世人应该做善事的道德标准,《佛说十善业道经》中所宣扬的十种善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行、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欲、不瞋恚、不邪见)就是佛教所宣扬的最基本的道德标准。善即为功德,破除世俗生活中的邪恶就是累积功德,而进一步的行善与累积功德则可以通过修建寺院、绘塑佛像以及捐助僧侣等来实现。这一系列行善行为的最终结果就是帮助行善者升起慈悲心,从而获得成佛的智慧。他说,遵循佛教教义中行善的行为进行修行对一个佛教徒来说非常重要,善业泥的产生和出现就是这种佛教徒修行行为的一种具体体现。《佛说大乘造像功德经》中写道:“若发信心念佛功德而造佛像,一切业障皆得销除。”“我已久断一切恶业,能舍难舍,能行难行,所舍身命过百千亿,已造无量诸佛形像。”虽然就目前的考古实物来看,佛陀的真正形象是在释迦牟尼灭度数百年后出现的,《佛说大乘造像功德经》可能出现的更晚,但其内容中对佛教徒制作佛像而产生的功德可见一斑。

善业泥的微型化使它具有了携带方便的特点,经过烧制以后,坚硬的善业泥更加适合作为佛教徒的护身符随身佩戴和赠送。善业泥也被佛教徒放置于寺庙、佛塔、荒野处供信徒瞻礼。

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翎教授在《擦擦与善业泥》一文中认为,唐代善业泥(包括北魏、隋等早期小型泥造像)与藏传佛教中供养的这類小泥像,从制作内容到供奉形式都表明是传承于印度的擦擦。唐代擦擦,除印有“善业泥”字样的可称为善业泥擦擦外,其余俱可直接称为“擦擦”,而不是所谓的善业泥像,上海博物馆展出的大英博物馆藏“祈愿铭牌”也是擦擦。印度擦擦传入中国最早的实例应是西魏大统八年(542)扈郑兴造像。我个人完全赞同李翎教授的观点,也认为除了印有明显“大唐善业泥”字样的微型造像可直接称其为“善业泥”,其余统称为“擦擦”,因为“善业泥”只不过是擦擦的制作过程中留有明显铭文印记的一个案例,这并不能代表它是另一流派或分支。

这枚唐代释迦牟尼佛擦擦就是佛教艺术在唐代时期面貌的一个见证。这是一枚由泥土脱模烧制后做成的佛陀造像,在高度仅4.5厘米的长方形空间里,毕钵罗树下结禅定印的佛陀端坐在莲花座上,两侧各有一身多宝塔。整个造像揭示了佛陀已经达到了圆满的境界,两侧的佛塔预示了在隐隐约约结有果实的毕钵罗树下的佛陀已经通达佛性。在这枚善业泥造像中,我们惊喜地发现唐代早期佛教造像艺术的清晰脉络。这枚善业泥中佛陀穿着犍陀罗式样袈裟,头部的项光并不是古印度犍陀罗和抹菟拉造像中的圆形项光,而是形如毕钵罗树叶的椭圆形,项光的周围围绕着火焰纹,这与同一时期的敦煌壁画如出一辙。多宝塔的造型也与古印度覆钵式佛塔大不相同,而是典型的唐代中国式四层多宝塔建筑样式。这枚善业泥上四层构造的多宝塔与同一时期出土的多宝塔善业泥的造型完全相同。

我们可以从这枚具有代表性的善业泥造像侧面感受唐代佛教艺术的辉煌,虽然亚洲其他国家的佛教艺术不可避免地保留着源自于古印度佛教艺术的痕迹,但中国唐代时期的佛教文学、绘画、雕塑,无不体现当时社会的繁荣和对印度佛教艺术进行的本土化尝试。

李翎教授认为,汉、藏擦擦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点差异:其一,题材上所反映的图像系统不同。内地的擦擦(包括北魏、隋唐时期)多表现佛与菩萨的组合或佛、菩萨的单尊供养像,有的印有缘起法颂。而藏传佛教中擦擦由于传承的是大乘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晚期的密教造像,因此种类繁多,但早期的擦擦多表现对于塔的信仰,之后是各类金刚菩萨像。有缘起法颂字样的擦擦多出现于藏传佛教的早期,即公元9~11世纪,图像上是各种塔或是偈颂与塔、观音像的组合。虽然汉、藏擦擦在早期造像上图像样式多有不同,但共同点是多铭有缘起法颂偈,即法身舍利的信仰。其二,形制上,即制作方法不同。藏地后弘初期(或推测为吐蕃时)的擦擦,多见大翻边,显然是团好了泥团,直接用模具挤压下去形成的。越往后期,擦擦的边缘越齐整。相比于汉地的擦擦,虽然时代早,但其形制规整,边缘干净,或方形或上圓下方,多很规矩,且往往经过烧制。

最后,有一点值得考虑,就是在图齐对擦擦的研究中,其所称“最古老的擦擦”,也不过印有公元8、9世纪印度字体的缘起法颂,上海博物馆“古印度文明展”所展出的10件大英博物馆藏“祈愿铭牌”也是公元10~11世纪的法物。据笔者浅学所知,至今尚没有印度、西藏更早时期的擦擦材料公布。而汉地的擦擦,最早有明确纪年的实物于公元6世纪(西魏大统八年扈郑兴造三佛像)就已经出现,即使是隋唐时期的造像,如仁寿二年(602)的隋代泥像、永徽元年(650)的比丘法律造像,也是公元7世纪的。是谁影响了谁?一个明确的前提是在大唐苏常侍造像中,清晰地提到这种造像是“印度佛像”(铭文是“印度佛像大唐,苏常侍等共作”),对于“印度佛像”的一个理解是佛像的样式源自印度,以这种样式制作的泥佛形式也是印度的。那么,在印度制作擦擦的年代可能就更早,只是这种小型泥佛像不易保存,所以看不到印度更早的实物,而中国制作的擦擦大多经过了烧制,成为“陶佛”(或佛砖),故可以保留下来。因此,图齐所谓“最古老的擦擦”之说,可能就值得商榷了。

由“擦擦”之名,考虑到玄奘的记录,从其记录的形态到供养方式看,显然是擦擦供养,但玄奘只提到用香泥作“小窣堵波”,也就是说,至少在玄奘游学印度的公元7世纪,这种源自印度俗语的擦擦之名,可能没有被学者认可,直到公元8世纪,无上瑜珈上师不二金刚写出相关的擦擦制作仪轨,擦擦之名才通过藏文佛典的翻译直接传入藏区,这也再一次证明了造像与仪轨的辩证关系。

综上,我在起笔时亦将在西安收藏的14枚泥佛像称之为“擦擦”。

(作者系原新华社甘肃分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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