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周楞伽与刘群的交谊

周允中

我父亲周楞伽与刘群相识在1935年的春天，当时，他还没有用刘群这个名字，朋友们都唤他“萍华”。那时候，《文艺电影》的编辑石凌鹤刚被撤去了职务，由国民党上海市党务整理委员、电影演员姜克尼任主编。姜克尼原来是我们家在上海南市江阴路的房客，他无意之中在光华书店遇见了我父亲，知道我父亲眼下正在搞新文艺创作，就竭力相邀一起编辑《文艺电影》。

一天晚上，在贵州路明智里，由姚苏凤的《每日晨报》和姜克尼的《文艺电影》发起，召开了一个集会，欢迎新近回国的戏剧大师欧阳予倩。

在这个集会中，姜克尼介绍我父亲认识了一个穿着灰色长袍的青年：“这是萍华！”我父亲站起来和他握了握手，发现他身材稍显矮小，剃着平顶头，鼻子很大，眼睛却很小。看人的时候，眼睛眯成一条缝，似乎有些近视眼。萍华真名叫朱宗彬，湖北人，他替《晨报·每日电影》写影评文章时候，用的笔名就是萍华。他告诉我父亲，目前他正在复旦大学读书，学的是政治经济学，他有个姐夫姓邹，是平汉铁路的局长，生活费用都靠这位姐夫资助，但他平素喜爱的却是文艺。

据冒舒湮先生在《大地》杂志1980年第四期上發表的《记上海〈晨报·每日电影〉》一文记载：1934年10月，“电影小组”领导成员被迫脱离明星公司，并从《每电》隐退，化名转移阵地，另由地下党员宋之的、萍华等接替《每电》的岗位。可见早在1934年之前，萍华就是共产党员了。

从那时开始，通过萍华的介绍，我父亲也开始替《晨报·每日电影》撰稿。当时上海滩，凌鹤主编的《申报·电影周刊》、鲁思主编的《民报·影谭》，还有姚苏凤的《晨报·每日电影》，三者之间形同水火，常常互相攻击。我父亲的第一篇影评文章，是评论孙师毅的新编电影《新女性》的，他反对女主角韦明的自杀，主张她应该努力奋斗去创造光明的前途。这一观点遭到唐纳的竭力反对和批评，形成了范围广泛的一场大辩论。

正在此时，《晨报·每日电影》换上了穆时英和刘呐鸥等一群软性论者担任编辑，他们提倡和传播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淇淋，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软性电影”论，使得萍华、宋之的和我父亲都退出了《晨报》，宋之的后来去了山西。萍华陪同他来时，我父亲借给他十元法币作为盘缠。

不久，我父亲搬到了南京路先施公司对面的大沪银行大楼楼上居住，这一时期通过萍华的介绍，他结识了大量的作家，如欧阳山、杨骚、陈鲤庭、沙千里、于伶、艾芜、柳乃夫等。

当时我父亲正在写作长篇小说《炼狱》，萍华为了让我父亲了解农村现状和年轻学生的思想，特地邀请我父亲去江湾，在复旦大学的宿舍住了一个星期。在朝夕相处中，我父亲对他的身世有了进一步了解。他过去是在北平的大学里读书，后来因为搞学生运动，遭到国民党的逮捕，并被严讯逼供，是通过亲戚朋友的救援才得以释放出狱的，后来就转学来复旦大学就读了。听了他苦难而又光荣的经历，我父亲对他更加敬佩了。

不久，汉口有一位叫孔罗荪的，正在编辑《大光报》的副刊《紫线》，写信来向我父亲约稿。我父亲寄去了一部十万字的中篇小说《三十年代》。同时，因为萍华是湖北人，和孔是同乡的关系，我父亲也就介绍他去写稿。后来，我父亲又介绍他给李辉英主编的《创作》写书评，他在该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书评，是评论万迪鹤的小说《火葬》。

那年的秋天，我父亲去苏州住了两个月，埋头写作《炼狱》。重新返回上海时，发现萍华在社会科学界开始崭露头角。他除了继续为《民报·影谭》写稿之外，还和复旦大学同学贾开基等人创办了《客观》这本综合性的刊物。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第一次在上海展览的时候，萍华是组织奔走最力的一个人。他还介绍了三位年轻的木刻家野夫、沃渣、温涛为我父亲的长篇小说《炼狱》木刻插图。

“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以后，全国立即兴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萍华原本就是学生运动的中坚，他狂热地组织和领导着救亡活动，参加了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组织的文化界救国会，并且担任救国会机关报《救亡情报》的主编。《生活知识》《时代论坛》等几种新近出版的刊物，经常有他的宏文发表。此时，他的笔名改为了刘群。团结在他身边的青年越来越多，他便与我父亲商量出版一本综合性的文艺刊物，经过集体议定取名为《文学青年》，由我父亲担任主编，经费是大家共同筹集的。这本刊物是提倡报告文学的，现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似乎都未提及这本刊物，我觉得实在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不久，文坛上出现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争论，我父亲受徐懋庸的怂恿，也写了一系列的文章鼓吹国防文学，后来发现文坛上的朋友各分壁垒，互相攻击，闹得不可开交，觉得有些厌烦。正好我母亲和我的奶奶，为了一些生活琐事发生了矛盾，加上接近年关，于是我父亲回到老家江苏宜兴，蛰居读书，杜门不出，准备不再与闻世事了。

不料，时隔两个月左右，刘群居然不忘故人，从上海辗转打听到我父亲在宜兴的居住地址，写了信来，指责我父亲不应该在这风云激荡的时代自暴自弃，勉励他不要把生命消耗在无聊的岁月之中。在这仿佛隔离尘世的小县城里，突然收到这样一封来信，不啻是空谷足音，我父亲决定过完春节，就回到上海，再作冯妇。

1937年初春，我父亲回到上海，就住在刘群的家中。此时，他单独租下了一栋石库门建筑，楼下设立了一座小学校，楼上他自己住了两间，另外一间租给了翻译家金则人，我父亲租住在亭子间。使我父亲极为吃惊的是，刘群在最近一年中，自费写作印刷了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学生运动之路》，另外一本是《学生运动论文集》。虽然这两本书都遭到了国民党市党部的禁止，但是，他为上海杂志公司撰写的《告彷徨中的中国青年》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原书出版不到三个月，便发行到了五版，销售的数目不下十万余册。

住在一起，我父亲才对刘群的家庭有了了解。当时他有一个四岁的女儿，他的岳母也和他住在一起，还有一个堂妹在楼下的小学里，担任教课的工作。我父亲去了约两个月，就碰上了一件大喜事：刘群居然生了个双胞胎，都是男孩，大家都向他道喜，他也高兴得合不拢嘴。孩子满月的那天，他特地摆了汤饼宴予以庆祝，楼上楼下摆满筵席。那天，宋之的也从山西赶来，当时他正以《武则天》一剧轰动上海滩。刘群还因为我父亲和唐纳笔战的隔阂，逼着两人对饮了一杯，握手言欢。

金则人后来搬走了，我父亲就住进了厢房，和刘群的卧室望衡对宇，发现他的写作能力实在惊人。他一大清早起床，漱洗完毕，就率尔操觚，手挥不停，一直写到深夜两三点钟，还不肯休息。有时候，我父亲前去劝说，刘群却回答说：“我总觉得时间不够，我希望能够再写得快一些，因为按照现在青年的需要，至少要快三倍，才能够应付当前形势的发展。”

当时，他正在进行青年生活和工作的调查，预备写一本二十万字的巨著，题目是《再告彷徨中的中国青年》。他还特地印就一张表格，附在《告彷徨中的中国青年》的书后，共提出了11个大问题、62个小问题，填写这张表格并且寄给他的青年很多，用来黏贴的剪贴簿，竟然有三大册之多。此外，他在去世之前，还替生活书店编写了一本《战时民众宣传工作》的手册，并且把稿费盈余，全部捐献给了救济难民之用。

正當他雄心勃勃地想要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时，“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打破了他的计划，使得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1937年8月底，他参加了抗日救亡演剧队第三大队到内地去做宣传工作。临走之前，刘群还殷殷叮嘱我父亲照顾好他留沪的家属，谁知道他这一去，却永远没有再回来。

回来的是演剧队的队员伊明，他带来了演剧队正副两位队长应云卫和郑君里分别给我父亲和刘群家属的信件。原来他在进行救亡宣传时，患上了白喉症，于9月4日悄然病死在武进医院里了。10月15日，文化界救亡协会在慕而鸣路女青年会，为刘群召开追悼会。我父亲送去的对联是：“万言倚马，千里奔波，热诚为救亡，取义舍生君遂愿；三载论交，一朝永诀，凄凉伤往事，知友寥落我心悲。”

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我父亲被关在牛棚里面，天天认罪写检查交代。有一天，收到在武汉工作的侄女婿吴泰成的来信。吴泰成在武昌区委工作，区领导就是刘群夫人朱涵珠。当时，他们作为革命造反派，正想组织材料，炮轰揪出朱涵珠，我父亲不顾自身安危，急忙写信给吴泰成，告知刘群生前光辉的战斗业绩。

其实，刘群夫人朱涵珠本身也是位不让须眉的巾帼。她是四川江安人，生于1911年。1912年其父朱山（字云石，时为同盟会员），因撰文抨击袁世凯反对共和的倒行逆施，被袁世凯在四川的忠实爪牙胡景伊诬杀。1913年朱涵珠随母亲李毓（哲华）迁居北京。1926年“三一八”事件，还是中学生的她便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游行革命活动。

1935年刘群经保释出狱后到上海从事进步文化活动，朱涵珠随丈夫到上海创办了一所平民小学——德范小学，学校主要面向劳动人民子女，当时上海一般私立小学收费20元，而德范小学只收2元，赤贫者还耍减免，并赠送书籍。

刘群逝世后，1937年底，朱涵珠带着年幼的儿女从上海撤退，流亡至当时的全国抗日中心——武汉。在武汉，朱涵珠依然以饱满的热情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活动。她与妇女界的进步人士徐境平、曹孟君、安娥、陈波儿、刘清扬、沈兹九、杜君慧、史良等一起成为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最早的9个串联发起人。1938年初作为主要发起人，徐镜平、曹孟君、朱涵珠到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部找到邓颖超大姐，提出了“抗日救亡、拯救难童”的主张和建议。1938年1月24日在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成立的战时儿童保育会筹备会上，朱涵珠当选为筹备委员（共九名筹委）。

抗战胜利后朱涵珠携家小迁往武汉。解放后，朱涵珠以爱国民主人士身份参与了武汉市妇女儿童的保卫事业，任武汉市妇联福利部部长，并当选为武汉市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1年3月参加了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深入抗美援朝前线坑道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1954年调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政府任副区长，分管文化教育卫生工作。

1986年，我父亲应湖北省曲艺家协会的邀请，替他们的刊物《传奇天地》写作《无双才女李清照》的中篇小说，下榻在东湖宾馆，又通过吴泰成，找到了朱涵珠。她在自己的家中多次设宴，宴请我父亲，并且介绍认识了刘群的两个子女，都在武汉大学任教。刘群地下有知，也应该回眸笑慰了。

此外，需要补叙一笔的是：我父亲在1984年3月23日，给当时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陈梦熊教授去过一封信，信中提及，他在1937年春，在亡友刘群的家中认识了陈沂（曾任解放军文化部长、上海市委副书记），对他发表的作品情况，不详，但可以去信武汉，询问刘群的夫人，地址可以致函武汉大学历史系朱雷转朱涵珠。另外我父亲又指出：刘群不论是文学、电影、社会科学都有很多著译，他下笔很快，每天能写数万言，在社会科学界，可以与钱亦石齐名。

（责任编辑：顾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