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之困：社会进步的“副产品”

李振

交谈，本是一项基本的社交技能，长期以来，却成了困扰许多人的难题。

从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到珠江新城的地铁3号线上，张明坐1站的时间需要10分钟，因为他每天上班要同2000多人“竞争”才能挤上地铁。地铁车厢里同样拥挤，距离近得犹如人们在“交头接耳”。为避免尴尬，张明与所有人一样，站稳抓牢后的第一件事基本就是掏出手机。

在张明看来，每个人都陷入了一种有序而封闭的生活：总有加不完的班，早9点晚10点的工作将他拴牢在家与公司两点一线上。

因为从事的工种，他在工作上接触到的异性不多。除了编程，他几乎没有工夫去培养其他兴趣爱好，在与异性交往时“不知道聊什么”，成了他的一大困惑。在几次交往受挫之后，他承认自己“不够幽默”、“有点乏味”，由此开始失去自信。

据2015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关于社交障碍，占比最多的受访者（44.1%）认为“找不到共同话题”，其次是害怕暴露自己的弱点（39.8%）。受访者的其他社交困境和障碍还包括怕打扰他人（33.7%）、缺乏幽默感（31.8%）、羞于展示自己的长处（30.0%）、习惯以自我为中心（19.2%）、总担心他人有敌意（13.4%）等。

世纪佳缘CEO吴琳光说，“我总结出此类人群的三点通病：自我意识较强，挑剔他人;性格内向，无法推动话题;过于莽撞，不经意间得罪对方。”

生活环境也是造成交谈障碍的一个原因。“80后”、“90后”在成长过程中既遇到了独生子女政策，又迎来了互联网大发展时代。

“在北上广一线城市，大多数80后客户是独生子女。”吴琳光说，独生子女在家庭教育中很早就被父母告知“不要随便给陌生人开门”、“不要跟陌生人说话”，长大后，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了难以开口跟陌生人说话的人。

李佳妮是一名工作在一线城市的大龄未婚女青年，她性格活泼开朗，不存在交际障碍，可她的问题在于“不想交谈”。

她的结论是理想中的结婚对象太难找了。“我硕士毕业，已经在广州买了一套房子，我理想中的结婚对象至少要门当户对。”

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在他的研究中总结出一套“相称婚配”理论。他认为，“一个有效的婚姻市场总是有完全相称的婚配，高质量的男子和高质量的女子结婚，低质量的男子和低质量的女子成亲。”在他看来，一个有效率的婚恋市场也遵循等价交换、互惠互利、利益最大化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

加里的理论实质上就是中国过去所说的“门当户对”：很多时候，相亲的前提要建立在等价交换、利益最大化基础上。虽然有点难以接受，却实实在在地发生着。

不会交谈和功利性强，让数量不少的城市适婚白领陷入“交谈无力”的沼泽，导致结婚难的尴尬。

在广西师范大学社会学博士肖富群看来，这种大龄未婚现象背后，具有社会原因。

“为了追求事业的成功，他们较长时间的求学、频繁的流动以及繁忙的工作，推迟和挤占了他们的婚恋时间;个人内化的社会择偶标准，缩小了他们的择偶范围;社会婚恋道德环境的某些滑坡，让他们在婚恋中过于谨慎甚至心存畏惧。”肖富群认为。

社会学博士、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王兴周认为，这是社会转型的伴生品。

当大家都为生存而奋斗的时候，温饱、住房的问题自然是主要的。而现在到了相对富裕的阶段，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实现，问题也就变了：隐藏的城市病、工业病、心理病显现出来了，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

“中国正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王兴周说，“在大城市，人际交往逐渐变得理性化。交谈無力、交往障碍是社会进步阶段性的‘副产品。”

（李飞荐自《时代邮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