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彩陶研究初探

2017-05-10 19:00刘艺飞
文教资料 2017年6期
关键词:红山文化彩陶

刘艺飞

摘 要: 本文对红山文化彩陶进行初步梳理,根据花纹样式,将这些彩陶分为10大类。通过研究,认为这10大类彩陶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与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关系密切,而且与东北地区本地考古学文化息息相关,整个红山文化彩陶发展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关键词: 红山文化 彩陶 花纹样式

一、简述红山文化及重要遗址

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对辽宁锦西沙锅屯洞穴遗址进行发掘,并在东北地区首次发现彩陶①。之后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彩陶发现数量随之增多。红山文化是整个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最重要的一种考古学文化遗存。由于20世纪80年代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东山嘴祭坛和建平倒牛河梁坛庙冢的发现,学术界认识到,红山文化在中华五千年国家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红山文化考古学文化素以筒形罐和“之”字纹著称,相比较同时期的中原文化和西北地区考古学文化,彩陶貌似并不出彩。但实际上,整个东北地区史前时期都缺乏彩陶,唯有红山文化彩陶大放异彩。因此,笔者仅凭陋知浅见,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红山文化彩陶进行梳理,并谈谈认识,以见教于方家。

目前已考古发掘出且出土遗物较为丰富的红山文化聚落遗址主要有赤峰红山后、西水泉、蜘蛛山、魏家窝铺、巴林右旗那斯台、西台遗址、兴隆沟等地点。较高规格的礼仪建遗址主要有赤峰敖汉旗四家子草帽山、辽宁喀左东山嘴和建平牛河梁等。

二、红山文化彩陶纹样分类及绘制方法

古代彩陶上的纹饰绘制方法大概是:先在器皿的装饰部位画几个点,单位奇、偶数不等,然后以点为中心,分别向左右延伸,或弧线,或直线,或块面,或用其他几何因素,连成一个整体,出现连续性的“漩涡纹”、“三角纹”、“勾叶纹”、“垂鳞纹”等。也有轮制的彩陶纹饰,随着轮盘的转动,用蘸有原料的笔顺向彩绘,绘成粗细相间的平行线或波状线,其线条规则、整齐。

至于彩陶上的纹饰受色料来源的局限,颜色虽然不丰富,只以赭红、黑、白三种颜色进行彩绘,但由于运用得比较成功,因而并不会显得单调,反而是自然、朴实、带有生活气息。彩陶匠人一般在彩绘之前,经常在胎地上先涂一层红色的或者白色的陶衣作衬,然后在上边绘制黑色、赭红,或白色的花纹。陶衣掩盖了原本粗糙的胚体表面,增加了器表的光泽,使纹饰更增强了艺术性。

之所以研究陶器,是因为在考古学文化研究当中,通常将陶器作为定义考古学文化的重要依据。尽管制作和装饰陶器的方法多种多样,但是每个社会使用的技术和对风格的偏爱不完全相同。这种规范是从陶工学徒时期继承来的,并得到社会观念和经济方面的支持和制约,个人难以摆脱这样的规范而另外创立一种完全不同的规范。

根据花纹样式的不同,可将红山文化各个遗址和墓葬中出现的彩陶分为10大类(表一),分别为:平带条纹、菱形纹、细平行线加宽条带纹、实心方格纹、细平行线纹、三角纹、垂鳞纹、连弧纹、残弧纹和残折线纹、勾连涡纹(见于表二②)。

这些花纹样式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类,平带条纹:条带宽窄不一,多施在钵和筒形器器表。

第二类,菱形纹:多施在各类筒形器、敞口罐、盂、鼓腹罐器表。

第三类,细平行线加宽条带纹:多施在各类筒形器表面。

第四类,实心方格纹:实心方格交错,多施在筒形器表。

第五类,细平行线纹:可以分为三小类,A、B、C三类,多施在陶钵外口沿和鼓腹罐上腹。

A类,短竖平行线。

B类,斜向一致的细平行线。

C类,若干条斜平行线成一组,各组斜向不同。

第六类,三角纹:分为两类,A类,实心三角纹;B类,大斜折线三角纹。

A类三角纹可以分为四小类:

Aa类:钝角三角形:三角形钝角向下相连成行,行行叠压,上层的三角形抵在下层两个三角形相接处,这类花纹多施在各类筒形器表面。

Ab类:直角三角形:两个三角形的直角相互对接,有的三角形直角对边略呈弧形,这类花纹多施在筒形器表面。

Ac类:三角形上下左右对接:多以三条短竖线为一组,将每对三角形隔开,这类花纹多施在罐和盂上。

Ad类:体态细长三角纹:相连成行,多施在盆或钵的口沿。

B类三角纹:大斜折线三角纹:由较长的斜直线相交构成,多施在筒形器表面。

第七类,垂鳞纹:多施在筒形器表面和弧腹罐上腹。

第八类,连弧纹:多施在双耳鼓腹罐表面。

第九类,残弧线纹和残折线纹:多为彩陶残片,完整器形不辨。

第十类,勾连涡纹:器形多见于双耳鼓腹罐、双腹盆、各类筒形器。

分为三类,A、B、C:

A类:上下对勾勾连涡纹;B类:左右对勾勾连涡纹;C类:单勾连涡纹。

三、红山文化彩陶的特点

红山文化年代跨度约为公元前4500年到公元前3000年,最新研究表明③,红山文化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公元前4500年~公元前4000年)处于仰韶早期,与中原地区的半坡文化晚期,后岗一期文化相当。(表三)

第二阶段:(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500年)处于仰韶时代中期,年代与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处于相同时期。(表四)

第三阶段:(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3000年)处于仰韶时代晚期,年代与庙子沟文化相当。(表五)

三個阶段的纹饰,有新增的部分,也有一直保留下来的纹样。根据彩陶纹样的不同和使用的器型不同,可将三个阶段的彩陶归结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包括早、中两个时期,彩陶器形基本都是生活用具;第二阶段是晚期,彩陶器形多为祭祀或者随葬品,如筒形器。

四、红山文化彩陶纹样的产生与发展

经过观察和研究,可以发现彩陶纹样当中有一部分是共见于东北和周邻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而另一些彩陶纹样则与本地刻划花纹、压印纹相同。因此,笔者认为对于红山文化彩陶纹样的来源,一定要从内外两方面考虑。

(一)红山文化彩陶反映出的文化交流

本节主要就红山文化各时期的同时代考古学文化中的彩陶纹样发展探讨红山文化彩陶纹样上反映的与各地区文化交流的情况。

1.红山文化第一阶段(公元前4500年~公元前4000年)文化交流分布在豫北冀南的后岗一期文化④与红山文化早期阶段为同时期文化,而在后岗一期文化中,以河北正定南阳庄为典型遗址⑤,在南阳庄出土彩陶中,可以看到红山文化彩陶淡淡的影子,而其中典型的能体现出文化交流的应当是平行线纹和条带纹。

首先,从彩陶施纹部位来看,两种纹样主要施在碗或钵的口沿上部。这一施纹部位,红山文化的彩陶和南阳庄类型常见两种纹样。并且,此纹此部位,在红山文化中,不只早期,中期也是常见的。

其次,从平行线纹看,在两种文化中,都可以见到本文第二部分纹样分类中的细平行线纹这一大类别的花纹,其中包括三种小类,无一不有。(表六1-6)。从施纹手法到成品效果,别无二致。

最后,从平条带纹来看,正定南阳庄陶钵上的平条带纹,同样可见于红山文化彩陶上(表六7-8)。

由此可知,红山文化早期和后岗一期文化曾经进行过文化交流。

2.红山文化第二阶段(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500年)文化交流

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是中原地区的庙底沟文化,而就此文化交流,王仁湘先生曾经做过系统的研究⑥。主要研究问题着眼于彩陶的涡纹问题。笔者认为,涡纹是超越时空在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如星云、涡流、贝壳等。但是,彩陶中的涡纹中应当是寄托了古人某种对自然的思考,真正的意义尚不得而知。但笔者大胆揣测,是否这种涡纹和水有关。古人往往傍水而居,而红山文化的先民们也是聚居于辽河及其支流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教来河附近。水的流动不息是否在先民们心中代表了生命的轮回不止?那么,在庙底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中,都出现了勾连涡纹,两者之间的交流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大概要从彩陶纹样中寻找答案(表七)。

从表七可以看出,庙底沟文化中的涡纹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的,是从旋纹发展到涡纹的,反观红山文化,是突然出现了成熟的双勾连纹,并没有像庙底沟文化一样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因此,应该可以这样猜想,红山文化彩陶中出现的双勾连纹是经由庙底沟文化传播过来的。

但是,同时期对比,红山文化彩陶中的单勾连涡纹显得质朴而简陋,并不如双勾连纹成熟,而且在东北地区的本土陶器刻划纹当中可以寻找到根源,这在之后待专门阐述。

3.红山文化第三阶段(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3000年)文化交流

庙子沟文化得名于庙子沟遗址⑦,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中南部。目前学界一般认为,该文化可以分为三个地方类型:阿善类型、海生不浪类型和庙子沟类型⑧。因为阿善类型和庙子沟类型遗存中彩陶少见,而分布在鄂尔多斯和黄河东岸的托克托、清水河两县境内的海生不浪类型彩陶较为突出。所以,仅讨论海生不浪类型彩陶与红山文化第三阶段的彩陶之间进行的文化交流。

从表八可以看出,庙子沟海生不浪类型和红山文化发生文化交流的彩陶纹饰主要有三种:三角纹Aa型实心钝角三角形,垂鳞纹,勾连涡纹A类上下勾连涡纹。笔者认为,实心三角形纹饰,海生不浪类型彩陶明显比红山文化彩陶纹饰布局紧促,又显得狭窄,不够大气;红山文化此类纹饰布局大方,线条流畅,舒展自如,显得更为成熟。垂鳞纹而言,海生不浪类型笔触生涩,线条偏细;红山文化垂鳞纹则线条流畅,笔触成熟,图案圆润对称,更为舒展,颇具美感。最后一种纹饰,就上下勾连涡纹而言,海生不浪类型明显较红山文化发展更成熟,偏于纤细的流畅线条的描画,秀美的涡纹更具有神秘的宗教色彩;红山文化的彩陶线条粗硬,生涩朴实。

在实心三角纹和垂鳞纹方面,明显红山文化对庙子沟文化彩陶更有影响力,多是输出于海生不浪,毕竟从地理位置来看,两种考古学文化距离并不算很远。但就上下勾连涡纹而言,应当是海生不浪对红山文化的涡纹发展起到了比较有利的影响,对红山文化后期彩陶装饰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综上,红山文化与其周围考古学文化共用的纹饰有:早期的细平行线纹、平条带纹,中期的勾连涡纹,晚期的Aa类三角纹、垂鳞纹及一直存在发展的A、C类勾连涡纹。

(二)红山文化本地区相关刻划纹和压印纹陶器对彩陶的影响

关于此,朱延平曾对八种红山文化彩陶花纹进行研究⑨,认为这八种纹样见于兴隆洼文化、西梁类型和红山文化中的刻划纹和压印纹。彩陶花纹和刻划纹、压印纹分别对应如下(下图⑩):红山文化彩陶平行斜线纹(下图5、6)对应兴隆洼文化短斜线戳印纹(下图10、11),红山文化黑彩勾连纹(下图1)对应兴隆洼文化压划勾连纹(下图15),红山文化黑彩鳞格纹(下图3)对应赵宝沟文化刻划鳞格纹(下图17),红山文化横向平行线纹(下图4)对应兴隆洼文化凹弦纹(下图18),红山文化纵长三角黑彩花纹(下图8)对应兴隆洼文化的竖压横排之字纹(下图13),红山文化横长三角纹(下图2)对应兴隆洼文化横压竖排之字纹(下图16),红山文化菱形黑彩花纹(下图7)对应兴隆洼文化横竖排之字纹(下图12),红山文化多重半环状垂鳞纹(下图9)对应红山文化和西梁半环状垂鳞纹(下图14、19)。

这八种纹样,按照绘制难易程度看,最简易的是横向平行紋、平行斜线纹、纵长三角纹、横长三角纹、菱格纹、垂鳞纹、鳞格纹、勾连涡纹。对本地彩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指甲戳印纹和席纹、之字纹。但是,笔者认为,刻划纹中简易的纹饰对彩陶影响较为直接,但复杂程度高的纹饰,似乎并不是受到刻划纹如此明显影响的类型。因此,对于勾连涡纹的发展,笔者恐怕仍要保持存疑态度。

通过上述比较笔者发现,一些彩陶花纹样式在东北和周邻相关考古学文化中共见,还有一些纹样不仅以彩绘的形式出现,而且在本地较早文化中以刻划纹和压印纹的形式出现。因此,我们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两地共见的彩陶花纹如何判断其来源地。第二,当外地彩陶花纹图案和东北地区刻划纹样式相同时,如何辨别二者谁是东北彩陶相关纹样的源头。

对于第一个问题:首先,简单的彩陶花纹完全可能两地都能独立产生,如用平条带纹装饰的红顶钵式彩陶,中国北方多地早期文化中都出现过这种彩陶,东北地区可能也不例外;其次,判断彩陶花纹在哪个地区有其前身纹样,包括彩陶花纹和刻划纹,有前身之地便为该类彩陶花纹的起源之处;再次,观察两地彩陶的传统,如果一地为彩陶传统的发祥地或者彩陶花纹从早到晚有其固定演变系统,而另外一地的彩陶之前一直少见或不见,那么我们认为两地共见的彩陶很有可能来源于前者。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的意见是不论是器表施彩还是器表施刻划纹都属装饰手法和表达艺术,但是二者表现手法不同,前者以平面的方式表现,而后者则以立体的形式展示,两者区别较大。因此,在遇到第二个问题时,我们会选择相同的表现方式。换言之,面对纹样相同的本地刻划纹和外地彩陶花纹时,我们倾向后者是东北地区同类彩陶花纹的来源。

综上,在红山文化阶段,笔者认为出现的10种类型彩陶纹饰,本地产生的有平条带纹、菱形纹、三角纹、简易的垂鳞纹;来源不明的可能有上下勾连涡纹;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有勾连涡纹、平行线纹;向外输出的有实心三角纹、垂鳞纹;对外交流的主要是后岗一期文化、庙底沟文化、庙子沟文化海生不浪类型。

注释:

①安特生.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洞穴层(古生物志丁种第1号第1册)[M].北京:地质调查所。1923.

②由于资料较多,为行文方便,本文在此统一不引注各遗址和墓地的发掘简报或报告,各遗址简况可参见杜战伟.中國东北南部地区新石器文化的时空框架于谱系格局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4.

③赵宾福,薛振华.以陶器为视角的红山文化发展阶段研究[J].考古学报,2012(1).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后岗新石器时代的发掘[J].考古,1982(6).

⑤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定南阳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⑥王仁湘.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庙底沟文化彩陶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⑦内蒙古考古研究所.庙子沟与大坝沟[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

⑧魏坚.试论庙子沟文化[A].吉林大学考古系编.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文集[C].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85-100.

⑨朱延平.红山文化彩陶纹样探源[A].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边疆考古研究(第六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⑩本图综合9的八种红山文化彩陶花纹而成.

基金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项目编号:201510165052。

课题号:辽宁省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辽海考古实践教育基地。

基地编号:1016520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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