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俄罗斯产业政策研究
——以叶利钦时期为例

周静言

(辽东学院 经济学院， 辽宁 丹东 118001)

【经济管理研究】

转型时期俄罗斯产业政策研究
——以叶利钦时期为例

周静言

(辽东学院 经济学院， 辽宁 丹东 118001)

转型初期叶利钦政府对其国内的产业政策态度经历了从否定到认可再到重视的过程转变，但最终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致使俄罗斯产业政策问题基本上处于搁置状态。本文以叶利钦时期俄罗斯产业政策制定的经济背景为切入点，着重分析这一时期俄罗斯产业扶持政策、产业结构政策和科技创新政策的内容，并考察其相应的政策调整措施，最后对产业政策效果作出客观评价。

激进式改革；产业政策；产业结构政策；科技创新政策

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的继承国其产业政策由来已久。尽管苏联时期并未明确提出和使用产业政策的概念，但是在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规划中产业政策的内容已有所体现，而由于其内容和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以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也没有改变前苏联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轨初期俄联邦实行了“激进式”的市场化改革，给俄罗斯经济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对待产业政策的态度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有哪些产业政策措施？是否真正的实施了产业政策？这些问题对于分析叶利钦时期产业发展乃至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对于21世纪以来俄罗斯产业发展的分析具有一定的传承性。并且中俄两国同是新兴的市场经济转型国家，曾经的计划经济背景使得两国对产业政策的必要性存在一致的认同，特别是两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又存在高度相似性。因此，分析转型时期俄罗斯产业政策的经验与教训，对于研究我国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叶利钦时期产业政策的经济背景

叶利钦时期俄联邦选择了“休克疗法”的转型政策，其目的是采用“激进式”的改革措施快速地摧毁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西方化的市场经济框架。而实际上，激进式改革不但没有振兴俄罗斯经济，反而使其经济大幅度下滑且经济危机严重，因此，这种改革本身并不算是成功。具体而言：

(一)激进式改革致使俄罗斯经历严重的通货膨胀

受改革影响转型之初俄罗斯在国内全面实施价格自由化战略，国内的批发和零售价格放开超过90%，在国内消费品生产严重不足的现实情况下，使得这一政策的实施导致了全面价格飞涨。转轨初期，尤其是1992年俄罗斯通货膨胀率曾高达2 510%，尽管其后有所下降，但是1993—1995年仍然高达840%、220%和131%。为控制严重的通货膨胀俄联邦政府实施软赤字政策措施，采取发行国内债券及国外贷款等手段，使其通货膨胀率自1996年开始降为两位数以下，其中1997年通胀率已经降为11%，而1998年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所引致的通货膨胀率再次陡然增加(84.4%)，1999年通胀率有所回落但仍为36.5%*数据来源：俄罗斯国家统计局《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2000》，http://www.gks.ru.。

(二)激进式改革导致俄罗斯产出持续下降

转型初期也是俄罗斯GDP下降幅度最大的时期，1992—1994年分别下降14.5%、 8.7%和12.7%， 1995年开始GDP下降幅度有所回落，1997年俄罗斯GDP首次出现正增长，但其后的1998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再次转为5.3%的负增长，1999年GDP达到了5.4%的增长[1]，成为叶利钦时期俄联邦经济增长最高的一年。

(三)激进式改革进一步加重俄罗斯经济能源和原材料化趋势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包括电力、黑色冶金、燃料、有色冶金、木材及造纸、建筑工业)所占比重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态势，(如图1所示)由1991年的47.5%上升到1999年的53.8%，上升6.3个百分点，其中，最高比重达到55.5%(1998年)。相比之下其制造业(包括机械制造、化工、食品及轻工)比重呈现出明显的下降态势，由48.5%下降到42.1%，下降超过6个百分点，最低比重降为39.7%(1998年)。

图1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工业部门结构(%)*能源原材部门包括：电力、燃料、黑色冶金、有色冶金、木材加工、造纸、建材工业。制造业包括：机械制造和金属加工、化工、轻工业及食品工业。

资料来源: 根据《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и 2000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数据计算整理后绘制，http://www.gks.ru

(四)激进式改革严重削弱俄罗斯科技创新能力

在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科研与市场完全脱节，科研活动所需的人才、经费以及物资保障全部由联邦政府统一配置。激进式改革所推崇的“市场万能论”，促使叶利钦政府将科技领域推向市场，特别是对其预算拨款骤然减少，使其科技创新能力严重下降。表现为：

从研发投入强度来看，呈现骤然下降到小幅回升的趋势，总体上远低于转轨初期水平。经济转轨使俄罗斯科研经费投入骤然下降，1992年比上年下降超过70%，并且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即研发投入(R&D)占GDP的比重，通常将比值低于1%作为缺乏创新能力的判断标准。降至0.74%，明显低于前苏联水平。从1993年开始，俄罗斯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呈现小幅上升之势，1999年为1%，其中，最高的1997年也仅为1.04%，明显低于转轨前1.43%的水平[2]。可见，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创新能力明显不足，倒退为研发初级阶段。

从专利数量看，叶利钦时期专利总数量和俄罗斯居民申请专利数量均呈现下降态势。从图2可以看出，专利总数量下降近26个百分点，由51 344件降为27 844件，其中，1997年最低，为23 229件。而俄罗斯居民专利申请数量下降幅度更大，接近50%，由39 494件下降到19 900件。

从科研人员数量看，叶利钦时期也呈现明显的减少态势。资料显示，这一时期俄罗斯科技人才流失严重，1995年科研人员数量仅为转轨前1990年的54.6%[3]，到了1998年这一指标降为44%*数据来源：ЦИСН，Наука Россиивцифрах:2000，M: ЦИСН,2000.，降为历史最低水平。同时衡量科研能力之一的科技论文数量也在明显减少，与1990年相比减少12%以上。进一步表明，叶利钦时期俄联邦科技整体水平下降，并且明显缺乏创新能力。

图2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专利申请数量[1]

二、叶利钦时期俄罗斯产业政策的内容分析

转轨初期叶利钦政府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片面地认为政府主导的支持个别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础，主张市场经济改革就应该把一切都交给市场。尽管从总体上对产业政策持反对态度，但实际上并不是完全没有实施产业政策[1]。

(一)产业扶持政策

1993年，切尔诺梅尔金任政府总理期间，俄罗斯将工业和农业振兴作为最重要任务，投资重点转向扶持国内农业、工业以及能源等基础部门。尤其将工业作为重中之重，联邦政府给予军工企业和大型国有企业以生产性贷款，加大对军工企业拨款力度，鼓励其开发民品及两用技术，并支持新武器开发，鼓励武器出口换取发展资金。在农业领域为了鼓励农业发展，增加联邦政府的预算投资。

获得连任后的叶利钦总统调整联邦经济政策，以扩大投资和市场占有率为手段保护和扶持俄罗斯国内生产。将本国工业分为三种类型，有针对性地制定不同的产业扶持政策。其中，类型一是能源、原材料为主的初级加工等具有出口优势的部门，其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政策重点是给予其投资的资金保障。类型二是以军工产品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部门，产业政策扶持的重点是支持高科技产品的生产设备进口，同时鼓励军工产品、军民两用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出口，不仅给予财政方面的经济支持，而且通过国家手段给予政治支持，将俄罗斯产品推向国际市场。第三类是面向国内市场的部门，采取适度保护的产业政策，确保俄罗斯国产商品与进口商品的市场占有率保持合理的比例。

(二) 产业结构政策

1993年，切尔诺梅尔金政府决定不再实施新的“休克疗法”，为促进俄民族工业发展，俄罗斯联邦有选择地实施了产业结构政策，其政策发展的重点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支持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并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尤其是在农业领域，全面取消农产品增值税，农产品加工企业税收减少30%，给予农民贷款投资以优惠，代替原有的补贴。工业领域优先发展高加工度工业，鼓励实施“军转民”政策，支持军工产业的高新技术向军民两用技术乃至民用技术转化，借助于前苏联时期国际领先的军工技术，最终目标是将其推广到俄罗斯整个工业部门，应该说，通过“军转民”政策的大力推行促进了俄罗斯工业结构的优化转型。第三产业领域，俄罗斯联邦对其国内的商业、金融及保险、交通运输等领域实施全面私有化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相关产业的大力发展。

1998年，普利马科夫政府将大力发展生产、调整国内畸形的产业结构作为联邦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国内产业部门的支持力度，重点扶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生产部门，鼓励以武器为代表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换取外汇用以保障俄罗斯财政收入和居民需求。

(三)科技创新政策

针对转轨后近乎崩溃的科学形势，俄罗斯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与科技发展相关的总统令、政府文件乃至法律。对于转轨初期的1992—1995年而言，科研资金严重不足是摆在俄罗斯科技领域的首要问题，而在短时间内又难以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创新政策。为解决俄罗斯科技领域呈现出的各种问题，叶利钦总统签署一系列的总统令。最为典型的是1992年颁布的《关于保护和发展俄罗斯联邦科技潜力紧急措施》的总统令，其中明确提出设立俄罗斯联邦基础研究基金会，为解决科研事业发展资金的问题，明确规定俄联邦技术政策部将国家给予的3%的预算资金投入基础研究基金会。尽管这一时期叶利钦总统签署一系列总统令，但是由于没有得到俄联邦的财政支持，也没有解决科技体制的根本问题，因此并没有扭转俄罗斯科技领域衰落的局面。

在“依靠高科技重振俄罗斯经济”的方针指引下，叶利钦总统第二任期内俄罗斯政府先后出台两部法律、一系列总统令及专项规划用以支持国内科技发展，表明联邦政府启动的科技改革政策，对于这一时期的科技领域改革而言起到了指导性作用。1996年出台的《俄联邦科学发展学说》，首次明确规定俄联邦科技政策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措施，明确提出用于实验开发和科研的经费不少于联邦预算开支的3%。同年出台的《俄联邦科学和技术政策联邦法》作为其国内第一部科学法，第一次以法的形式明确提出“联邦预算的4%用于实验开发和科研活动”[4]，最终由于俄罗斯陷入经济困境无力顾及科技发展，该法律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为进一步强化国家的科技政策，在《1998—2000年俄罗斯科学改革构想》中再次明确“俄联邦预算拨款的4%给予基础领域科研活动”。为进一步加速俄国内科技成果产业化步伐，1999年联邦政府出台了《关于俄罗斯国家创新政策法》，鼓励科技型小企业参与创新，规定了俄罗斯创新政策的主要方向，明确了国家支持创新的方式。

由于俄罗斯拥有的科技资源有限，1998年俄联邦科技部在电子与信息技术、新材料与化工产品、生产技术、燃料及能源四个领域确定14项国家级关键技术优先发展。通过一些列关于创新政策法律文件的实施，有效抑制了俄罗斯科技水平的下降，并给与科学技术发展以正确的引导，并使的科研经费的提高具有法律保障。

三、叶利钦时期俄罗斯产业政策的调整措施

虽然转轨后的叶利钦政府采取激进式改革，片面幻想“市场万能论”，不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尤其在转型初期最为明显。但事实上，这一时期的俄联邦政府每届总理上台都对国家的经济政策作出一定的调整*由盖达尔政府推行的激进式改革给俄罗斯经济及社会发展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切尔诺梅尔金政府在坚持市场经济改革的前提下，首先修改了激进式改革政策，而后全面调整了经济政策，使俄罗斯的经济形势出现某些稳定和转机。基里延科政府主张加强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影响。1998年金融危机后普利马科夫政府对经济改革政策进行大幅度调整，坚持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发展生产与稳定财政相结合、经营机制转变与所有制变更相结合的新的改革发展道路。，进而促进俄罗斯的经济体制改革战略不断调整。具体来看：

(一)关于农业改革及政策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在农业领域进行了以土地私有化、改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实现农业多种经营形式等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改革。叶利钦上任之初签署的《关于俄罗斯实现土地改革的紧急措施》总统令，是这一时期俄罗斯农业方面私有化改革的重要标志，其法律基础是后来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土地法典》，1993年又通过《调整土地关系及发展土地私有化改革》法令，规定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标志俄罗斯国营农场及集体农庄大规模私有化改革的开端。此外，叶利钦政府还推行包括小农业经济政策、改组或取消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鼓励发展个体农庄、推行农产品价格及农业市场化等激进式的农业政策。造成私有化的大多数个体农庄陷入资金和技术严重缺乏的无法运营状态。因此，叶利钦政府提出个体农庄同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并存且自由发展的调整政策。

(二)关于国有企业私有化政策

针对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状况，叶利钦政府采取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策略，以1991年底签署的《加快俄罗斯国有企业和市政企业私有化》总统令作为工业部门私有化的标志，针对国有企业规模不同，采取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两种模式。从效果来看，以拍卖、招投标及股份制等形式存在的小私有化实施较为成功，而且时间较短，1993年基本完成。而大私有化则贯穿始终，分为证券私有化(1992—1993)、货币私有化(1992—1993)和个案私有化(1997—1999)三个阶段。针对前期私有化后的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及效率低下问题，叶利钦政府对私有化政策作出调整。首先，将效率放在第一位，以非国有化战略取代之前的大规模私有化；其次，加强联邦政府对国有资产的监管及大型国有企业的控制。

(三)关于国防工业“军转民”政策

为改变前苏联国民经济军事化的畸形结构，叶利钦时期对国防工业亦进行了激进式改革，试图迅速将国防工业企业的生产、经营及资源配置全部推向市场，通过加速军工企业私有化、破产及整体转产等途径，解决资金短缺及生产严重不足等问题，初步建立其俄联邦军工企业的市场机制。与此同时，“军转民”政策的负面效应集聚，有数据表明，这一政策的实施使俄罗斯近四百家军工企业破产，造成200万人失业，军用技术及人才大量流失海外，军工产品产量缩减50%以上，1993年出口额与1991相比下降89%，使国防工业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5]。为改善这一局面，叶利钦政府提出“保军品，促民品”的战略方针，对必要的军事技术及武器装备恢复生产，对军民两种技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给予军工产品出口以优惠政策，使国防工业的“军转民”改革由“激进式”转向“渐进式”。

(四)关于对外贸易政策

叶利钦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中，转轨初期的1992—1994年受激进式改革影响，叶利钦政府推行全面自由贸易政策，主张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加强同各国的贸易往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获取比较利益。1995—1999年叶利钦政府对贸易政策作出调整，实行有管制的自由贸易政策，放松对出口企业的管制以鼓励出口，为保护本国不具有竞争力的工业项目，采取增加关税及非关税措施限制进口。这一阶段过于保护俄联邦的企业及商品的贸易政策，实际上不利于俄罗斯贸易的公平竞争。

通过对叶利钦时期俄罗斯联邦采取的促进产业发展相关政策的分析表明，转轨初期俄罗斯对其经济采取完全交由市场，中期以后又转向加强国家监管，对应的经济政策也有“激进式”过渡到“渐进式”。

四、叶利钦时期俄罗斯产业政策的效果评价

叶利钦时期俄联邦政府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效果来看：

第一阶段(1991—1993)：俄联邦政府认为产业政策破坏了市场经济基础，对产业政策持否定态度，但并不代表这一阶段完全没有实施产业政策。转轨初期，联邦政府专门成立俄罗斯国家委员会这一特殊机构，其目的是制定产业政策，起草了国家结构性政策等几份纲领性文件，并在1993年第一次正式使用产业政策的这一概念。这一时期俄联邦政府对产业政策的重点方向进行调整，由前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转向优先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并鼓励工业内部结构向高度化方向发展。在“反危机”措施中，明确提出给予轻工业和农业部门以税收和金融等优惠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政策效果。而工业领域由于激进式改革派阻挠工业企业改革，以及国际国币基金组织和七国集团的各种威胁，使工业改革主张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6]，加之经济危机的冲击和资金短缺的制约，致使这一阶段俄罗斯的产业政策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实施。

第二阶段(1994—1997)：俄联邦政府认识到产业政策对其国内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将国内产业划分为新兴产业、幼稚产业和夕阳产业三种类型，并制定出有针对性的保护和扶持发展政策，促进了本国的产业结构升级[7]。1997年，为进一步支持产业结构升级，俄联邦政府从经济与政治两方面支持包括军工生产在内的高技术产业发展，并且在“依靠高科技振兴俄罗斯经济”的战略指导下，俄联邦政府制定支持创新的法律文件，首次以法的形式明确“用于实验开发和科研的经费不少于俄联邦预算的4%”。尽管注重产业发展，但由于这一阶段联邦政府的工作重点是抑制通货膨胀和私有化，优先保障国家预算，制定的经济政策并未直接触及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产业政策的实施缺乏有效机制，发展资金不足且缺乏保障，科技及创新政策的立法的作用并未发挥到位。意味着这一阶段，俄罗斯也没有制定出一个明确和切实可行的产业政策。

第三阶段(1998—1999)：俄联邦政府高度重视产业政策的制定问题。这一阶段俄罗斯经济政策重点转向保护国内产业的发展，其手段是通过扩大国产商品的市场占有率来加以实施。将工业分为三种类型，并对每种类型制定切合实际的扶持政策。其中，对于具有出口竞争优势的产业部门，如能源、原材料行业，产业政策的重点是保障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对于高科技产业部门，如军工产业，扶持的重点是给予财政及政治方面的双重支持；对于具有发展潜力的幼稚产业部门给予适度保护，防止外国产品的恶性竞争。联邦政府在出台的《关于稳定俄罗斯国内经济社会局势的措施》中明确规定，重点扶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内生产，鼓励以军工产品为代表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最大限度地换取外汇用以稳定俄联邦财政收入，进而达到保障国内居民需求的目标。应该说，这一阶段俄罗斯联邦确实制定了适合本国实际的产业政策，但是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外在冲击，致使产业政策问题再次处于搁置状态。

小结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市场化改革由“激进式”逐渐过渡到“渐进式”，相应地，对待产业政策的态度也经历了从否定到认可再过重视的过程[1]。即使在转型初期的否定阶段也不是完全没有实行产业政策，不仅首次正式使用产业政策的概念，而且成立专门制定产业政策的部门——俄罗斯国家委员会。尽管其后俄罗斯联邦认识到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尤其到普利马科夫任总理期间更是高度重视产业政策制定问题，但是由于发展资金短缺且保障机制不完善，加之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外在冲击，使得叶利钦时期并没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完善的产业政策体系。客观地说，1999年俄罗斯经济已经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与这一时期的产业政策实施密切相关，并为新世纪普京时期的高速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对于与俄罗斯同处于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而言，制定出与时俱进的产业政策必不可少，是其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保障。

[1]周静言.后危机时代俄罗斯产业政策调整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14.

[2]俄罗斯国家统计局.2000年俄罗斯统计年鉴[EB/OL].http://www.gks.ru.

[3]鲍鸥.俄罗斯科技政策动态分析[J].燕山大学学报，2009(2)：23.

[4]周静言.俄罗斯创新能力与政策保障分析[J].经济研究参考，2014(5)：59.

[5]郭晓琼.俄罗斯产业结构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80.

[6]徐坡岭.俄罗斯经济转型轨迹研究：论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经济政治过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1.

[7]周静言.俄罗斯产业政策演进与调整研究[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77.

(责任编辑：游媛媛)

Russian Industrial Policy in Transitional Period: a Case Study of Yeltsin Administration

ZHOU Jing-yan

(School of Economics, Eastern Liaoning University, Dandong 118001, China)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the Yeltsin Administration denied its domestic industrial policy at the beginning, and then accepted and attached importance to it. Nevertheless, due to the effect of the South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 the issue of Russian industrial policy was basically shelved. In this study, the economic background for Russia to make its industrial policy is introduced. The contents of Russian industrial supportive policy, industrial structural policy and science-technology innovation policy in the period are analyzed. Besides, the measures to adjust the policies are investigated. Finally, the results of the industrial policy are evaluated.

radical reform; industrial policy; industrial structure policy; science-technology innovation policy

10.14168/j.issn.1672-8572.2017.02.08

2017-01-12

周静言(1979—)，女，辽宁锦州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转型经济、产业经济。

F512.131

A

1672-8572(2017)02-004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