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DCE-MRI早期预测鼻咽癌新辅助化疗和调强放疗疗效的价值

郑德春，刘萌，岳秋圆，林浩，张潇潇，赖国静，刘向一，陈韵彬

探讨DCE-MRI早期预测鼻咽癌新辅助化疗和调强放疗疗效的价值

郑德春1*，刘萌1，岳秋圆1，林浩1，张潇潇1，赖国静2，刘向一1，陈韵彬1

目的探讨DCE-MRI早期预测鼻咽癌放化疗(chemoradiotherapy，CRT)疗效的应用价值。材料与方法前瞻性入组87例局部中晚期鼻咽癌患者，在新辅助化疗(nasopharyngeal carcinoma，NAC)前和调强放疗(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IMRT)1周后(即分割照射5次)分别进行动态增强MRI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DCE-MRI)扫描。获得各时间点原发肿瘤的DCE-MRI参数值(Ktrans、Kep、Ve和Vp)。比较放疗早期和放疗后的不同疗效组之间DCE-MRI参数在治疗前后变化的差异。结果在放疗早期和放疗后，有效组的Ktrans和Kep参数在放疗早期发生了明显下降。调强放疗结束后，治愈组的治疗前Ktrans以及与放疗后早期的数学差值和变化百分比放疗早期的肿瘤退缩率均显著大于残留组(P＜0.05)，上述各DCE-MRI参数早期预测IMRT的诊断效用介于0.655～0.829，联合肿瘤退缩率后的诊断效用最高，高达0.832。结论DCE-MRI具有潜在早期预测局部中晚期鼻咽癌CRT近期疗效的价值。

鼻咽肿瘤；磁共振成像；图像增强；疗效比较研究

由于三维适形调强放疗(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IMRT)的推广应用，鼻咽癌的5年总生存率已提高到78%～83.3%的水平[1-2]。然而仍有约20%的中晚期鼻咽癌患者预后欠佳。对鼻咽癌放射治疗后患者生存影响因素的研究认为：肿瘤组织自身对化疗药物、放射线的敏感性是决定肿瘤近期和远期疗效的决定性因素，这种敏感性是决定鼻咽癌治疗后是否局部复发或远处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一[3]。若能早期预测鼻咽癌的治疗敏感性，将有助于在首程治疗过程中即调整治疗策略，如采取联合放化疗、提高肿瘤放疗剂量等方法，从而推进个体化治疗，提高疗效。

肿瘤组织的血液供应(即微循环)和毛细血管通透性状态(即瘤内乏氧水平)被认为是影响化疗药物进入肿瘤发挥抗肿瘤效应以及决定肿瘤对医学放射线敏感性高低的重要因素[4]。探索分子功能影像学技术在肿瘤形态学发生变化之前早期检测和评估肿瘤治疗前后的微观结构与功能变化的定量参数信息是当前的研究热点，在早期预测肿瘤的疗效敏感性、预测预后方面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其中，对比剂动态增强磁共振成像(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DCE-MRI)通过检测反映肿瘤血流灌注、毛细血管通透性等定量参数信息，可无创地评估肿瘤乏氧、反映肿瘤的生物学行为，有助于早期预测和评估抗肿瘤治疗的疗效[5-6]。

本研究探讨DCE-MRI早期预测鼻咽癌新辅助化疗和调强放射治疗疗效的应用价值。

1 材料与方法

1.1 临床病例资料

前瞻性入组91例经病理证实的局部中晚期鼻咽癌患者(III/IVa期)参与本研究，这些患者均计划采用新辅助化疗联合调强放疗的治疗方案。病例排除标准主要是不适于进行MRI检查的情况。4例患者因中途退出或存在MRI伪影而剔除出组。

入组患者均接受“铂类＋紫杉醇“的新辅助化疗方案，每21 d为1个周期。依据N分期的不同接受2～3周期化疗，N2患者为2周期(79例)，N3患者接受3周期(22例)。在每1周期中，患者接受TP方案(顺铂[Cisplatin，DDP，中国山东省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100 mg/m2ivgtt 第1～3天＋紫杉醇(Taxol，PTX，海南中化联合制药工业有限公司) 135 mg/m2ivgtt 第1天)。完成新辅助化疗后即开始调强放疗，平均处方剂量为69.75 Gy/31次。在放疗期间，对所有耐受同步化疗的患者给予配合顺铂单药化疗，顺铂的剂量和频率为40 mg/m2/21 d (51例)；此外，11例接受免疫治疗；其他23例未接受同步化疗。

1.2 MRI检查

采用3.0 T超导型磁共振成像仪(Achieva 3.0 T TX，Philips Medical Systems，The Netherlands)行MRI检查，全神经系统线圈(16通道)作为接收线圈。

DCE-MRI采用三维快速场梯度回波(Three dimensional T1 Fast Field Echo, 3D-T1WI FFE)序列。定量DCE-MRI相关序列包括：(1)平扫：FOV 240 mm×180 mm，成像模块：模块厚度80 mm，有效层厚3 mm，层间距0 mm，重建层数22，TR 5.50 ms，TE 1.92 ms，反转角5°，激励次数为10，矩阵160×119，图像分辨率1.5 mm× 1.5 mm×3.6 mm，扫描时间37.6 s；(2)动态增强扫描：几何参数与平扫相同，反转角15°，NSA为2，扫描期数为80期，时间分辨率4.8 s，扫描时间为6 min47 s。鼻咽癌分期扫描成像序列包括：横轴面和斜冠状面T2WI-STIR，横轴面和矢状面T1WI TSE，横轴面和斜冠状面增强T1WISPIR。

入组患者在化疗前(Pre-Tx)进行DCE-MRI及鼻咽癌分期扫描，在放疗中(Rt-Tx)进行定量DCE-MRI及T2WI扫描，在放疗中接受MRI检查的平均天数为开始治疗后(51±4.3) d (46～63 d)。在治疗结束时(Post-Tx)和治疗结束后3～6个月行鼻咽癌常规MRI复查以评估鼻咽癌近期疗效。

MRI扫描流程如下：先完成鼻咽癌分期平扫序列，再进行横轴位平扫和动态增强序列的扫描。在动态强扫描采集到第8期时通过双筒高压注射器经外周静脉留置针高压团注对比剂Gd-DTPA [马根维显(Magnevist)，拜耳先灵，德国柏林)；对比剂用量为0.1 mmol/kg (总剂量=0.2 ml/kg×体重(kg)]，注射速率为2 ml/s。然后立即用15 ml生理盐水冲管。在完成DCE-MRI扫描后行横轴面及冠状面T1WI-SPIR增强扫描。

1.3 DCE-MRI后处理流程

采用飞利蒲公司提供的DCE-Tool软件对DCEMRI原始数据行后处理，由2名有经验的放射科医师按照规范的后处理步骤进行分析。(1)对MRI数据进行后处理分析前的运动校正，形成运动校正后的DCE-MRI数据。(2)确定动脉流入函数曲线(arterial input function，AIF)：通过选择图像层面，获得颈内动脉或椎动脉等颈部大血管的最佳AIF曲线(即钟形曲线)。(3)对鼻咽原发病灶图像数据进行动力学模型运算分析，生成相应的参数图：容量转运常数(Ktrans)、返流速率常数(Kep)、血管外细胞外间隙容积比(Ve)和血管内细胞外间隙容积比(Vp)；(4)以Ktrans参数图为参照，最后勾画包含整个鼻咽原发灶的感兴趣区，获得相对应的Ktrans、Kep、Ve和Vp的数值大小(平均值、标准差)并记录。连续测量三个层面，取平均值作为最后结果。同时，在T2WI图像上测得三个时间点(Pre-Tx、Rt-Tx和 Post-Tx)鼻咽癌的最大径以评估肿瘤疗效。

临床疗效评价采用实体瘤治疗疗效评价标准(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solid tumors，RECIST)[7]。依据该标准，将鼻咽癌原发灶的退缩情况即疗效分为三级：CR表示完全缓解，在MRI和鼻咽镜上完全看不到病灶；PR表示部分缓解；SD表示疾病稳定。在新辅化疗第2周期末和放疗中的疗效评估：将PR和CR的患者定义为有效组，而SD组定义为无效组；在调强放疗结束后将CR的患者定义为治愈组(有效组)，而PR或SD组定义为残留组(无效组)。

1.4 治疗后随访

由于在放疗结束后的额外辅助治疗会影响对鼻咽癌初始放化疗近期疗效的评估。因此，作者将放疗结束时设定为本研究的观察终点。同时，对所有入组患者进行了跟踪随访来确定是否发生复发或转移，平均随访17个月(4～29个月)。

1.5 统计学分析方法

使用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治疗前后不同时间点DCE-MRI检查获得的血液动力学参数使用下列形式表示：参数名称(检查时间点)。治疗前(Pre-Tx)与放疗过程中(Rt-Tx)的血液动力学参数的数学差值变化用下列公式：△参数名称＝参数值(Pre-Tx)－参数值(Rt-Tx)；参数变化率的计算公式：参数名称(Perc)＝△参数名称/参数值(Pre-Tx)×100%(取2位小数点)。放疗中肿瘤的退缩率计算公式：退缩率＝(最大径(Pre-Tx)－最大径(Rt-Tx))/最大径(Pre-Tx)×100%。

采用Shapiro-Wilk检验进行正态分布检验(P值取0.15)。在放疗中和放疗后，有效组和无效组之间各血液动力学参数及其治疗前后变化的差别采用两样本均数比较的独立样本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采用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分析获得DCE-MRI的有关定量参数早期预测鼻咽癌放疗疗效的诊断效能。采用多因素分析的Logistical Regression建立模型，探讨将治疗前和治疗中早期血液动力学参数变化的各参数建模型后代表DCE-MRI技术预测近期疗效的联合诊断效能。当P＜0.05认为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1 鼻咽癌患者临床特征Tab.1 Patients'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2 结果

2.1 临床结果

自2012年5月至2015年10月，共计有87例鼻咽癌患者可用于分析，其基本临床特征见表1。调强放疗结束后，62例(74.7%)患者达到临床治愈，其余25例(25.3%)患者MRI复查证实有残留，残留灶的大小介于1～3.7 cm之间。在本组资料中，残留组和治愈组之间的治疗前鼻咽肿瘤的平均最大径无显著差异，分别为(3.20±1.21) cm和(3.28±1.25) cm (P= 0.78)。然而，治愈组患者在放疗中鼻咽原发灶明显退缩，而残留组则退缩较少。在鼻咽癌放疗早期，治愈组的鼻咽原发灶均退缩率(47.82±22.7%)显著大于残留组的平均退缩率[(22.62 ± 13.59) %，P= 0.001](表2)。

表2 新辅助化疗疗效与放疗疗效的相关性分析(例)Tab. 2 Correlation of tumor responses between fi nishing NAC and after CRT (n)

图1 ROC曲线。各不同动力学参数预测鼻咽癌近期疗效的ROC诊断效用。橙色：Ktrans；绿色：Ktrans(Perc)；蓝色：Kep(Perc)；紫色：缩小率；红色：联合肿瘤退缩率和血液动力学参数；黑色：参考线Fig. 1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different kinetic parameters (orange: Ktrans. green: Ktrans(Perc). blue: Kep(Perc). purple: Tumor shrink ratio. red: Combine kinetic parameters with tumor shrink ratio. black: reference) in predicting response of CRT of NPC were formed and displayed on fi gure 1.

表3 新辅助化疗后不同疗效组之间的定量DCE-MRI参数差异Tab. 3 Kinetic parameters grouped by responses after two NAC cycles

表4 放化疗结束后不同疗效组之间的定量DCE-MRI参数差异Tab. 4 Kinetic parameters grouped by responses after chemoradiotherapy

从图1中可以发现，联合肿瘤退缩率和DCEMRI参数来预测近期疗效可以获得最佳的诊断效能。

2.2 DCE-MRI研究结果

采用RECIST评估标准，对DCE-MRI定量参数用于预测放疗早期的新辅助化疗疗效、IMRT结束后的近期疗效的治愈组和残留组的应用价值进行分析。

首先，表3总结了采用DCE-MRI评估鼻咽癌新辅助化疗效果的主要结果。新辅助化疗后，部分缓解组的治疗前Ktrans值显著大于稳定组(P=0.002)，而Kep在PR组和SD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笔者还发现：部分缓解组的△Ktrans和△Kep以及对应的变化百分率(Ktrans(Perc)和Kep(Perc))显著大于稳定组(P=0.001)。而治疗前的Ve和Vp数值或它们在放疗中的改变在PR组与SD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作箱图分析表明：△Ktrans和Ktrans(Perc)可有效地将新辅助化疗后的有效组和无效组进行区分(图2)。

其次，表4总结了采用DCE-MRI评估鼻咽癌调强放疗后近期疗效的主要结果。治愈组的治疗前Ktrans值显著大于残留组(P=0.05)，而Kep在CR组和PR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与治疗前动力学参数对比，笔者发现治愈组的Ktrans和Kep在治疗中发生了显著的下降，而残留组则变化不大。治愈组的△Ktrans和Kep以及相应的Ktrans(Perc)和Kep(Perc)值均显著大于残留组(P值分别为0.001，0.018，0.002，0.05)。而治疗前的Ve和Vp数值或它们在放疗中的改变在CR组与PR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

图2 新辅助化疗后不同疗效组箱图分析。展示了新辅助化疗后放疗中，动力学参数Ktrans及其差值△Ktrans和变化百分率Ktrans(Perc)、Kep及其差值△Kep和变化百分率Kep(Perc)用于将有效组与无效组的效果图3 调强放疗后不同疗效组箱图分析。展示了调强放疗结束后，动力学参数Ktrans及其差值△Ktrans和变化百分率Ktrans(Perc)、Kep及其差值△Kep和变化百分率Kep(Perc)用于区分有效组与无效组的效果Fig. 2 Boxplots in figure 2 showed differentiation of Ktrans, Kepand their corresponding change during chemoradiotherapy courseand(a—c), Kep, △Kepand Kep(Perc)(d—f)] between responders and non-responders patients grouping by response after two NAC cycles respectively.Fig. 3 Boxplots in figure 3 showed differentiation of Ktrans, Kepand their corresponding change during chemoradiotherapy course and(a—c), Kep, △Kepand Kep(Perc)(d—f)] between responders and non-responders patients grouping by response to CRT treatment respectively.

图4 图4中的二行图像分别代表了一位治疗有效的代发性鼻咽部患者的治疗前、治疗中和放化疗后的参数图(A～D)和T2WI (E～G)改变。患者男，40岁 (T4N3M0 IV)。该例患者新辅助化疗2周期后的肿瘤退缩率达57.5%，放疗结束后MRI证实肿瘤完全退缩，疗效评价为CR (G)。根据后处理结果，治疗前的Ktrans和Kep值分别为0.65(A) 和0.98(C) (min-1)，在治疗中发生了显著的下降，Ktrans和Kep分别降为0.23 (B)和0.44 (D)(min-1)Fig. 4 Images in each row on fi gure 4 were representative images, Kinetic Maps (A—D) and T2WI (E—G), from before, during (after two cycles of NAC followed with one week radiation therapy) and after chemoradiotherapy from a responder patient (T4N3M0 IV). In this responder, there was a substantial change in volume (57.5%) after two NAC cycles, and it was proved CR at the end of CRT both on MR imaging (G). According to ROI based analysis of kinetic parameters from Ktransand Kepmaps, the pretreatment Ktransand Kep(E—G)value was high 0.65 (A) and 0.98 (C) (min-1) respectively, and witness a sharp reduction early during CRT 0.23 (B) and 0.44 (D) (min-1) respectively.

最后，进一步对以上结果所发现的主要动力学参数作ROC分析以明确定量DCE-MRI在早期预测鼻咽癌治疗疗效的诊断效用(图1)。首先，治疗前Ktrans值可用于预测鼻咽癌对新辅助化疗和根治性放射治疗的反应(诊断效用为分别为0.695和0.655)。与无效组相比，新辅助后和调强放疗结束后有效组的Ktrans和Kep在治疗早期均发生显著下降。与之相对应，放疗结束后有效组的和和Kep值变化预测放疗后原发灶残留的诊断效用分别为0.817(△Ktrans)、0.821(Ktrans(Perc))、0.706(△Kep)和 0.719(Kep(Perc))。上述这些参数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归纳整理在表5里。应用Logistic Model分析发现，当将治疗中肿瘤退缩率和上述参数联合起来评估DCE-MRI预测鼻咽癌对放疗方案有效，可以获得最高的诊断效用0.832(敏感性为84.0%，特异性为64.5%)。

表5 DCE-MRI定量参数在新辅助化疗后和调强放疗后鉴别有效组和无效组的诊断效能Tab. 5 Diagnostic eff i ciency of kinetic parameters in differentiating responders from non-responders after NAC or CRT

图4为1例具有代表性的治疗敏感的鼻咽癌患者的DCE-MRI参数变化及形态学退缩情况。

3 讨论

现有研究表明，DCE-MRI技术可用于评估肿瘤的生物学行为[8-9]和预测化疗和放疗的治疗结果[10-11]。在Chawla等[11]的研究中发现：肿瘤灌注状态(如Ktrans值)是预测头颈部鳞癌放化疗疗效的一个重要参数。许多其他学者在神经胶质瘤、乳腺癌和直肠癌中的研究表明，应用DCE-MRI评估和检测肿瘤的血液动力学参数，如Ktrans、Kep、Ve、AUC或这些参数的偏态分布特征，与总生存率、肿瘤病理分级或放射治疗的效果有显著相关性[12-15]。笔者发现，局部进展期鼻咽癌患者，治疗前较高的Ktrans值和放疗1周后Ktrans值早期下降预示着有更好的治疗效果。

早在2005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癌症成像计划[16-17]就在为实施和促进定量DCE-MRI技术作为肿瘤研究领域主要的诊断技术而努力。基于灌注不良的肿瘤对放射治疗的反应较差的科学假说，在头颈部恶性肿瘤、直肠癌、乳腺癌等管理中使用功能成像已经逐渐得到了认可。Jansen等[18]在16个头颈部鳞癌患者的研究中已证明了DCEMRI、18F-FDG PET/CT、1H-MRS功能影像学参数之间的相关性，并发现Ktrans值的标准差std (Ktrans)和平均标准摄取值(SUVmean)都是预测近期疗效的重要预测指标(P＜0.05)。最近，Kim等[14]对50个接受术前新辅助放化疗并随后接受手术的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的治疗前、新辅助放化疗后的定量DCE-MRI获得的灌注参数进行的研究发现：在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中，新辅助放化疗后Ktrans值明显下降意味着能获得更好的治疗疗效。本研究在较大样本量群体(共计有 87名鼻咽癌患者)的研究中得到了相类似的结果，同时我们也特别注意到了Ktrans指标的突出应用价值。然而， CT灌注成像和PET技术均是电离辐射相关的成像技术，使用中会使受检查患者受到比较多量的电离辐射。

笔者重点研究DCE-MRI在早期评估鼻咽癌放化疗结束后近期疗效中的应用价值。结果发现肿瘤调强放疗1周后的肿瘤早期退缩率与放疗后的近期疗效存在显著相关性。鼻咽癌放疗后治愈组患者的Ktrans和Kep值放疗前后的数学差值及变化率均显著高于残留组患者(P＜0.05)。该结果与笔者前期的结果相一致，新辅助化疗2周期后的肿瘤疗效有助于判断肿瘤近期疗效[12]。Ah-See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DCE-MRI动力学参数Ktrans和Kep、MaxGd、 rBV和rBF在新辅助化疗前和化疗2周期后的变化与乳腺癌的最终临床疗效、病理疗效均存在显著相关性(P＜0.01)[13]。

由于我国局部进展期鼻咽癌患者对同步放化疗的耐受度较低，相当多数的患者采用新辅助化疗联合调强放疗的治疗方案。因此，放射治疗和新辅助化疗的实施都会导致治疗过程中Ktrans的改变。关于鼻咽癌裸鼠的动物模型的研究证据表明：放疗会导致肿瘤组织中VEGF和MVD的下调[19]。此外，也有临床研究对DWI的ADC值在调强放疗早期(第10次分割照射)预测鼻咽癌近期疗效进行了探讨[20]。DWI技术是通过评估肿瘤组织中的水分子扩散运动变化来评估的，主要是受肿瘤组织中细胞密度改变的影响。而DCE MRI是通过评估肿瘤组织血液灌注和毛细血管通透性状态改变的技术，这种改变往往来得更早。

本研究结果首次表明：DCE-MRI也具有在调强放疗过程中预测鼻咽癌放化疗疗效的潜力。在放化疗结束后的治愈组患者中，首次观察到了肿瘤组织的灌注和体积在放疗中均会发生显著的降低，反之，在残留组中则没有观察到。

临床上评估肿瘤对治疗的反应研究中，精确测量Ve值是极其重要的[21]。然而，在本研究中并没有发现反映血管外细胞外间隙容积比的Ve参数值在放化疗治疗早期发生明显的变化(P＞0.05)。因此，未来还需要对Ve参数在预测鼻咽癌预后中的价值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1)入组的患者并非连续性入组的方法。而且，在调强放疗早期的DCE-MRI扫描也没有都在特定的时间点完成，平均为(5.6±1.1) d (放疗5～7次后)。这些偏倚将不可避免地导致DCE-MRI参数测量的偏差。(2)入组患者接受了不完全统一的方案，这对鼻咽癌疗效的评估自然也会存在一定的影响。(3)笔者只探讨DCE-MRI预测鼻咽原发肿瘤治疗疗效的临床应用价值。与区域淋巴结转移相关的结果在本研究中没有进行评价。将来进一步开展前瞻性大样本研究来验证DCE-MRI在预测鼻咽癌疗效中的应用价值仍是有必要的。

总之，治疗前高Ktrans值而且在治疗后早期发生明显下降是提示局部进展期鼻咽癌接受放化疗治疗局部控制和疗效的良好预测指标。在早期预测鼻咽癌治疗疗效中，DCE-MRI获得的定量血液动力学参数与肿瘤形态退缩起着互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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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 early predicts short-term control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treated with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followed by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ZHENG De-chun1*, LIU Meng1, YUE Qiu-yuan1, LIN Hao1, ZHANG Xiao-xiao1, LAI Guo-jing2, LIU Xiang-yi1, CHEN Yun-bin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Fujian Provincial Cancer Hospital &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Cancer Hospital, Fuzhou 350014, China
2Department of Radiation Therapy Center, Fujian Provincial Cancer Hospital &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Cancer Hospital, Fuzhou 350014, China
*Correspondence to: Zheng DC, E-mail: Dechun.zheng@139.com

ACKNOWLEDGMENTSThis study is partly supported by the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Fujian Province and partly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Clinical Key Specialty Construction Program and Key Clinical Specialt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Program of Fujian (No. 2012J01330).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utility of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CE MRI) in assessing short-term control of chemoradiotherapy (CRT)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Materials and Methods:MRI and clinical materials of local advanced NPC patients (n=87) who were scheduled for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NAC) following by aggressive intensity-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IMRT) were studied. DCE MRI was performed [before NAC and fi ve fractions after IMRT (one week) treatment] and four kinetic parameters (Ktrans, Kep, Veand Vp) based on extended Tofts model were measured. Comparisons were made between different clinical response groups during and after IMRT using independent-samplesttest orMann-Whitney Utest.Results:Reductions of both Ktransand Kepvalues early after one week IMRT were observed in patients who achieved well clinical response after NAC and IMRT treatment. Compared to residual disease (partial response, PR) patients after radical CRT, the pretreatment Ktransvalue, percentage change and difference values of Ktransand Kepparameters between pretreatment and after one week IMRT, and tumor regression ratio after one week IMRT were all signif i cantlylarger in complete response (CR) patients (P＜0.05). According to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analyses, diagnosis eff i cacies of single Ktrans, △Ktrans, △Kep, Ktrans(Perc), and Kep(Perc)values ranged from 0.655—0.829, while combined tumor regression ratio with above kinetic parameters yielded the highest diagnosis efficacy, sensitivity, and equivalent specificity (0.832, 84.0%, 64.5%, respectively).Conclusions:DCE MRI has the potential to predict short-term control of local advanced toward chemoradiotherapy.

Nasopharyngeal neoplasms;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mage enhancement; Comparative effectiveness research

福建省自然基金项目、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和福建省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编号：2012J01330)

1. 福建省肿瘤医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影像科，福州 350014

2. 福建省肿瘤医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中心，福州 350014

郑德春，E-mail：Dechun.zheng@139. com

2016-11-29

接受日期：2017-01-10

R445.2；R739.6

A

10.12015/issn.1674-8034.2017.03.007

郑德春, 刘萌, 岳秋圆, 等. 探讨DCEMRI早期预测鼻咽癌新辅助化疗和调强放疗疗效的价值. 磁共振成像, 2017, 8(3): 196-203.

Received 29 Nov 2016, Accepted 10 Jan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