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存在古德温周期吗

杨虎涛+梁思雨

〔摘要〕依次选择中国宏观经济、中国城镇经济、上海和广东等地区工资份额、就业率在1978-2014年的数据检验古德温周期，结果表明，在此期间，宏观经济某些时段呈现出就业率和工资占比此消彼长现象，而在城镇经济中这一表现更为显著，上海和广东的个例也显示这种现象显著存在，从而验证了本文的初始假设：理论上而言，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时间阶段和地区，资本-劳动的雇佣越是普遍，古德温周期的动力机制表现也应该更为明显，古德温周期的显著程度构成对市场化程度的另一种解答。同样有意义也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在于，在某些时段中，工资占比和就业率并未出现明显的此消彼长态势，甚至呈现同步增长现象。从古德温模型本身看，就业率与工资占比的波动性和振幅的差异性，正是需要对长时段内影响宏观经济的其他因素进行考究的方面。

〔关键词〕古德温模型；捕食者模型；工资占比；就业率；中国宏观经济；中国城镇经济；上海；广东

〔中图分类号〕F1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3-0009-10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匈牙利经济学家维克多·瓦达什 （Viktor Vadasz，2007）指出，古德温模型的灵感来自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基本判断，即：“资本主义的经济波动可以用利润、工资及雇佣关系的相互影响来解释利润的增长会触发产出和劳动需求的增长，但工资提高会挤压利润，资本积累的速度也会随之减缓，从而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1〕为了将资本积累和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形象化表达，古德温尝试将Lotka-Volterra（捕食者-猎物）模型应用于经济学中，他认为这一模型同样可以描述工资份额和就业率周期波动：在高就业率情况下，工人工资上升且工人的工资谈判能力提高，企业利润减少；随着利润减少，雇佣员工也会减少，就业率下降，工人工资随之减少，利润随之增加实现更高的积累，进而又有更多的工人被雇佣，就业率又会提高。就业率和工资占比之间如此循环往复便会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系统，古德温引用沃尔泰拉（Vito.Volterra）对捕食者-猎物模型的解释形容这一现象是“两群人的共生现象——一方面互相依赖，同时又互相敌对——这有助于理解资本主义体制中变动着的矛盾。”〔2〕以此为出发点，古德温从就业率-工资份额角度分析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各种实际变量的反馈表达。

从劳动-资本关系刻画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周期性波动并不是古德温的首创，但这一模型的特殊性在于更加贴合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资本和劳动并不是自我变化的因素，而是由其背后的两大阶级所推动的，因此，它既反映出就业、收入等宏观经济指标的波动情况，也可以为进一步分析劳资对立、相对过剩人口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提供依据。古德温之后的研究者对模型进行了进一步改进，以增强模型的稳定性和实用性，例如，德赛（Desai，1973，2006）对古德温就业率和工资份额的表达式进行了修正。〔3〕莫亨等人（Simon Mohun，Roberto Veneziani，2004）针对古德温模型结构不稳定性进行了改进。〔4〕派利（Thomas Pally，2013）在原始古德温模型中引入管理工人薪酬这一要素，构建了一个新的卡莱茨基-古德温（Kaleckian-Goodwin）模型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冲突问题。〔5〕纳尔逊等（Nelson H. Barbosa-Filho and Lance Taylor，2006）也用改进后的古德温模型解释美国经济中的收入分配等问题。〔6〕

除了对模型的改进之外，古德温模型还得到广泛实证检验。布罗迪和法克斯（Brody，1987， Farkas，1990）曾尝试用匈牙利数据测算其经济中的古德温周期长度，即在多长时间段内就业率和工资收入占比的涨落最为显著。〔7〕2004年，莫亨也利用美国的数据检验了非农私营经济的古德温周期，通过进一步细化管理者工资收入和非管理者工资收入，莫亨认为古德温周期在美国经济中短期较为明显，而长期不明显。〔8〕派利则用改进后的卡莱茨基-古德温（Kaleckian-Goodwin）模型分析美国经济中的工资导向型和利润导向型特征，其分析表明，由于美国管理者薪酬相对于工人工资的日益增长，使二者差距逐渐拉大，劳动报酬更多地从劳动者转向了管理者。而当管理者决定收入分配时，经济增长往往是利润导向型；当工人以较强的工资议价能力决定报酬在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分配时，经济增长往往是工资导向型。〔9〕基弗和拉达等人（Kiefer，Rada，2014）从古德温经济周期的理论模型得到启发，构建了古德温模型的另一种类型——底部竞争模型（Race to the bottom model），他们用13个OECD国家在过去40年间的面板数据对该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OECD国家的经济活动都是弱利润导向型（weakly Profit-Led）。〔10〕

作为衡量就业与工资水平的两大指标，很多中国学者对就业率和工资份额展开了研究，他们虽然没有以古德温模型作为直接出发点，但其研究结论也部分地印证了就业率和工资占比之间存在的反馈关系。例如：关于就业和工资的具体关系，杨俊青（2005）認为，短期看，降低实际工资可以提高就业率，但是长期来看，只有提高实际工资才能提高就业率。〔11〕莫荣、廖骏（2011）的研究结果表明，一定的工资提升会增加就业率，但是工资过度增长则会降低就业率。〔12〕龚刚等人（2010）的研究发现，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供给过剩会导致工资增长缓慢，继而导致国民收入中工资份额下降；但是随着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不断上升，工资将逐渐恢复对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反映，从而工资率会随着经济增长并且上升更快，工资份额回升。〔13〕马双等（2015）研究了最低工资对于中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发现最低工资每增加10%，制造业企业雇佣人数将显著减少06%左右。〔14〕马元、柳欣（2010）用古德温模型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发现中国经济处在资本存量增长同时工资份额下降的阶段，研究表明，自2003 年以来，无论是从“劳动者报酬”，还是从“职工工资总额”统计数据看， 中国工资性收入比例逐年递减，劳动者报酬占名义GDP比重由2003年的4952%快速下降至2007年4257%， 但与此同时，固定资产投资一直保持25% -30%的增速。〔15〕

关于就业和工资的研究总体上已积累了大量成果，但具体针对就业率波动和工资占比变动的研究以及两者相互影响程度的研究则比较少。从古德温模型的内在逻辑看，它所试图揭示的就业率和工资份额的关系，本质上是资本积累和雇佣劳动之间的相互影响，如果投资活动和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较高，雇佣劳动更多地由资本的利润预期和资本的积累速度及数量决定，那么就业和工资份额之间的相互作用越明显。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多种所有制并存、地域差异和城乡差异使古德温现象具有远比其他国家更为丰富的含义。例如，理论上而言，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时间阶段和地区，资本-劳动的雇佣越是普遍，古德温周期的动力机制表现也应该更为明显，因此古德温周期的显著程度正好构成对市场化程度的另一种解答。鉴于此，本文试图在详细解读古德温模型及其拓展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一次多层次中国数据检验，从而对上述问题进行尝试性解答。与此同时，观察就业率和工资份额的波动状态，不仅有助于判断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变化状况，也有助于判断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收入变化、经济增长的利润导向型与实际工资导向型的变化等。

二、古德温模型的内在逻辑及其特点

古德温模型的灵感直接来源于生物学中的捕食者-猎物模型，在生物学中，这一模型主要用于说明猎物-捕食者两个种群中的相互变化关系。捕食者-猎物模型中最富有代表性的是Lotka-Volterra模型，在该模型中，研究者假设存在一种捕食者和一种猎物的关系，随着捕食者数量增多，猎物数量将下降；随着猎物数量下降，捕食者种群内的竞争会致其数量下降；而当捕食者数量下降到某一阈值以下，猎物数量便会上升，当猎物数量上升到某一阈值，捕食者的数量将开始增多。LotkaVolterra捕食者模型假设：首先，系统中只有一个捕食者种群和一个猎物种群，它们有固定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其次，捕食者是猎物唯一的威胁，猎物则是捕食者唯一的食物来源，捕食者的数量增长取决于他们抓到猎物的数量。捕食者遇到猎物的概率是由两个种群的规模共同决定的。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下，LotkaVolterra模型可以用数学式表达为：〔16〕

①最后两个假设，古德温自己也认为是有争议的，但是放松原始假设条件会让模型更加复杂甚至可能无解。

其中x表示猎物，y表示一种捕食者，b表示猎物增长率，p表示y对x的影响，r表示自然轮回中y的死亡率，d表示由x影响的y的增长率。

在描述具有连续世代或具有世代重叠的捕食者-猎物系统的种群动态时，Lotka-Volterra模型代表了这样一种含义：捕食者和猎物数量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周期性循环关系，猎物数量增长，捕食者随之增长，但当捕食者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后，捕食者种群内部的竞争会抑制这种增长，从而缓解猎物被捕食的压力，猎物随之增长，当增长到一定阈值，又会缓解捕食者种群内部的竞争压力，使捕食者的数量随之上涨，随着捕食者捕食猎物数量的增加，猎物又不断减少，进而再次通过负反馈机制导致捕食者数量减少。如此来回，循环往复，使猎物和捕食者的数量保持一种动态平衡。如图1，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关系动态地表现为一组闭合弧线圈，存在着同步增长、同步衰减和此消彼长的交替现象。

受此启发，古德温试图构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捕食者-猎物关系模型，他假设①：

古德温模型并不是直接刻画经济周期的波动状态，而只是试图动态地表达就业情况的改变以及收入的分布状态。与捕食者-猎物模型相似，经济体系中同样存在着资本积累-雇佣劳动力-就业率变化-工资比重提高-挤压资本积累规模和速度-减少雇佣劳动-就业率下降-工资占比减少-利润提升和投资增加-就业增加-工资占比提高的动态依存关系。古德温清楚地认识到生物学中的捕食者模型与经济社会的不同之处：经济系统不像生物系统，不会发生没有捕食者猎物呈现指数增长的情况；就业与工资的反馈调节也不会像生物系统中捕食者和猎物种群数量的相互调节关系那样直接，而是存在着价格粘性和时滞。在生物系统中，捕食者-猎物模型在相对封闭的系统中表现得很明晰，捕食者-猎物层级越单一，链条越短，越不受外在因素干扰，两者的动态依存关系越明显；而在经济系统中，这种简单性和封闭性很难达到完美，因此其周期闭合程度和稳健程度也表现出更多的波动性，但这种波动性恰好是分析外在影响的关键所在。例如，研究发现，就业量变化率与工资率变化率具有顺周期特性，但变化的幅度在各个周期阶段是不同的。经济发展平稳时，就业与工资率的变化率相对较为温和；经济高涨与衰退时，就业与工资率的变化率随总收入水平的波动呈现相对剧烈的变化。这主要是由于企业在经济快速上升或下跌阶段倾向于雇佣或者解雇相对更多的就业者，而就业量的大幅波动势必引起工资占比的快速波动。再如，在双向的波动中，如果工资比重小幅度下降便足以引起就业率的大幅度上升，此可归因于资本生产力的提高；如果工资比重的大幅度下降仍不足以引起就業率的上升，则可归因于资本生产力的衰退。

三、古德温周期的中国检验——基于1978-2014年全国数据

在本节中，我们试图用中国1978-2014年全国性宏观数据检验古德温模型的有效性。从时间段看，为了说明工资份额与就业率之间的关系是否呈现周期性，数据的选择应该是周期越长越好，但考虑到1952-1978年劳动合约和工资形成机制的计划性和指令性，就业率和工资占比并不反映古德温所强调的劳动与资本冲突，因此我们选取1978-2014年国民生产总值（GNP）、国民总收入（GNI）、城镇职工工资总额、乡村职工工资总额、总人口、总就业人口以及15-64岁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占比数据，从中计算出古德温模型的两个主要变量：国民收入中的工人工资份额U以及就业率V，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原始数据，再用Eviews软件进行调整，获得对就业率和工资份额基于时间序列的TC（趋势和循环）序列，进而利用HP滤波方法将已获得的TC序列分解成“趋势”和“周期”序列。

在圖2中，U线条表示工资率的实际波动，Trend线条表示工资率在1978-2014年的变动趋势，Cycle线条表示去趋势后工资率的周期情况。

在图3中，V线条表示真实就业率的变化情况，Trend线条表示就业率的变化趋势，Cycle线条表示去趋势后就业率的周期情况。

以每一年为一标示，就业率（V）与工资份额（U）的长期趋势如图4：

根据1978-2014年中国的工资份额和就业率去趋势化后的数据，利用Originslab 作图可以得到上述二维和三维图，由图5、图6、图7可以发现，从长期看，U和V的此消彼长在36个年份中的表现呈现闭合弧线特征，在1978-1984年，1994-2000年，2006-2010年，就业率和工资占比呈现明显的此消彼长关系，其余时段则表现为比较平稳的同步增减。

为了观察就业率（V）与工资份额（U）在短期内是否符合古德温周期描述，我们以10年为时间段，将就业率（V）与工资份额（U）的去趋势关系刻画如下（每一个点代表一个年份）：

根据上述四图，可以发现，短期内中国宏观经济中的古德温周期是不稳定的，每个循环在位置、振幅和持续时间上都不一样。

四、中国城镇经济数据的古德温检验

古德温模型的原理是工资的变动影响资本积累，继而影响就业情况。但在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中，工资收入和就业率会受到自雇、农民收入等因素的影响，而统计数据中的就业率指标没有考虑自雇和他雇的差异，自雇也不具备古德温所强调的劳资冲突关系，为了使劳动-资本冲突机制更为纯粹，有必要对数据做进一步的“纯化”，即只考虑城镇职工工资和就业率之间的关系，考察两者间是否存在古德温周期。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1978-2014年城镇失业率、城镇职工工资总额以及GNI，在计算出原始数据之后，同样用Eviews软件进行调整，获得对就业率和工资份额基于时间序列的TC（趋势和循环），继而利用HP滤波方法将已获得的TC序列分解成“趋势”和“周期”序列。1978-2014年，城镇经济中工资份额（U）和就业率（V）之间的周期关系如以下两图所示：

由图12和13中的Trend趋势线可以看出，1978-2014年中国城镇经济中工资份额和就业率的整体趋势同中国经济的工资份额和就业率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工资份额呈先下降再上升趋势，而就业率呈现先迅速上升再缓缓下降的整体趋势。与图2、图3对比，可以发现，无论是工资份额还是就业率，去除趋势之后的周期性均表现更加明显：图12中就业率的趋势呈现先下降后上升，而同期在图13中工资率变化趋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就业率与工资率之间是一种此消彼长的状态。

以每一年为一标示，就业率（V）与工资份额（U）的长期趋势如图14：

在只采用中国城镇就业率和工资率的相关数据之后我们发现，对比图14和图4，前者的弧线闭合特征更为明显；从图17可以发现，1978-2014年，工资率和就业率随偶有几个阶段同步波动， 但也明显存在此消彼长，其中，1978-1980年，工资份额在上涨，就业率却在下降；1980-1984年，工资份额呈下降趋势，就业率却呈现上涨趋势；1987-1990年，工资份额上升，就业率上涨；1994-1998年，工资份额下降，就业率再次上升；1998-2000年，工资份额上升，就业率再次下降。如此循环往复。应该说，中国城镇工资份额和就业率的去趋势图相比图7呈现了更为明显的古德温循环。

为了更好地观察就业率（V）与工资份额（U）的短期表现，我们也以10年为时间段，将就业率（V）与工资份额（U）的去趋势关系刻画如下（每一个点代表一个年份）：

将图按时段进行短期分解后仍然可以看出，在更为短期的表现中，中国城镇经济中的古德温周期也是存在的，图18、图19、图20中闭合趋势明显，但在图21中，则表现出不规则的震荡。

五、代表性城市和地区的数据检验

从古德温模型的内在逻辑看，它所试图揭示的就业率和工资份额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资本积累和雇佣劳动之间的相互影响，如果投资和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较高，雇佣劳动更多地是由资本的利润预期和资本积累的速度、数量决定，那么，就业和工资份额之间的相互作用越明显。就理论上而言，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时间阶段和地区，资本-劳动的雇佣越是普遍，古德温周期的动力机制表现也应该更为明显。因此，古德温周期的显著程度正好构成了对市场化程度的另一种解答。为此，我们进一步选取上海和广东等经济发达、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进行观察。

与中国城镇经济中就业率和工资份额的图形指标进行对照，可以发现，上海和广东两地的古德温周期表现更为明显，但相比之下，广东的就业率与工资份额的此消彼长更为明显，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上海和广东两地经济结构的差异。

六、结语

本文在简介了古德温模型及其发展和应用之后，依次选择了：中国宏观经济、中国城镇经济、上海和广东等地区工资份额和就业率在1978-2014年的数据检验古德温周期。结果表明，在1978-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在某些时段中呈现出就业率和工资占比此消彼长现象，尤其在城镇经济中，这一表现更为显著，在上海和广东等地，这种现象也显著存在。这验证了本文的初始假设，即，理论上而言，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时间阶段和地区，资本-劳动的雇佣越是普遍，古德温周期的动力机制表现也应该更为明显，古德温周期的显著程度，正好构成对市场化程度的另一种解答。同样有意义且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在某些时段中，工资占比和就业率却并未出现明显的此消彼长态势，甚至呈现同步增长现象？从古德温模型本身看，就业率和工资占比的波动性和振幅的差异性，正是需要对长时段内影响宏观经济的其他因素进行考究的地方。

〔参考文献〕

〔1〕〔7〕Vadasz V.， Economic Motion： An Economic Application of the Lotka-Volterra Predator-Prey Model〔EB/OL〕. http：//dspace.nitle.org/bitstream/handle/10090/4287/Vadasz.pdf？sequence=1. html，2007.

〔2〕〔美〕G.哈考特. 一位现代的折中主义者：理查德·古德温〔J〕.金日，译.国外社会科学，1986（6）：51-52.

〔3〕Desai， M.J. Growth Cycles and Jnflation in a Model of the Class Struggle〔J〕.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1973（6）：527–545.

〔4〕Mohun， S， R. Veneziani. Goodwin Cycles and the US Economy 1948-2004〔J〕. Mathematical Economics and the Dynamics of Capitalism， 2008（6）：107-130.

〔5〕〔9〕Palley I，T. A neoKaleckianGoodwin Model of Capitalist Economic Growth： Monopoly Power， Managerial Pay and Labour Market Conflict〔J〕.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13.

〔6〕Nelson H. BarbosaFilho，Lance Taylor.Distributive and Demand Cycles in the US Economya Distributive Goodwin Model〔J〕.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Metroeconomica，2006（3）：57.

〔8〕〔英〕西蒙·莫亨，〔英〕罗伯特·委内兹安尼. 古德温周期与美国经济（1948～2004） 〔J〕.薪爱洁，译.海派经济学，2006（3）：62-73.

〔10〕Kiefer，D. Rada，C. Profit Maximising Goes Global： the Race to the Bottom〔J〕.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14.

〔11〕杨俊青.论工资上升对劳动者的激励与就业——一个有别于凯恩斯就业理论的就业模型〔J〕. 中国人口科学，2005（5）.

〔12〕莫荣，廖骏.工资增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J〕.中国劳动，2011（7）：6-10.

〔13〕龚刚，杨光.论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演变〔J〕.管理世界，2010（5）.

〔14〕马双，张劼，朱喜.最低工资对中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2（5）：132-146.

〔15〕马元，柳欣. 一个古典经济周期波动模型——对Goodwin古典周期模型的重构〔J〕. 当代经济科学，2010（5）：50-56.

〔16〕Von Arb， Rachel.， Predator Prey Models in Competitive Corporations〔EB/OL〕.Honors Program Projects. http：//digitalcommons.olivet.edu/honr_proj/45. html， 2013.

（責任编辑：张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