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攻”家乡的“失败者”

2017-05-18 19:16
中国慈善家 2017年4期
关键词:海安公墓饥饿

吴文光,纪录片导演,“中国独立纪录片之父”,作品《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 从2010年开始,吴文光打破纪录片主流游戏规则,以“一个人和一个村子”的方式,开启民间记忆计划与创作。一个个个体带着DV摄像机返回老家村子,走近老人,倾听他们的记忆,在“返回—走近—倾听”这些动作过程中,情绪在变化,思考在递进,故事在发生,并成为这些回村者的影像创作素材。 “影像笔记”写于这期间。王海安的片子命名《进攻张高村》。王海安生于1988年,他要攻打的堡垒即自己的出生地,山东青州一个叫张高村的村子,攻打战略是企图在村里调查统计“三年饥饿死者”信息,并为那些消亡于五十余年前的无名死者建立墓碑。影片从一片空旷墓地开始,固定大全景,作者的旁白声音是:“我是王海安,1988年出生于山东省青州市何官镇张高村,就是我脚底下现在踩着的这片土地。这是俺庄的公墓,公墓就是所有村民死后都会埋葬在这个地方。”影片使用作者旁白自述,一种通常的介绍或引入方式,但这个“自述”发生在村子公墓前,而且在片子进行下去时,“公墓自述”还继续发生,如:表白自己想在公墓里为“三年饥饿逝者”树碑的想法;24岁生日那天,报告自己为树碑募捐的进展;树碑行为在村里遭遇反对和阻击后失望沮丧情绪的倾诉;树碑失败后,再次来到公墓前表达终有一日要在村中树碑的愿望……这似乎成为片子中每个段落的“引言”。一个后代站在本村前辈所葬之地,一段活人和逝者之间的对话,或是寻找一个不可能的耳朵的自言自语,可以想象的戏剧效果就是,一个叫王海安的张高村后代人的现实处境。话说到这里,这个片子的结构和叙事方式一目了然,一种明确的“第一人称”影像方式,并且带有“主动出击”的行为,带着一个自以为正确,但在村里人看来却是荒唐无比的“为饥饿死者树碑”计划,闯入一个自以为熟悉无比其实却布满陷阱的家乡,某种中国式的唐吉坷德版本,从起步开始,就预示着是失败的结局。这个结局似乎从影片开始就定下调子:冬天,有雾,镜头移动,走进一户农院,推开门,荒凉小院,无人;镜头推开一扇门,屋里烟雾弥漫,镜头摇着,辨清一个坐在火炉边的老人背影;老人回头,脸上是一个带花的口罩,露出的两只眼睛如黑洞,样子怪异。随着持摄像机的作者叫他“大爷”,他起身,摘下口罩,暴露出张开的没牙的嘴,还有惊诧表情。问话继续:你不认得我是谁了?老人摇头。作者说:我是王培德的孙子啊,我去年拍过你的。老人想起来了,但对曾经采访的“吃食堂”的事完全忘了。这个老人费劲回忆但完全茫然的脸,让观者过目难忘。记忆何在?记忆之门沉重紧锁到如何推开?当然,作者的镜头还是推开了记忆之门,影片继续下去,是三个端坐镜头前的老人的记忆讲述,沉重得令人窒息:“三年饥饿”期间,村子里每天都有抬出去埋的饿死者,到后来都没人抬了,饿得抬不动了,只有烂在屋里;一个饿死者临死前抱住自己几个月大的孩子,把身体最后的温暖传给儿子,他死了,儿子活下来了……我相信,作者选择这三个“因饥饿而死”的故事来讲述,目的是表明他决意要为这些籍籍无名的“饥饿冤死者”树碑的心愿,就如他对村中一个老人所说:“我就是想从本村历史开始记录,为这些不该死的人留下纪念。”接下来这个要树碑的王海安在村里碰到的是迷雾一样围绕着的冷漠和怀疑:有这个必要吗?死了就死了,还想这些做啥?他们又不是英雄或烈士,有这个资格树碑纪念吗?甚至还有:做这事挣钱吗?当作者执意要做下去时,反对跟着来了,而且一浪跟着一浪。反对首先从家里开始,母亲认为儿子不干正事,大伯觉得这个愣头青侄子是在冒险,一个当过干部的老人直言“历史不是当代人写的”,一个好心老人焦虑劝阻:这事做不得,要有麻烦的……反对声浪渐大,作者几乎被包围在反对漩涡中,寸步难行,一副焦头烂额模样,以致待在家里,镜头对着“逝者登记表”拍摄时,小狗都过来捣乱。在作者赶开狗的怒骂声中,我们听出了他的气急败坏,就如他在墓地自述所说:感觉自己在村里变成了一条丧家犬。怎么形容呢?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自画像,王海安的这部片子说的其实就是这个。我欣赏作者放弃掩饰自己在村中的“失败者”狼狈像(之前我看的初剪版本中,有过多显示自己“英勇状”嫌疑),老实地把这些羞于见人的“丑态”和狼狈放到片中。这种诚实构成了这部片子的主旨,就是:一个鸡蛋是如何在石头面前碎得狼狈不堪的。如果我们称之为“失败”的话,这是王海安无法绕开或逃避掉的现实。还想多说几句这部片子让我感动的一些场景和人,即使在漠然怀疑反对迷雾锁住的张高村,我还是看到一些触动人心的场面,比如那些镜头前诉说曾经被饿死人的故事,那些从书中或床铺下哆哆嗦嗦翻寻出几块钱捐助墓碑的老人,还有那些深为作者行为担心来劝阻他的老人……这些老人善良、朴实、简单,没有那么多的世故,比起那些自以为饱经沧桑而自以为是的中年人或半老年,他们让人感动。片子接近结尾,王海安去和一个老太太告别,这个老太太出现在影片开始时,对那“三年家里是否饿死人”的询问感到害怕,说自己“不敢多说话”;之后说了自己的老公公因饥饿得水肿而死,事后却后怕“又来运动”,现在,面对作者来告别的镜头,她说她现在不担心了,还问作者是否秋后还会回来……我沒法忘掉她说这些话时的眼神。这个告别场景似乎也预示着:张高村的故事只是开始,“进攻”只是一个略带夸张的姿态,续写下去的,可能还是一个鸡蛋撞墙的“失败者”故事的继续,或者其它。影片结尾,王海安回到村子公墓前,镜头对着一片墓碑和孤零零耸立其间的松树林,以下引用的这段来自片中作者的愿望自述,可以看作是一个鸡蛋的自白:“人这一生有很多梦想,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梦想,我现在的梦想就是给1959年至1960年饿死的张高村的村民树一块碑。我希望这些因饥饿而死的村民在九泉之下能够安息,我也希望这些连自己的坟墓都没有的老人在这里有一块墓碑。我希望在碑上边盖一块红布,直到有一天大风把红布刮走。那时候,我觉着他们的灵魂就有了归宿。”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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