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典文本的教学指向与价值重塑

【摘要】近年来语文教材编写的话题和争议不断，其中对于名家名篇在小学教材中被频频改动的情况，教师应明晰“教材中的经典文本”和“教学中的经典文本”的区别，跳出围绕“改编”的无益纷争，匡正语文教学实践中“只见课文”或“原文至上”的教学偏颇。对于经典文本的教学设计应讲究平衡、联系和比较的原则，阅读教学实施策略可以包括：目标定位时的“三维考量”，内容研制中的“二次取舍”，方法运用中的“四重对话”。

【关键词】改编经典；阅读教学；教学指向；价值重塑

【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7）25-0023-03

【作者简介】钱发华，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江苏苏州，215122）教科室主任，一级教师，苏州市青年教师“双十佳”，苏州工业园区语文学科带头人。

我国文选型语文教材里的选文，历来有很多古今中外的经典文本。经典文本的教育教学意义非比寻常。然而对教材中选入的部分经典文本的改编，引发了诸多争议。改编后的经典文本现实存在，原文藏于课文之后，一线教师在教学中如何处理此类文本，具有探索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改编的争议：课文好，还是原文好

（一）被改编的经典类型

当下各版本的语文教材中，改编经典作品的情况不在少数。所涉文本类型众多，有中外名著、古代名作、现当代名家名篇、古代作品的白话翻译，外国译作等。体裁以小说、散文为主。改编的方式有删改、节选、翻译等。在变动程度上，有些文本只涉及个别字词句的修改，相对原文改动较少，而从长篇著作中节选删改的，变动略多。还有不少名家经典特别是篇幅较长的散文，或删或改，变动程度最大，引发争议也最多。

（二）被误会的编辑意图

理想的选文应是专门为教学创作的，然而现实不尽如此，因此，语文教材只能从现成的文章中选。如果说始于《昭明文选》的古代选本只选不改，体现了对经典的敬重，那么新时期语文教材改编的现象越来越多见，原因何在？第一，从语言的发展和规范化即语言教学的角度出发对个别文字进行修改。第二，为更加适应教材编辑和教学实施的需要而修改。教材编写必须依据国家课程标准，有课文长短难易循序渐进的考虑，有学生年龄特点阅读能力的考虑，也有教学目标和阶段、字词学习、人文熏陶等方面的考虑。第三，为了全面把好教材政治关、理念关和科学关，将原文进行改编在所难免。如果单从语言学、文章学、文学的角度对经典文本的改编进行批评，而不从课程论和教学论的角度去考察编者改动的原因，极有可能误会教材的编辑意图。因为原文一旦作为选文，变成课文，必然融合了作者本意、编辑意图和课标精神。

（三）被蒙蔽的教学价值

改编经典文本自然带出了“课文好，还是原文好”的争论。有人认为，改编经典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原文的原汁原味，不利于学生感受文字、文学魅力。也有人认为，经典原著一旦进入教材，就有了独特的课程和教学功能、价值，对其进行一定的改编无可厚非，否则，教材编写意义何在？至于改什么、怎么改，改成什么样才适合于教学，要因文而异，就文而论。

教材中的经典文本，是一种“课文背后有原文”的特殊文本，其特定的教学价值值得开掘，不能也不应被蒙蔽。与其争论改编的“得失”，不如多论教学的“优劣”，因为原文也罢，改编也好，不过是个“例子”。如何针对经典原著改编的教材文本特点进行有效的语文教学，才是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二、教学的指向：向课文，还是向原文

（一）“只见课文”的教学

1.主旨改换与文学教育缺失。

经典文本的主旨如因编者的断章取义或解读偏颇发生改变，是对原作的不公，也会造成作品语文教学价值的贬损。如苏教版四上课文《珍珠鸟》立足“信赖”主旨，而作家冯骥才的原文《珍珠鸟》主旨则是作者在“文革”后经痛苦思索开出的一剂拯救这个“已经怕人”的世界的良方。主旨改换，导致文学教育的缺失。再如苏教版六上《草原》，删除了原文中作为时代写照的“人的生活改变了，草原上的一切都也随着变”一段，便给学生理解文本为歌颂新时代新气象，鼓舞人民昂扬斗志的主旨造成了障碍。

2.特征改变与文体教学遮蔽。

不少改编自经典作品的课文的文体特征被改变被弱化，这会给教学制造障碍甚至误导学生。如苏教版四上《桂花雨》改编自作家琦君原作《故乡的桂花雨》，仅从题中删除的“故乡的”即可看出，散文个性化情感表达的文体特征被弱化。教学中，教师若“只见课文”，不知或不看原文，就极易造成对作者的思乡情观照的忽视，或是需花费更大气力才能完成“乡愁”情感的体味与熏陶。再如苏教版五下课文《水》，其原题《饿水》，删除仅一字，却削弱了这篇散文化小说的文体特征，给主旨的把握及其教学徒设了障碍。

3.文字改动与语言品悟忽视。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作为作品外在表现的语言文字。苏教版四下《黄河的主人》第一自然段非常像演讲词，原因是删改破坏了作家袁鹰原文《筏子》中散文化语言跌宕起伏的节奏。而整體删除原文第二自然段“宕开的一笔”，更是破坏了跌宕起伏的内容。再以苏教版四下《燕子》首段“一身乌黑光亮的羽毛……”与《海燕》原文“乌黑的一身羽毛，光滑漂亮，积伶积俐，加上一双剪刀似的尾巴，一对劲俊轻快的翅膀，凑成了那样可爱的活泼的一只小燕子”相比较，课文失却的岂止是散文语言的节奏与变化，更有作者“那样可爱的”里所蕴含的深情。

（二）“原文至上”的教学

1.对选文类型鉴别不够。

上海师范大学王荣生教授将选文类型鉴别为定篇、例文、样本、用件四类，认为不同类型的选文，承载着不同的课程功能，发挥着不同的教学价值。改编及教学问题讨论的前提，同样是将选文类型鉴别清楚。如苏教版四下《燕子》，改编自作家郑振铎的散文名篇《海燕》。有人诟病改编：原文是充满乡愁的散文，课文却成了“生物挂图”般的小动物说明文。是非对错，鉴别方知。如果是作为“定篇”教学，改编是失败的，因为不再是原汁原味的经典，学生便很难“彻底、清晰、明确地领会作品”，教者更无法用“文化、文学学者对该作品的权威解说”来使学生了解经典的丰厚内涵。而如果是作为“样本”教学，只着眼于文章本身是写什么、怎么写等方面，这种改编则未尝不可。

2.对改编意图认识不足。

课文是编者借助原文的意图表达。教师在教学中，要对改编意图加以辨析。如苏教版五下《月光启蒙》改编自诗人孙友田的原作《月光母亲》，其最大改动是突出母亲对“我”的文学启蒙，因而删除了开头有关母亲患老年痴呆症的一段，删减与课题是一致的。基于儿童立场和基础定位，编者的意图不言自明：“文学启蒙”更适合当下儿童，“生命沉重”不一定非得儿时体味。再则，原文一经选入教材成为课文，其在单元、年段中的课程功能都应予考量。

3.对儿童素养把握不准。

对于改编经典的教学有两种倾向：或因迁就学生，一味降低标准，教师囿于教材，不作创新；或因误把名师的“概念教学”当作家常便饭，无限拔高要求。

其实，通过审核的教材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课标的要求，而“原文至上”的教学，对经典价值的开掘或许充分，但难逃越俎代庖，“干了中学活儿”的嫌疑。小学生的理解、感受与审美水平，适合纯粹从原文文本出发的教学吗？教师的解读适合全盘教给小学生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三、价值的重塑：用课文，还是用原文

（一）改编经典文本教学的设计原则

1.平衡的智慧。

改编经典文本教学是用课文教妥当，还是用原文教更佳呢？如《燕子》教学，考虑到四年级学生的年龄和认知特点，应以课文为重点，但考虑《海燕》更丰厚的人文内涵，又要倾向于用原文。挑战的适当，难易的控制，方法的拿捏，考验的是教师关联彼此，有效平衡的智慧。

2.联系的视野。

改编经典文本教学时自然会联系到对原文甚至是更多相关文本的阅读，节选的课文还能牵扯出整本书的阅读。如教学苏教版五上《林冲棒打洪教头》，林冲这个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不是简单围绕课文文本展开阅读、讨论和学习可以领悟的，如能适当联系《水浒传》中林冲的其他典型事件情节，如“误入白虎堂”“风雪山神庙”等，或许可以对林冲“忍让”的性格有更深感悟，再回观课文，也能更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联系带来的融会贯通和深入浅出，延伸了学习触角，让教学拥有了宽度和深度。

3.比较的方法。

改编经典文本因为有了课文和原文的区别，自然“比较”就成了基本的阅读视角和教学方法。是非对错，精彩缺憾，往往一比皆知。如教学苏教版六下《三打白骨精》，可将课文语言与原著相应原文进行比较式阅读，课文的“山势险峻，峰岩重叠”是多么概括，而原文中的诗句描写又是多么形象并为下文妖精出没埋下伏笔。课文中只说村姑美貌，而原文中对其美貌的描写不但更加详细而且还以唐僧和猪八戒两人不同的视角进行，值得玩味。

（二）改编经典教学的实施策略

1.目标定位时的“三维考量”。

文本解读有普通读者、学习者、批评家、教育者等多重视角。不同视角，所见固异，加之学术界对许多经典的解读本就多元而暂无定论。因此，要发挥改编经典的教学价值，首先要跳出“用课文，还是用原文”的二元对立思维，而应站在更高层面上去解读教材和定位目标，至少要从文章學、课程论和儿童立场三个维度来进行综合考量。文章学维度主要是考量关于经典的相对权威的解说，课程论维度主要是开掘作为教材的文章所担负的教学意义和价值，而儿童立场维度是站在年龄特点和素养提升的视角来确立“现在何处”“欲往何方”的问题。

2.内容研制中的“二次取舍”。

编者改编原文是第一次取舍，教师研制教学内容，重新考虑课文中未能体现的文字句段、写作背景等，可谓“二次取舍”。如苏教版五下《我和祖父的园子》，节选自作家萧红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第三章第一篇，其中的凄婉部分被编者删减了，园子的自由、童年的快乐构成了课文的主色调。原文中“呼兰河小城里住着我的祖父，埋着我的祖父”的悲情文字是否需要重新补回？舍，或许是基于编辑意图和学生学情的考虑，因此教学止于“自由与快乐”；取，许是基于“一篇带一本”的名著导读的需要，意在激发学生阅读《呼兰河传》的兴趣。

3.方法运用中的“四重对话”。

2011版课标在作者、教师、学生三者对话的基础上，加上了编者，构成“四重对话”理念。尤其在改编经典教学中，与编者对话，能给学生不一样的深刻体验和阅读收获。如苏教版六上《草原》的教学，可基于课文和老舍先生的原文，兼顾作者的写作动机和编者的编写意图，围绕文本的景美、人美、情美引导学生和作者、编者、教师之间展开有效的对话。既体会到改动的好处，如“表示我的愉快”改成了“表示我满心的愉快”，情感更强。也体味到原文的妙处，如“就像没骨画那样”和“柔”字的呼应，甚至“迂回的，明如玻璃的一条带子”中的“逗号”，都能体会散文的节奏和作者内心的情感。

改编经典文本或许有无奈，但也因此留有了空间，给了教学更多的可能。基于教材，超越教材，基于课文，关联原文，行走在课文与原文之间，才是对改编经典文本教学价值的更大发现和发挥。

注：本文获2016年江苏省“教海探航”征文竞赛一等奖，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