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0—6岁儿童乘车安全相关行为及家长认知情况分析

2017-05-18 22:28:09 上海预防医学2017年4期

周鹏+姜玉+孙源樵+夏庆华

摘要:目的 了解0-6岁儿童乘车安全相关行为,分析父母在儿童安全乘车方面的认知情况。方法 采用自填式问卷调查的方法对0~6岁儿童父母进行调查。对0~3岁儿童家长,通过全区10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计免/儿保门诊随机选择拥有私人轿车且日常使用轿车接送孩子的家长调查;对4~6岁儿童家长,则将随机抽中托幼机构中的拥有私人轿车且日常使用轿车接送孩子的家长纳入调查。采用SPSS 17.0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共调查3509人,儿童乘私家车出行时,乘车方式由高到低依次是使用安全座椅(44.1%)、由大人怀抱(28.1%)、独自坐座位系安全带(18.0%)、独自坐座位不系安全带(9.8%),随着年龄增大,使用安全座椅和由大人怀抱比例减少而独自坐座位比例增加。90%以上儿童乘车时坐后座,但仍有1.8%安全座椅安装在前排和7.2%儿童直接坐前排副驾驶位置。家长对儿童安全座椅核心知识的总体知晓率为67.1%,仅23.8%的调查对象知晓全部核心知识。对安全座椅相关知识和态度情况越好,安全座椅使用率越高(?趋势2= 357.8,P<0.001),而家长认为使用安全座椅乘车最安全则孩子安全座椅使用率也最高。结论 长宁区0-6岁儿童乘坐私家车时安全座椅的使用率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较低。安全座椅的实际使用率与儿童家长对安全座椅的认知和态度密切相关,家长的认知水平还较低,存在认识误区, 且文化程度较高,家庭年收入较高的对象知识水平较高。应加强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特别是文化程度较低家庭的儿童安全乘车的认知教育,促进家长采用更可靠的儿童乘车安全措施以确保儿童乘车安全。

关键词:0-6岁儿童、安全座椅、行为、认知

道路交通伤害是儿童伤害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全球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1]。其带来的严重后果,给儿童家庭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创伤,以及沉重的社会负担。据报道,中国每年有超过25000 名儿童死于道路交通事故[2],死亡率是欧洲的2倍,美国的2.6倍[3]。目前我国机动车数量激增和城市化进程发展快速,而随之而來的儿童道路交通伤害的发生风险也显著提高,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因此,本文调查了解上海市长宁区儿童乘车安全措施使用及父母对此的认知、态度情况,为预防儿童乘车伤害发生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纳入标准:在长宁区居住半年以上、拥有私人轿车且日常使用轿车接送孩子的0~6岁儿童父母。

根据公式N=Uα2*P(1-P)/δ2,以P=30%, U0.05=1.96,δ=0.08*30%=0.024计算,得到样本量为1401例,考虑无应答及抽样方法的设计效率,适当扩大样本量,即0~3岁和4~6岁儿童每层各需要调查1500人。

针对0~3岁儿童家长,以全区1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调查现场,通过计免/儿保门诊随机抽取符合纳入标准的对象。针对4~6岁儿童家长,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从长宁区42所幼儿园和21所托儿所(包括总部和分部)中分别随机抽取36所和18所,对抽中托幼机构中的符合纳入标准的家长进行调查。

1.2 调查方法

采用自主设计的问卷,经过多轮专家论证和预试验后确定。主要内容有:人口学信息,如家长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孩子的年龄、性别等;儿童乘车及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相关情况;家长对儿童安全座椅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和使用意识、态度情况。

0~3岁儿童家长在计免和儿保门诊候诊时,由调查专员发放问卷,家长现场自行填写,确认无缺漏项后回收。4~6岁儿童家长,则由经过培训的卫生老师发放,家长根据填写说明,在家填写完成后交给卫生老师回收。

1.3 质量控制

对社区的调查专员和幼儿园卫生老师进行培训。调查现场有调查专员对问卷内容进行解释,并对填写好的问卷进行完整性审核质控。带回家填写的问卷同时附填写说明。问卷回收后,由社区和疾控中心质控员分别抽查10%、5%进行电话质控, 以验证问卷真实性(核心信息符合率92.35%)。

调查共发放问卷3760份,回收问卷3568份,应答率为94.89%。在回收的问卷中,重要信息缺失的废卷和非父母回答的问卷未纳入分析。总共有3509份有效问卷纳入分析,有效应答率为93.32%。

1.4 统计分析

采用Epidata 3.0 软件建立数据库,采用平行双录入法录入数据。 使用SPSS 17.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采用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3509份,其中男童占51.4%,女童占48.6%。小于1岁组儿童占14.8%,1-3岁组占39.6%,4-6岁组占45.6%。问卷应答者中,男性占33.0%,女性占67.0%;大多数应答者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88.6%);65.0%的家庭年收入在12-120万之间(表1)。

2.2 儿童乘车相关行为

表2显示,0-6岁儿童乘车方式中,以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比例最高(44.1%),其次是由大人怀抱乘车(占28.1%),18.0%独自坐座位系安全带,9.8%独自坐座位不系安全带。不同年龄组儿童的习惯性乘车方式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2=586.7,p<0.001)。<1岁组和1-3岁组由大人怀抱的比例较高,分别为43.2%和36.3%,而4-6岁组独自坐座位系安全带和独自坐座位不系安全带的比例较高,分别为29.0%和17.8%。

对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儿童,进一步分析其使用的座椅类型。使用最多的是幼儿型安全座椅(65.1%),其次是提篮式安全座椅(17.0%)和增高型安全座椅(12.5%)(见表3)。不同年龄段间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类型有显著统计学差异(?2=406.3,P<0.001)。有120名(45.8%)一岁以内婴儿朝前使用了提篮式以外的其他类型的安全座椅,而有39名(6.6%)的4-6岁儿童仍使用提篮式儿童安全座椅。

儿童在乘车时的乘坐位置以后排为主,仍有1.8%的安全座椅安装在前排,未使用安全座椅的儿童有7.2%习惯性乘坐前排副驾驶位置(见表4)。儿童安全座椅安装位置,年龄组间差异无显著统计学意义(?2=2.2,P=0.396)。未使用安全座椅的儿童中3岁及以下儿童乘坐比例高于4岁及以上年龄组,但年龄组间差异无显著统计学意义(2=4.2,P=0.121)。

2.3 家长对儿童乘车安全的态度和认知情况

调查显示,66.1%的家长认为儿童乘车时使用安全座椅是最安全的乘车方式,但仅37.5%的对象认为掌握了安全座椅的相关知识。

本次调查共涉及6条儿童安全座椅相关的核心信息。儿童安全座椅核心知识总知晓率为67.1%,其中知晓率最高的为“父母抱着孩子乘车,不能在汽车发生碰撞时有效保护孩子”(81.5%),其次是“儿童乘车时是否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与车速无关”(78.3%)。知晓率最低的为“1米4以下儿童乘车不能坐在后排座位上并系上安全带”(43.0%),其次是“1岁以下的婴儿应使用反向安装在汽车后排座位上的儿童安全座椅”(47.6%)(见表5)。836人(23.8%)的调查对象知晓全部核心知识,183人(5.2%)全部回答错误(见表7)。

而对于关于儿童乘车的描述“短途旅行需要使用安全座椅”、“低速行驶需要使用安全座椅”、“开慢点不能确保儿童乘车安全”的认同率分别为72.7%、74.7%和76.3%。83.1%的家长认为有必要对安全座椅使用强制立法。

除了认为儿童乘车使用安全座椅最安全和知晓一岁以下婴儿应使用面向后的安全座椅两项外,其余知识和态度条目,不同年龄组间的差异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表5)。

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家长知识水平的影响因素。变量赋值如下:应变量以知识得分大于等于4分为认知水平较好,赋值为1,以低于4分为认知水平较差,赋值为0;儿童性别:女孩为0,男孩為1;儿童年龄:4~6岁为0,其余为1;调查对象性别:女性为0,男性为1;调查对象文化程度:大专以下为0,其余为1;家庭年收入:6万以下为0,其余为1。

结果显示,文化程度较高,家庭年收入较高的调查对象儿童乘车安全相关知识认知水平也较高。见表6。

2.4 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认知与乘车行为相关性分析

分析调查对象安全座椅使用的态度和知识与儿童是否使用安全座椅的关系(表7)发现,认为乘坐儿童安全座椅的家长,其子女座椅的安全座椅使用率最高,达52.5%,对最安全乘车方式的认识不同,安全座椅使用也呈现显著的统计学差异(?2=256.5,P<0.001);安全座椅使用率随调查对象相关知识回答正确率上升而增加,趋势检验有统计学意义(?2趋势= 357.8,P<0.001)。

3 讨论

本次调查显示,长宁区0-6岁儿童乘车使用安全座椅的比例为44.1%,明显高于北京的一项调查结果[4],但远低于美国76%的使用率[5];其中,0-3岁年龄组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49.8%)好于4-6岁组,也较2012年该区某调查中27.7%的0-3岁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6]。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儿童安全座椅能有效降低交通事故中儿童伤害的发生率和死亡率[7],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在高收入国家非常普遍,但中国尚未具有国家层面出台的儿童乘车安全座椅强制性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而且许多家长交通安全意识薄弱、违法驾驶行为多见。本次调查中,有38.2%的0-3岁儿童乘车时是由大人怀抱的,更有46.8%的4-6岁儿童乘车时独自坐在座位上,独自坐在座位上的4-6岁儿童有超过三分之一还不系安全带,甚至还有7.2%的未使用安全座椅的0-6岁儿童是坐在前排副驾驶座位上。这些不安全的乘车行为使得儿童乘车安全未受有效保障,同时也会或多或少得引起驾驶员分心,形成驾驶安全隐患,从而导致交通事故发生时儿童伤害的发生或加重。为此,今后我们应该强化舆论宣传,交通、卫生、教育等多部门联合,倡导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以不安全的儿童乘车行为为重点开展社区干预。

本次调查发现,0-6岁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随家长对安全座椅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的改善而提高,而且家长对安全座椅的使用态度与儿童安全座椅的实际使用行为密切相关,家长认同安全座椅是最安全乘车方式的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最高。但是,总体上来看,调查对象对于安全座椅的认知水平还较低,核心知识的总体知晓率为67.1%,仅23.8%的家长知晓全部核心知识,存在不少认识误区,例如超过一半的家长并不知晓“1米4以下儿童乘车不能坐在后排座椅上并系上安全带”、“1岁以下的婴儿应使用反向安装在汽车后排座位上的儿童安全座椅”,近1/3的家长对儿童短途、低速乘车时的安全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仍持有“短途旅行不需要使用安全座椅”、“低速行驶不需要使用安全座椅”、“开慢点也可确保儿童乘车安全”这类错误的观点,与陈晓军[8]、李海[9]等的研究结果一致。此外,根据logistic回顾分析家长知识水平的的影响因素显示,文化程度较高,家庭年收入较高的对象其儿童乘车安全相关知识水平也较高。尽管长宁区属于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上海市中心城区之一,但其0-6岁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在不小的差距,除缺乏强制使用立法等政策大环境支撑外,家长对于儿童安全座椅不高的认知水平可能是重要原因,因此有必要强化儿童安全乘车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特别是应重点加强对文化程度较低家庭有关儿童安全乘车的认知教育。通过各种途径帮助家长掌握相关知识,改变对儿童安全乘车的认知,进而采用更可靠的儿童乘车安全措施以确保儿童乘车安全[10]。

参考文献

[1] 林穗,方胡艳,蒋林,等.广州市5岁以下儿童2001—2010年意外死亡趋势流行病学分析[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2,33(12):1258-1260.

[2] 段佳丽,符筠,耳玉亮,等.北京市中小学生交通伤害流行现状及其相关危险行为[J].中国学校卫生,2014,35(8):1131-1135.

[3] Routley V, Ozanne-smith J, Li D, et al. Pattern of seat belt wearing in Nanjing,China [J]. Inj Prev,2007,13(6):388 -393.

[4] Purc-Stephenson RJ,Ren J,Snowdon AW.An exploratory study of parentsuse and knowledge of car safety seats in Beijing,China[J].Int J Inj Contr Saf Promot, 2010,17(4):231-238.

[5] Macy ML,Clark SJ,Freed GL,et al.Carpooling and Booster Seats: A National Survey of Parents[J].Pediatrics,2012,129(2):290-298.

[6]姜玉,夏慶华,周鹏,等. 0-3岁儿童的父母有关儿童乘车安全相关知识和行为调查[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15,19(1):31-34.

[7] Barraco RD,Cheng JD,Bromberg WJ,et al.Child Passenger Safety Workgroup of the EAST Practice Management Guideline Committee Child passenger safety:an evidence-based review[J].J Trauma,2010,69(6):1588-1590.

[8] 陈晓军,杨静珍,Peek-Asa C,等.城市儿童乘车安全措施使用情况调查[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13,17(10):851-854.

[9]李海,黄小娜,杨君等.海淀区2所幼儿园儿童安全座椅购买使用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15,36(4):595-597.

[10] 张睿,郭向晖,耳玉亮,等.北京市儿童家长对儿童加高座椅认知状况及干预措施研究[J].中国健康教育,2009,25(1):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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