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犁河与三个部族的隐秘对白

2017-05-18 22:37:07 丝绸之路2017年9期

鲜章平

一位著名学者到新疆伊犁讲学时不无羡慕地对台下的听众说:“你看你们多么幸福啊,新疆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离不开伊犁,离不开你们身边滔滔西流的伊犁河。这就是伊犁的财富,是你们大家可以引以为豪的文化资源啊!”

听了这番话,我不禁沿着他的目光,走入历史的河流,去打捞那些闪光的记忆碎片。

和世界上任何一条河流一样,伊犁河也那样不紧不慢地流着,年复一年,见证着时光的流逝和岁月的轮回,像是一个永恒的守望者。不同的是,伊犁河站在中国的最西端,人们一不小心,迈出的脚步就会踏上异国的土地。这就注定在伊犁河的记忆里,多了些悲壮和豪迈。

历史的车轮碾过,留下了多少悲欢离合的底片,时间愈久愈值得怀念。今天我要说的是新疆历史上最为壮观的三次离别和回归。因为,这是三个部族的跋涉和迁徙。

土尔扈特,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

当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和他的部族们踏上伊犁河那古老的木桥,接过伊犁将军伊勒图递上的酒囊时,心里的那块石头才算落下了地:总算回到家了,总算没有被离别了141年的亲人拒之门外!

这是伊犁历史上较为惨烈的一个故事,也是让蒙古人世世代代引以为豪的一段历史。在这里,我不想过多地追溯土尔扈特部落的历史,我只是想用审慎的眼光,来仔细打量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这段曲折而光辉的历史。

在元朝灭亡后的300年间,塞外蒙古诸部政治上长期处于分裂状态。部落之间的征战此起彼伏,百姓苦不堪言。蒙古族是一个有血性的民族,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着不屈的血液。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因为老祖宗成吉思汗创下的辉煌,他们的内心深处有一种集体的自豪,以自己是蒙古人为荣。当遇到侮辱和压迫时,无论敌人多么强大,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反抗;反抗失败,他们又会义无反顾地背井离乡,去寻找梦中的天堂。

土尔扈特部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不堪忍受同是蒙古族的准葛尔部的压迫,几经反抗始终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才决定放弃领地西迁的。他们一路跋涉,先是来到了西伯利亚平原南部,1628年,又继续西迁至乌拉尔河上游,1630年,挺进到伏尔加河流域。这时的沙皇正忙于对付强大的外敌,无暇顾及疲惫不堪的土尔扈特人。看到这片水草丰美、土地肥沃的大草原,土尔扈特人欣喜若狂。战士们拿出最后的烈酒豪饮,一醉方休;女人和孩子们欢呼跳跃,不愿离去。于是,部落首领便决定在这里休养生息,他们逐水草而居,行围猎之利,很快形成了自己的土尔扈特汗国,过着天堂一样快乐无忧的生活。

可这只是短暂的幸福,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土尔扈特部落的人民一直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俄罗斯把他们当作心存不轨的异族外邦严加防范和压榨,大清帝国又把他们当作叛离祖国的敌人虎视眈眈。

对于任何一个远离家乡的游子来说,最大的心愿就是落叶归根,这大概是人类的共性,至少,应该是东方民族的共性。其实,从被迫离开那天起,土尔扈特人没有一天不思念着祖国,没有一天不梦想着回归。

当土尔扈特部落传至第十二代首领阿玉奇汗时,正是大清帝国走向繁荣和鼎盛的时期,康熙皇帝的威名和仁政远播海外。当一次次听到祖国的消息,听到康熙大帝的英明神武,阿玉奇愈发渴望能够拜谒这位开明的圣主。经过周密的策划,这个机会终于来了。1698年,阿玉奇派其侄阿拉布珠尔率部属5000人假借进藏热茶礼佛之名回国定居,正式拉开了土尔扈特人东归的序曲,也用行动表达了土尔扈特人回归祖国的决心。

得知阿拉布珠尔回归的消息,康熙大帝龙颜大悦,对他封爵赐地,厚爱有加,并于1712年郑重遣使,借道俄国回访土尔扈特部落。康熙去世后,雍正又于1730年、1731年连续两次遣使访问土尔扈特汗国,使之和祖国的联系日益紧密。

此后,回归就成了土尔扈特人念念不忘的一個梦想。阿玉奇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未能完成夙愿,弥留之际,他拉着亲人的手,指着东方不肯闭目。这是一种何等执着的精神啊!我想,这种执着和遗憾,只有远离母亲的游子才能体会得到。

就在土尔扈特部落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你争我夺的时候,沙俄给了土尔扈特人团结的机会和理由——为了迫使土尔扈特人放弃自己信仰的佛教,改弦更张皈依东正教,沙俄政府大开杀戒,对土尔扈特佛教徒进行惨绝人寰的迫害。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英雄,往往就出现于乱世间。1761年,一个名叫渥巴锡的年轻部族首领继位了。在他的领导下,土尔扈特部落开始了韬光养晦、卧薪尝胆的历程。

10年的光阴,在历史的里程中不过是短暂一瞬,可是对于思念着祖国的土尔扈特人,却是那样漫长和遥远。

当历史的脚步走进公元1771年,沙皇对土尔扈特部族的压迫和残害越来越频繁和恶劣,这也加速了渥巴锡对部族内部的统一。历史一次次证明,任何个人的恩怨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面前,都显得那样微不足道。外来民族的迫害和侵略使得土尔扈特各贵族首领之间空前团结。

于是,在一个太阳升起的早晨,这个远离祖国的部族开始了震惊世界、名垂青史的回归之旅。

当东归的号角吹起,伏尔加河岸沸腾了!当然,这沸腾只能在土尔扈特人宽厚坚韧的胸膛里。因为,在独裁专横的沙皇眼里,他们的回归就是背叛。他们的离去,只能是以一种隐秘的方式。

得到土尔扈特东归的消息后,沙皇震怒了,立即下达了追剿的命令。一时间,从伏尔加河流域到伊犁河一带的路途中,所有俄罗斯军队倾巢而出,对渥巴锡部族围追堵截。虽然带着老弱妇孺,行动迟缓,但是面对强敌,土尔扈特人没有丝毫退却。因为他们的心中只有一个梦想:向着东方,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前进。回归祖国的迫切心情使这些曾经顺服的子民勇敢异常,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他们视死如归,浴血奋战,令那些剽悍好战的哥萨克骑兵胆寒。最后,当他们杀出重围,一路跋涉来到伊犁河边时,17万部众生存者已不足半数。

近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东归英雄转》正是对这段历史的重现,虽然故事情节和剧中人物多有杜撰,但那荡气回肠的英雄气概、那大义凛然的生离死别却令人热血沸腾,潸然泪下。

东干族,背井离乡的海外游子

1938年深秋,在飒飒秋风中,一个身着异域服装的青年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伊犁河边。“阿爷啊,我终于回到家了,您老人家可以瞑目了!”面对滔滔伊犁河,他不禁百感交集,长跪于地,嚎啕大哭。这个年轻人就是东干族首领白彦虎的嫡孙白万喜。

在我要说的三个部族故事里,白彦虎是唯一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他是乱臣贼子,还是民族英雄?随着历史的硝烟散尽,各种扑朔迷离的说法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可谓千古英雄浪淘尽,我们不得不承认,白彦虎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因为他的果断决策,保全了一个民族,使之避免了被敌人残酷灭绝的命运,如今依然完整地生存在广袤的土地上。这是中华民族在与祖国隔绝的情况下,如此原生态地保持着古老生活习惯和文化风俗的一个奇迹。

为什么有人会说白彦虎是乱臣贼子呢?其中大有故事可讲。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影响,清朝的统治在道光、咸丰时期开始走下坡路,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逐渐激化起来,封建朝廷歧视回民不说,甚至把伊斯兰教定性为邪教,最后导致了同治元年(1862)著名的“陕西回民大起义”的爆发。

这次回民大起义前后历时约16年,波及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地。回民起义者还一度和当时反抗清朝的两支农民起义主力——太平军和捻军取得联系,配合作战。最终在晚清名臣左宗棠的猛烈镇压下,回民起义失败。据清廷战后的统计,全陕西的回民仅在省城西安尚余两三万,流散在陕西省外的回民10余万,其余皆战死。回民几乎遭遇灭族之痛。

白彦虎,在这个多舛的时代挺身而出,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领袖。作为一名回族青年精英,白彦虎可谓少年得志,19岁的时候就成为北京城里一个大区的伊斯兰教主管,可见其在教民中的威望之高。

其实,白彦虎最早曾经作为一名士兵参加过清朝政府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围剿。军营里的所见所闻,让他更加痛恨清廷的腐败和残酷,于是挥戈而起,成为推翻清政府最坚决的战士,并且为之付出了一生的心血。

当面对清政府的疯狂反扑和镇压,回民起义部队很快处于下风。为了生存,向西迁移成为不二选择。西出阳关之后,回民义军行军艰难,那些沿途走不动而掉隊的战士,和当地农民一起生活,最后客居他乡。至今,在甘肃酒泉,新疆哈密、昌吉、清水、焉香、巩留、伊宁、霍城一带,都不乏他们的后代。最终,这支顽强而英勇的部队历尽艰险,冒死翻越新疆喀什边境的大雪山,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几经周折定居在沙俄的营盘。

东干族后裔就像一支生活在岩石罅隙间的野山花,经受了严寒考验和巨石的压迫,始终坚守着向上的信念。150多年过去了,无论是沙俄时代,还是红色的苏维埃政权胜利,直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他们在风雨飘摇中顽强地生存并发展着。远离故土,更能品味到乡愁的滋味,对故乡的思念之情使他们的英雄情结根深蒂固,古老的东干文化和传奇故事在他们的口中不断演绎流传。不忘初心,使他们完整地保存着回民文化的精髓,其原始古风,甚至远超故乡。如今,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第三大城市托克马克,人们把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作“中国陕西村”,当地人把他们叫作“李白的后代”。

这使我想起半个世纪后的那场闻名世界的红色征程,想起西路军战士的悲壮结局。由于领导者的睿智和英明,两支队伍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一个背井离乡保全了部族的血脉,一个前仆后继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锡伯族:屯垦戍边的伟大壮举

又到了仲春时节,居住在伊犁河南岸的锡伯族村庄热闹起来,每年的农历四月十八日是他们传统的西迁节。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锡伯人的命运和伊犁河有了息息相关的联系。

自汉代以来,新疆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了巩固这一方国土,历朝历代出台了一系列方法来守卫和管理边疆。从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算起,中国屯垦戍边的历史已经续写了2000多年。到了清政府手里,由于沙俄的虎视眈眈,新疆的形势更为严峻。为此,清政府为了新疆的长治久安不断尝试,历经了兵屯、回屯、旗屯、遣屯、民屯等形式的变迁,军民结合的屯垦戍边成为历史的选择。

1764年,清廷决定从盛京(沈阳)等地征调锡伯族官兵1018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共3275人,由满族官员率领,西迁伊犁。这一年的农历四月十八,西迁伊犁的锡伯族官兵和留居东北的锡伯族男女老少聚集在盛京的锡伯族家庙——太平寺,祭奠祖先,聚餐话别。次日清晨,浩浩荡荡的西迁大军告别了世世代代生活的松嫩平原和呼伦贝尔大草原,踏上漫漫征程,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艰苦跋涉到达了伊犁,驻扎在伊犁河南岸今日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境内,翻开了屯垦戍边史上新的一页。

勤劳勇敢的锡伯人不仅善渔猎,而且事农耕,美丽的伊犁和他们的故乡松花江畔有着极为相似之处,唯一不同的是,这儿多了虎视眈眈的沙俄和其他敌对势力的觊觎。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锡伯族官兵很快在伊犁大地上扎下根来,实现了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当然,官兵们更为重要的使命是保卫边防、稳定边疆,耕作、渔猎之余的时间,军事训练必不可少。据史书记载,锡伯营官兵每年的春、秋两季为法定的军事训练日,春季在播种之前,秋季在收获之后,射箭则是官兵的主要训练科目。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形成了锡伯族骁勇善射的民风。如今,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这些带有浓郁锡伯特色的牛录(村庄)里,随处可见练习射箭的孩子们。中国赛场上的射击、射箭名将不少就来自这边远的乡村。

说到新疆,尤其是伊犁的稳定和繁荣,锡伯族当之无愧地应该受到历史的褒奖。自驻扎伊犁以后,这支勇敢的队伍始终为捍卫祖国领土完整和边疆稳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历次的平叛和反分裂的斗争中,可见锡伯营官兵英勇的身影:在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殖民者支持怂恿的张格尔叛乱中,锡伯营积极参战,在阿克苏城附近的浑巴什河与敌军大战,歼渡河之敌千人,勇敢的锡伯族统领一箭毙敌首,为平定张格尔叛乱立下了汗马功劳;1830年,张格尔之弟玉苏普和卓又一次在中亚浩罕汗国的支持下进犯南疆,锡伯营官兵在伊犁将军的调遣之下,远赴阿克苏阻击敌人,再次用鲜血保卫了新疆的统一;1863年,沙俄企图用武力侵占我塔城地区,锡伯营官兵再次远征,在敌强我弱的劣势中,英勇抗击,最终用箭弩战胜了沙俄的枪炮,把敌人赶出了国境;在之后的几年里,沙俄侵占伊犁,浩罕阿古柏势力践踏新疆南部,锡伯族人民不屈不饶与之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激战,并积极在今天的博乐州、奎屯和察布查尔县开展屯垦,为左宗棠的大军提供给养。1878年,新疆各族人民同仇敌忾,阿古柏势力最终被驱逐出境,1882年,被沙俄侵占了11年的伊犁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经过30多年的驻扎,原有的耕地已不能养活日渐壮大的锡伯族部落。期间虽然战事不断、军务繁重,但高瞻远瞩的锡伯营总管图伯特还是提出了兴修水利、以事农桑的号召,得到了广大军民的响应。于是,从1802年开始,400名壮劳力春秋轮班,夜以继日地劳作在伊犁河南岸,历经七年,终于修成了一条深1丈、宽1.2丈、长200公里的引水大渠,这就是今天的察布查尔大渠。随后,禁烟英雄林则徐流放伊犁,他主持兴修皇渠的工地上,也留下了锡伯族能工巧匠的身影。

如今,200多年过去了,几经配套完善,察布查尔灌区将最初不足10万亩扩大到近200万亩,锡伯族人民的水稻种植技术也得到了不断发展,生产的大米晶莹剔透、清香可口,品质不逊东北故乡,其中兵团四师68团生产的伊香大米成为农业部第一批无公害农产品质量追溯试点单位,使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水稻产业走向辉煌。

由于远离故土,锡伯人始终深深怀念着自己的家乡,所以有很多地名以“嘎善”(锡伯语,家乡的意思)命名,如佛嘎善乡、伊车嘎善乡等。正因为这种乡恋情绪,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成为锡伯文化保持和传承最为完整的地域,一大批传统技艺和文化民俗入选自治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近些年来,东北各省纷纷从这里挖掘文化教育人才,以传承原滋原味的锡伯文化,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东归”现象。而两地族人寻亲成功的消息也不断见诸报端和网络。

历史的车轮在前行,锡伯族人民也在与时俱进。今天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不仅有着箭乡的美誉,还是享誉全国的水稻之乡、鱼米之乡。20万锡伯人民坚守着对伊犁河的忠诚,坚守着祖辈的誓言,在新疆大地上耕耘着希望,放飞着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