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型”贪官落马记

苏杨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学者型官员高育良，曾是教授，熟读《万历十五年》，常拿读来的书为自己超越底线的罪恶找心理平衡点，为别人的罪恶找不追查的开脱理由。现实中“学者型”贪官也有不少，他们的贪腐之路，给我们很多启示。

张曙光们的“仕而优则学”

2014年，有着“学者型官员”之称的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原局长李俊夫落马。他曾一度风头无两，然而很快便迷失了：这边大肆收取老板贿赂，那边苦心经营抱领导大腿，更在短短6年间与多名女子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多达两位数。

李俊夫作为北大的博士后，44岁时便出任正局级干部。学问做得好，官位守得好，如此左右逢源的事，往往被这个“学者型官员”轻易搞定。然而当“学而优则仕”的官员终于靠权钱催化，速成而生“学者型贪官”落马时，“高官”“学者”“腐败”，三个词连在一起，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近年来，“学者型贪官”落马的案例早已屡见不鲜。从“四川省原副省长李达昌挪用1亿元专款”到“农业部财务司原司长孙鹤龄涉及蓝田股份造假”，哪一个不是拥有高学历、高官位。

尤其是这位：张曙光，一个曾经多么“辉煌”的名字。

当身为教授、两次中科院院士候选人的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局长张曙光因涉嫌受贿站在审判席上的时候，他背后显赫的学者身份起初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直到他在法庭上自称当年收受企业2300万元，是因参评院士“需要花钱”。

花钱“组织科研成果”，花钱“打点评审”，“举全铁路系统之力”，让张曙光离院士“袈裟加身”曾经只有一步之遥——根据媒体的报道，2009年，只差一票张曙光就能顺利当选院士。院士是我国最高的学术荣誉，如果当年张曙光能顺利当选，这就意味着他不仅仅是“学者型官员”，简直就是“学术泰斗型官员”了。而实际上，随着案情的深入，我们发现，张曙光不仅根本不具备“院士”的资格，甚至也称不上一个合格的“学者”。于是我们要追问，到底是什么造就了张曙光这样“立志于学术”的“学者型官员”呢？

上文中提到的李达昌，曾被舆论称为典型的学者型高官。2003年1月，时年61岁的李达昌从四川省副省长职务上卸任，开始担任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董事会董事长、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被誉为“开创了中国高官退出机制的第三条道路”。

2005年1月13日下午，四川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第四十次会议讨论通过四川省检察院的报告，同意对涉嫌滥用职权，挪用财政部1亿元专款的李达昌采取刑事拘留、逮捕的强制措施，在此之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对李达昌进行立案侦查。2006年4月4日，李达昌以滥用职权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7年。

学问与腐败无必然联系

《人民的名义》里，祁同伟说：我们的这个老师，只爱江山，不爱钱。

高育良一听说出生贫寒的礼仪小姐高小凤居然在看《万历十五年》，内心立刻就开始波澜壮阔了。其实，像他那样身居高位的男人，应该不是第一次遇到性贿赂，其中肯定也不乏美貌和智慧并存的，为什么就只有高小凤能让他心动呢？

无非是高小凤又可怜又上进，只有他能将她带出泥坑，改变她的命运。——赵瑞龙和杜伯仲这种金玉其外的草包，对汉东大学教授出身的高育良的心理，居然了如指掌。无非是知道，像高育良这种书生，无法抵御小高这种文艺风尘女。

客观而言，有学问，敢担当，善研究，勤思想，这样的官员自是社会之福。甚至某种意义上说，“学者型官员”更为儒雅良善，在官德层面更富自律精神。那么，为何一些“学者型官员”没有反腐免疫力？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少数官员是假学者、真贪官，不过是蹭得一个学者身份，便于长袖善舞，活脱脱南郭先生而已。他们的腐败也屡屡创新，隐蔽性强而超脱一般人的认识，尤需值得警惕。

以李俊夫为例，他是北大的博士后，而其妻子是武汉大学的法学博士，因此，在实施职务犯罪时，设下三四道“防火墙”，使贪腐更加隐蔽，不易被发现。

吴芬清，一位昔日的访美学者，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发表过专业论文《国有资产私有化》。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在自己专业经济领域里有所建树的人，最后却利用自己的优势建起了一个技术含量极高的“经济犯罪系统工程”。

吴芬清的“经济犯罪系统工程”大致是：伪造工资表，假他人名义冒领工资；成立合作企业，假出资真退款“曲线”侵吞国有资产；利用职权，贪污巨额营业收入；成立空壳公司，使千余万国有资產瞬间流失。吴芬清不仅涉嫌贪污3165.9万元人民币，同时经侦查部门侦查认定，其获取的非法所得共计2177万元人民币，2.45万美元。

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副书记杨枫，不仅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索取巨额贿赂，而且同时包养了7个情妇。为了防止情妇们争风吃醋，这个以“学者型官员”自诩的贪官，运用进修时学来的MBA管理知识，让“首席情妇”邹某用分类法统领其他6个情妇。在邹某的“科学”调度下，杨枫和情妇们很长一段时间相安无事。

学问只是加剧腐败的结果，并不是促成腐败的原因。毕竟管理者富有良好的学识、专业的修养，有助于把握全局、高瞻远瞩，有助于增强科学高效的执政能力。因此，是权力最终导致了腐败。正如李俊夫一样，手握大权自然就成为各种利益群体拉拢腐蚀的对象。永远的独断专行、“一把手”说了算，这就让“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成为了现实。

其实，学问与腐败无必然联系。因为提高执政能力、服务好社会民众，仍需一大批学者型官员。至于腐败，限制权力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