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现形记

2017-05-18 13:05宗禾
齐鲁周刊 2017年18期
关键词:婚姻情感

宗禾

《人民的名义》近日迎来大结局,破8的收视率基本锁定今年的剧王。从开播到结束,该剧空前的尺度引起一轮又一轮热议,官场现形记之后,其实还有婚姻现形记。剧中老中青三代夫妇,各有各的唏嘘,各有各的画皮。年轻人床头床尾地打官腔,中老年则一边利益捆绑一边人心隔肚皮,简直魔幻。

米兰·昆德拉说,如果我们没有能力爱,也许正是因为我们总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而不是无条件地投入其怀中并且只要这个人的存在。社会发展到现在,如果在考虑婚姻问题时,依旧像只在丛林中生活的猴子,只追着香蕉跑,将爱看成奢侈,不是太可怜了吗?

凤凰男祁同伟VS高干老师梁璐:各怀鬼胎的婚姻里,两人的自私生出更多恶果

《人民的名义》这部剧中,最恐怖当然是祁同伟和梁璐这一对,一个为获得权力向高干女老师求婚;一个为了报复前男友,向他证明自己的魅力,转而追求比自己小10岁的学生。各怀鬼胎的婚姻里,两人的自私生出更多恶果。除了出席宴请这样的公众场合,基本每一刻都在争执:你看看你对我都做了什么?

祁同伟是真正的凤凰男:苦孩子出身,上大学后的第一双球鞋,是他的第一个恋人陈阳所买的。他从底层爬上来,以最艰苦卓绝的方式。在这个途中,他曾经被遗弃在乡村的司法所中,曾经在前线挨过毒枭的三颗子弹,曾经试图与爱人团聚而被上级打下马来。他努力、上进、永不停歇。他简直就是爱拼才会赢的政治版。

祁同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他始终爱护和珍惜高小琴,即便当他所有的一切行将暴露的时候,他选择自己“战斗到底”,却费尽心机一定要送高小琴出去。他到最后也没有出卖高育良,而高在祁同伟暴露之前和之后都已经和他切割了。而祁同伟落入这个局中的开始,是因为要帮高育良料理赵瑞龙的事情:但高老师却始终是高老师。

最能够准确定位祁同伟的,是他始终喜欢的那篇小说《胜天半子》。如何才能胜天半子?小说给的,以及祁同伟自己给的,都很清晰:以己为棋。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只有把自己赌上去,才能与整个社会的机制抗衡。祁同伟后来跟朋友说,他的自尊心死于那天正午,汉东大学的操场上。

正如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后来被改编成电视剧。男主角小林选了陈道明,他将小林从清高狂放充满理想,到最终被生活的大网束缚着放下清高,对命运投降,被世俗成功改造的性格变化演绎得深刻入骨。小林最终感慨,“老家如同一个大尾巴,时不时要掀开让人看看羞处,让人不忘记你仍是一个农村人。”

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凤凰男本身不是罪过,他们往往都是些聪明肯吃苦的人,肩负着家族的期望,通过自己的奋斗,最终改变了个人的命运。而改变了个人的命运之后,接下来,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改造整个家族的命运。没有办法,他们很多都是集全家之力供养出来的,自小就被耳提面命的要知恩图报,在血液之中早就埋下了“苟富贵勿相忘”的基因。

就婚姻本身而言,由古至今,它从来就不是公平的制度,也不是全面保护爱情的制度。而其中最致命和最大的矛盾不过是平等自由独立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里从属理论的矛盾。传统文化中,父子、夫妻等秩序伦理下通常类似互相绑票。亲密关系缺乏界限感,生命个体不独立,父辈认为自己的人生,子女的情感和生命归属自己所有;“凤凰男”由族落社群结成共同生存关系的乡村走来,这种绑票的情感伦理关系又延伸到夫妻相处中。至此,关系成为一种痛苦的纠缠。

李达康VS欧阳菁、高育良VS吴惠芬:很多中国人的婚姻,是阉割了情感的麻木

剧中李达康与欧阳菁这对则是好好的婚姻基础,偏偏被事业插足。李达康为实现政治抱负,渐渐对家庭冷淡,于是妻子赌气,也寄情工作。除了高速上被检察院拦车,夫妻俩临别时错过的那一握手,情感是在两人关系中绝迹的。

穿上囚服后的欧阳菁,一脸落寞地怨恨当年选错人。剧情为了加深她的孤独感,制造了一个检察院给她送生日蛋糕就把她防线攻陷的剧情。

许多人评论这个情节太假了,那是因为他们见到的寂寞中年人太少了。社会新闻里翻翻,类似耸人听闻的事不算少:一个广场舞大爷将艾滋病毒传染给五十多个大妈;一个英俊中年骗得好几位女性倾家荡产。得不到情感呼应的婚姻,久而久之会把人脆弱化到经不起一点小火星的撩拨。缺爱的时候,人真的会刀锋舔血、饮鸩止渴。

高育良与吴惠芬则是权力婚姻里的典型,两人可以深夜坐谈天下大事,恳切地推心置腹,但其实早就因为高育良的出轨离婚。两人协议,离婚后大陆的一切归吴惠芬,高育良去香港与小娇妻团聚。于是,吴惠芬劝梁璐:顾全大局。

在他们眼中,什么是大局呢?利益是,其余都不是。但即便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利益,转过身,吴惠芬还是藏不住一脸的落寞,仿佛下了舞台的演员,妆容一下、戏服一脱,整个人就散了架。

都说婚姻恐怖,但西方人的恐怖和国内人的恐怖截然不同。《苦月亮》《革命之路》里,欧美人是拷问灵魂、追求欲望满足的折腾,但中国人的婚姻,是阉割了情感的麻木。

你瞧都是18世纪的小说,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描写的婚姻形态多么不同。

简奥斯丁的小说里那些乡绅阶层的婚姻,固然也讲究门当户对,但终究需要双方有情感基础。《傲慢与偏见》中的达西和伊丽莎白,虽然出身差异巨大,但最终还能够为了情感突破阶层。那些以各种理由反对他们婚姻的人,即便拿出再多理由,也不能堂皇说出“感情不算什么”这句话。

但《红楼梦》中的贾政与王夫人,完成家族联姻,生下嫡子嫡女后,一个念佛吃斋;一个端起读书人架子,宁愿与泼妇似的赵姨娘谈天困觉。王夫人少女时,被刘姥姥形容为“聪明爽快”,但婚后卻变成了贾母口中的木头人,可见这桩婚姻的幸福指数。

在中国宗法社会里,婚姻与当事人无关,与家族利益有关。小到传宗接代,大到利益交换、政治联盟。两个当事人,都只是群体利益中的一个棋子。

古代皇帝遇到军事危机,外邦来犯又无力迎敌时,最恨的就是怎么没个成年女儿可以出嫁?拉拢权贵门阀,赏银升官还不够亲,得安排子侄通婚,才算互换人质。

在这样的婚姻里,双方都在牺牲,牺牲掉人渴望情感的天性,牺牲掉自己的生命力。所以男人拼命追求事业上的成功,以性代替爱,以填补内心的空虚。女人呢,只好把精力放在孩子身上。王夫人那么恨晴雯、恨芳官,那恨意里何尝没有被她们身上自己当年影子引发的触痛?

钟小艾PK高小琴:如果没有能力爱,如何能够抵达对方的灵魂深处?

美国心理学家斯滕伯格提出爱的三要素:激情、亲密、承诺。但在《人民的名义》中,很多主角的婚姻和情感关系里,这三要素都是残缺的。

欧阳菁入狱后,李达康与王大路聊天,将婚姻的问题归结于欧阳菁拒绝成长,因为需索爱属于少女不懂事时的行为。而侯亮平,在监视器后面,也轻视地说:“这女人哄哄就好。”

瞧,为什么侯亮平钟小艾夫妇总不说人话,床头床尾都没有情意?这就是原因呐。高育良与吴惠芬,当年也一定有恩爱美满的时刻,可各自情感中的缺憾转移到工作里时,也一定拿“爱情最终会变成亲情”来哄骗自己。所以,谁能保证侯亮平夫妇不会是下一对高育良夫妻呢?

如今有许多情感专家,在教人怎么表达情感,怎么使用技巧。但很少人谈到真正的痼疾:压根不正视情感需求。学了一肚子技巧,学会如何“哄哄对方”有什么用呢?如果哄对方的目的,只是为了达到相敬如宾,不是为了满足自己与对方心中对于亲密的要求,那种假性关系,还不如一通热吵、一拍两散。

如此说来,《人民的名义》中祁同伟和高小琴这对在黑暗世界里拥抱取暖的地下情人反而在各色“假模假样”的官场模范夫妻中显得熠熠生辉,虽然二人狼狈为奸,绝不是政治正确的感情。

剧里有一段,祁同伟满怀歉疚地自责道:抱歉,我不能给你一个安定的生活。而高小琴有些无奈又有些满足地说了一句,我愿意。

他们看着彼此的眼神里,带着光,而这才是爱情该有的模样。他们爱的不是在外人看来彼此光鲜亮丽的皮囊和假象,而是知道了彼此足够肮脏或卑劣的过去,依然爱上了对方的企图、势力、软弱、不堪。

当两个残缺的人互相依偎时,爱情也因为破碎而变得靠近人性——我爱上的不是你的纯洁无瑕,而是你美好面貌后的浑浊不堪,是他们都只看到你老谋深算、权倾一方,只看到你年轻貌美,坐拥金银,而我却看到了你软弱又卑微的灵魂,阴狠又毒辣的内心。可看透了一切,我依然爱你。

正如祁同伟对高小琴所说,你是唯一能够抵达我灵魂深处的女人。祁高恋,也许在别人看来很肮脏,也注定是悲剧,但他们至少诚恳又真真切切照亮过彼此。

米兰·昆德拉说,如果我们没有能力爱,也许正是因为我们总希望从别人那得到什么,而不是无条件地投入其怀中并且只要他这个人的存在。

社会发展到现在,城市中人其实已经不会再有生存的忧患(生活欲望的满足不在其中),如果在考慮婚姻问题时,依旧像只在丛林中生活的猴子,只追着香蕉跑,将爱看成奢侈,不是太可怜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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