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怎样整治形形色色的诈骗案

王春南

为了防范和治理假冒官亲和官员身边人行骗，清朝明文规定：如官员放纵亲属和身边人，导致他们犯事，要追究官员的连带责任。

清朝的诈骗手段，有些沿袭了历史上代代相传、屡屡得手的老套路，有些则花样翻新。对此，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严惩诈骗。

冒充官亲或王公贵族身边人行骗

据清末民初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记载，清朝和珅身居高位、炙手可热时，有一位年轻人，来到金陵（今南京市），住进了承恩寺。自称“和中堂”和珅的公子，与官员们往来。这位年轻人向江宁知府借3000两银子，知府怕其中有诈，与幕友们商议应对办法。有一位幕友说，他曾在京城住过，知道和珅有一个儿子擅长书写大幅的“鹅”字。于是摆下宴席，邀那年轻人赴宴。事先备好笔墨纸砚，拟到时请其当场挥毫，以辨别“和中堂”儿子的真假。

在宴席上，江宁知府向那年轻人请求墨宝。年轻人大笑说：“你怎么知道我擅长书法？有上好的毛笔吗？可令人磨墨，写好了再接着饮。”立即取笔蘸墨，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正要落纸，突然投笔于桌，怒曰：“你哪里是向我求字，分明是怀疑我是骗子，想让我留下证据。若是被家父知道了，我怎么向他辩白。银子不借了，酒也不喝了。”说完拂袖而去。知府害怕得罪“和中堂”，速派人给那年轻人送去3000两银子。

后来有人在京城打听到，和珅的儿子其实没来金陵，江宁知府这才知道上了那青年人的大当。他算是小心谨慎的了，但还是没能避免中圈套。为何在官场历练多年、阅历丰富的江宁知府，会被一个年纪轻轻的骗子骗了呢？原因就在于他听到高官的名字便诚惶诚恐，生怕得罪了高官，他的这个弱点为那年轻人所利用。

这是冒充“官亲”行骗。还有假冒王公贵族身边人行骗的。北京有一富人，要买砖砌墙，某人得到消息，便去见富人，对他说：“某王府大门外照墙要拆除，你何不去买王府拆下的砖头？”富人不相信王府会卖砖，某人说：“我是王爷手下的人，在王府待的时间长了。你若不信，请派人跟我到王府，等王爷出来，我向他禀报，若王爷点头，你就可以派人去拆墙，将拆下的旧砖买下。”富人遂派一名家奴拿着丈量用的弓尺，跟某人前往。按规矩，买旧砖，用弓尺量，可打二折。走到王府门口，正好王爷下朝回府，某人拦住王爷的马，跪在马前，对王爷讲了一通满语，王爷果然点头，以手指着大门前照墙说：“让他量吧。”

某人随即与富人家奴一起去量照墙，丈量结果为17.7丈，如拆除，旧砖值100两银子。富人选了吉日，派家奴带人前往王府拆照墙。王府门卫大怒，将富人家奴捆了起来审问。家奴说：“是王爷同意的。”门卫禀报王爷，王爷说：“某日某人跪在马前向本王报告，他是某贝子家奴，贝子想建造大门外照墙，看上本王府照墙的式样，派他前来丈量，以便依照式样建造。我以为这是小事，就指着照墙说‘让他丈量吧，哪里是拆墙卖砖？”后来富人花了一大笔钱，才摆平此事。

富人对某人并非没有警惕心，也曾派家奴跟随某人到王府，听某人怎么向王爷请示，但还是上了当。问题出在哪里呢？就出在某人向王爷请示用的是满语，富人的家奴听不懂。这个关键环节出了问题，哪能不被骗呢？某人装扮成“贝子家奴”，既骗了富人，又骗了王爷。俗话说，“宰相家人七品官”，高官的仆人狐假虎威，那架势不下于七品芝麻官。假冒贵族仆人，也能镇住蒙骗一些人。

防范和治理假冒官亲和官员身边人行骗，办法还是有的，朝廷明文规定：官员要管好亲属及身边人，告诫他们不得以官员名义干违法的事；如官员放纵亲属和身边人，导致他们犯事，要追究官员的连带责任；官员亲属及身边人外出，若非为公，所到之处，当地官府无接待义务；敢有打着官员旗号招摇撞骗者，定予重处。由于古代中国是人情社会，官本位社会，这些办法实施的难度很大。

清末出现了“自由结婚”的新潮，也给以色骗钱提供了契机

清末，在一些城市，封建包办婚姻已被突破，出现了“自由结婚”的新潮。以色骗钱，往往打着“自由结婚”的幌子。上海有一位商人，名叫李子用，安徽芜湖人，长得仪表堂堂。一天，他乘长江轮船回芜湖老家，住某号包间。上船不一会儿，船役就带着一位时髦的年轻女子来到该包间。那女子戴着一副眼镜，手拎小皮箱，脚穿皮鞋，一口京腔，一副很有教养的知识女性的样子。她让船役安置好行李，然后休息一会儿，拿出糕点，泡了一杯茶，边饮茶，边看书。到了夜里，女子主动跟李子用攀谈，问他的姓名、籍贯、旅行目的地。李子用一一作了回答，并反过来问女子。女子自称，“父亲在朝中做官，一家住北京，自己毕业于京师女校，受聘于上海某女校，这次出门，是要去江北探亲。因走得匆促，未及预定包间，幸亏遇到先生。世道险恶，我一个年轻女子，独自一人出门，请多关照”。谈得多了，渐渐热络起来。

李子用垂涎女子的美色，厚着脸皮问她嫁人没有，女子吞吞吐吐说“没有”，并反过来问李子用，李答“也没有”。乃各脱戒指以订婚，约定一俟回到沪上就成亲。正在谈着，船役送来早饭。女子拿出罐头食品请李子用享用，李子用吃了女子的罐头食品，很快昏睡过去。女子给他盖上被子，随后打开自己的小皮箱，用箱中石块，换取李子用皮箱中的物品。到了一个码头，女子悄然下船而去。李子用醒来，发觉女子已经不见人影，看看手上戴的戒指，原来是铜的。再打开自己的皮箱，只见箱中的物品，被换成了石块。李子用本是生意场上人，应该不乏社会经验。他的吃亏在于，见到主动示好的摩登年轻女子，还不知其来历，方寸便乱了。

清朝严惩伪造国家机关印章进行诈骗的行为

据赵翼《簷曝杂记》记载，嘉庆十四年（1804年）冬，不法小吏蔡泳受、王书常、吴玉等人私刻公章，假传圣旨，冒充“钦派办工大臣”，凭空捏造事由，向朝廷三库及内务府广储司库14次领取银两。并向朝廷各部院衙门发送盖有假公章的文书，以致各堂官（朝廷各部長官）、司官（各部属官，包括郎中、员外郎、主事等）被欺蒙，发给他们银两。

东窗事发出于偶然。恰好有商人王国栋也因承揽工程到广储司库领银，看出蔡泳受等人用的印是假印，事遂败露。此事惊动了嘉庆帝，下旨将蔡泳受、王书常、吴玉均立即斩首。行刑的那天，朝廷命各部院书吏前往围观，进行“警示”教育，以便使他们“警惧”。从犯谢典邦等三人，次年秋后处决。余犯陶士煜等7人发往黑龙江为奴。此案牵涉到朝廷众多官员，失察的堂官、司官，或被罢黜，或被贬官。以现在的法律观点看，蔡泳受等人不但犯了诈骗罪，还犯了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应数罪并罚。而伪造国家印章，在清朝是要严惩的。

诈骗在清朝的法律文书中称作“诈欺”。《大清律例》卷二十五《贼盗下》规定了对犯有“诈欺官私取财”之罪的人的惩处办法：“凡用计诈伪欺瞒官私以取财物者，并计诈欺之赃，准窃盗论，免刺……”以诈骗手段非法获取公私财物的，计算所骗财物的数量，按盗窃罪论处，但免去刺字（清朝给犯人刺字，或刺面部，或刺手臂）。这一法条，不是清朝首创的，早在唐朝，《唐律》就规定：“诈欺官私以取财物者，准盗论”。宋朝的《宋刑统》，明朝的《大明律》，都沿用了这项规定。《大清律例》沿袭了唐朝以来对诈骗犯罪的传统惩处办法，严惩诈骗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