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作家向往的生活

唐山

舒国治是个闲人，闲得特别显眼。舒国治已64岁了，一生只上过几个月的班。31岁时，他去了美国，却开着一辆二手雪佛兰，走了44个州，整整七年，他游荡在现代文明之外。

回台北后，舒国治突然成了专栏作家，但每周最多两篇，绝不多写。在他看来，所谓理想的生活就是：“每一天内将一段时间贡献给睡觉，保证午饭和晚饭两餐，让睡觉和吃饭成为一天中的主体，其他时间再慢慢填塞，如果填塞的还满意，这就比较理想。”

在古人看来，“富贵闲人”是一种不错的活法，舒国治则又向前推了一步：在这个太繁忙的时代中，做个“穷闲人”也挺好。

恰如舒国治所说：“我不敢说会过日子。如果懂得教自己不干活，只努力东游西逛，再加上东吃西吃，便是过日子，我个人不敢苟同。同时我也不是这样的人。然干活不意味拼命工作赚钱，人应该工作，但不需要拼命，更不应拼命为了赚钱。”

舒国治总说自己不聪明、特别糊涂，其实，这世上并无几人能比他活得更明白。

曾想当空军飞行员

检察风云：您是如何走上这条人生道路的？您小时候就有这样的理想吗？

舒国治：上学时，每个小孩子都被要求写这样的文章——《我的理想》，记得我当时写的是想当空军飞行员，日本飞机来轰炸时，我去把它们打下来。现在看，那其实不是理想。同学中有的写要当科学家，有的写要当南丁格尔，其实后来大家也都没实现。其实每个人心中的追求是相同的，就是过不受羁绊的生活。

我比较幸运，我父母生我时已经很老了，加起来110多岁，到我开始写作时，他们已经不在了。他们自己也不太懂社会的发展方向，所以也没想过我的将来。我成为现在这样，与我来自一个对我没那么多要求的家庭有关。

检察风云：如果父母给您更多规划与教导，您的人生会不会更顺利一点？

舒国治：父母规划孩子的未来，固然是一种养成，但也会因此限制一个人的发展。如果我的父母很懂现代社会的运转规则，他们就会逼着我去学法律、政治之类，然后去国外留学，再回台湾，那是马英九、蔡英文他们走的那条路。我读书还可以，但高考不成功，只好去学电影，在当时台湾，只有考得很差的人才走这条路，比如李安。

从不追求与众不同

检察风云：您不觉得，与众不同是件很痛苦的事吗？

舒国治：我并不追求与众不同。上高中时，我涣散却不惹事，所以教官没有盯上我。上大学时，正值嬉皮文化风靡全球，当时世界各地的青年人都留长发、穿花衬衣、扛录音机、戴蛤蟆镜，走路很招摇。20世纪80年代，大陆也是这样，如果今天看到了，大家一定会说：“这几个孙子，怎么这么走路。”但当时大家觉得这很“拽”，但警察对此很反感，我一个同学被警察抓到了，放回来时，头发被剪得像狗啃的一样。当时台湾处在半戒严状态，军警教合一，学生像当兵的一样被管教。我当时可能也是嬉皮士的那副德行，但我不太过分，也没被逮到过。

检察风云：大学毕业后，您为何不像别人那样去职场打拼呢？

舒国治：其实我也和大家一样，想去找个工作，靠做广告、做编剧、做编辑去生活，但我最终没去，我想试试看，能否按自己的方法生活。

我一生没明确方向，也没被诱导去建立自己的方向，30岁刚出头时去了美国。当时也没有一个整体的流浪计划，就是偶然机会，让我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慢慢走。混了几年，一事无成，也没有什么积累。

占住自己的山头

检察风云：作为专栏作家，您平时不需要和编辑们多往来、以维护圈子吗？

舒国治：我没在圈子里，所以也不需要维护圈子，所谓圈子，也没那么坚固、排他，总有读者要看不一样的东西。那种气势如虹的文章当然受欢迎，但我想，写好自己的东西，自然也就在自己的山头站稳了，也不是那么容易被动摇的。有人爱看沈从文，也有人爱看张恨水，各写各的就好。

检察风云：您写的多是短章，没想过写长一点的东西吗？

舒国治：大家都要写深邃的，我写的浅一些，也觉得不错。就像一个大饭店，有的顾客是来吃大餐的，有的只是来买两个包子，我做好这两个包子就可以了。包子有包子的优势，它比吃大餐方便，我并不必要让他们知道，在这两个包子中，我也下了一顿大餐的功夫。

我已经出了七八本书，如果75岁退休，剩下10年，我把想写的都写了，合成全集大概也就是8～10本书的样子，每本都不超过10万字，花半小时就能看完。

检察风云：您说在包子中也花了大餐的功夫，这么说您对文字也还是很认真的。

舒国治：20多岁时我想做一个严谨的作家，写过一些中短篇小说，其中一篇《村人遇難记》拿过“时报文学奖”，那时候已形成了笔法的观念。我觉得张恨水下笔很好，慢慢道来，金庸的下笔也好。现在我老了，但基本的训练还在，自觉不比20世纪30年代的作家差。

孩子们将更难获得自由

检察风云：如果你有孩子，你会希望他像你这样过一辈子吗？

舒国治：那要看他的造化了，他可能没这个运气，因为随着社会越来越商业化，想要追寻个人自由会变得越来越难。

我生在一个比较随性马虎的时代，即所谓粗粝岁月。大战刚刚结束。这种时代大约有一股荒芜，没什么建设，空洞洞的。人呢，也没什么积极奔赴的价值，比较松懈，穷过，富过，都是日子。因为太荒芜，小孩连玩具亦不怎么有，自然是海阔天空。

在今天，一个通晓社会规则的父母会让孩子上国际学校，从小就学英文，那样，他就不可能有我一样的成长环境。

检察风云：对于孩子们来说，光是挣房子，恐怕就要忙上半生。

舒国治：其实我到现在也没自己的房子，依然是租房住。你不要以为你可以规划，假如我现在再忍一下，过几年我把钱存够了，就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其实你现在就用那些钱比较好。活在当下的意思是，你有那么好的空气可以呼吸，而不应该有太多的杂念，买房子就使人没法活在当下。你想：“过了十年八年，把房贷缴清的时候，我该多自由呀。”其实不对的，就算到了那时，你也不可能自由。

在现代社会中当一个古人

检察风云：您不会用微信，连电邮都不会发，这是真的吗？

舒国治：是的，我的稿件都用手写，然后发传真给报社。我有电脑，需要发电邮时请朋友来操作，所以朋友们说我是“活在现代社会中的古代人”。因为不用网络查资料，所有考据的内容都需要自己平时一一记住，所以我写东西也比较慢。我并不是刻意这么做，而是我学东西确实没那么快，而且我觉得人没必要学那么多东西。

检察风云：像您这样生活，不担心将来生病了会怎么办吗？

舒国治：我没有经济保障，因为我存的钱少到不够成为保障。其实我也会有烦恼，但我天性是烦恼了，我只让它停留一秒钟，随即就丢开了。既然没有保障，那就不如忘掉它，否则岂不是双重烦恼？

这三四年我已不那么拮据了，现在有了一点版税，可以跷着脚看风景了，赚一点花一点，别太抠门，也别太浪费。当然会有一点忧虑，但忧虑有什么用呢？我看好多年轻人在谈养生，不肯工作，我觉得很荒唐，这是古人说的“春行秋令”，年纪轻轻，养什么生呢？其实人应该有点工作，这样才能不让自己垮下来，做事本身也是养生。

检察风云：但像您这样过穷日子，毕竟是很多人无法接受的吧？

舒国治：穷与积蓄多少无关，与态度相关，钱少固然苦恼，但许多人有钱了，依然在过穷日子。台湾现在公共福利较好，有人患了肾病，每周要做两次透析，也都能报销，可即使如此，多半人依然在储蓄，其实真得了大病，储蓄有用吗？有钱你就能找到神医和仙丹吗？那个年代早就过去了。现代人太依赖热闹，太执著现在的状况。对很多事，其实不妨更宽广地去解读，如果你志向够高，那就不怕今天睡过头，因为未来还有很多天。

发脾气等于整天活在地狱里

检察风云：您四处漂泊，是否会遇到让你愤怒的事？你是不是也会发脾气？

舒国治：我曾经最大的缺点就是发脾气，孩童时候经常感觉心里有怒火，看谁都不顺眼，想发脾气，一开始怎么也改不了。外在的世界再好，依然要靠自我感受来呈现，如果太爱发脾气，那就是整天活在地狱里，所以人要有一定的宽容度，就算今天下雨了把你淋湿了，你也要感谢这场雨。

我常到北京来玩，看到很多人天天在发牢骚，其实没必要。我也遇到过一些不如意的情況，但不严重，比如排队买票时，被人家插队，那真是一门艺术，一下子就滑到我前面来了，完全当我不存在。我觉得挺好玩，并不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