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影响乐器选择的研究综述

2017-05-18 08:44刘悦
戏剧之家 2017年8期
关键词:选择乐器因素

刘悦

【摘 要】性别因素可能会是影响乐器选择的因素之一。本文主要是从乐器的性别定型与乐器选择相关的多方面因素,对近年性别视角下影响乐器选择的相关研究做出综述。鼓励打破性别定型这一顽固的思想,摆脱性别定型的束缚,并提出未来研究的新视野。

【关键词】性别定型;非典型性别;因素;乐器;选择

中图分类号:J6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8-0059-02

一、研究背景

近些年来,学习西洋乐器作为兴趣爱好已经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普遍认同,而乐器的选择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性别因素是影响乐器选择的因素之一。国外音乐界非常关注社会性别影响乐器选择的途径和方式,他们通过定量和定性研究,已经得出了大量实验数据。早在1978年Abeles和Porter 率先提出进行乐器的性别研究,通过对音乐专业与非音乐专业大学生的调查,辨别出了八种常见乐器:小提琴、大提琴、长笛、单簧管、萨克斯、小号、长号以及鼓的性别。研究结论表明,小提琴、长笛和单簧管是具有女性特质的乐器,鼓、长号和小号是具有男性特质的乐器,大提琴和萨克斯属于中性特质乐器。1981年,Griswold 和Chroback使用李克特量表在加入“乐队指挥”和“合唱指挥”两种变量后,调查了乐器的性别定型。数据分析显示,虽然被调查者的性别不同,但是他们对于乐器的定型和乐器的性别联想基本相似。其结果与Abeles和Porter的研究结果基本相似。因此,乐器的性别联想和性别定型的确存在。而国内目前尚无有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西方进行乐器的性别研究,主要目的在于了解乐器的性别定型,发现乐器选择的性别差异,并希望最终的研究结论可以在学生和家长进行乐器选择时提供指导意见。

本综述将运用社会性别这一视角,从社会因素即性别定型、父母因素、教师因素、同伴因素来综述影响西洋乐器选择的原因,并提出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关注于鼓励学生突破性别定型,自由选择乐器的研究,深入并拓展音乐教育工作者帮助学生突破性别定型的方法研究。

二、概念界定

(一)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

生理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在修辞学中具有不同的概念,现实生活中我们相对容易混淆。在国内,生理性别指男女两性在生理特征上的差异,社会性别它区别于以人的生物特征为标志的“生理性别”,指的是以社会性的方式构建出来的社会身份和期待。而在国外文献中,针对两者概念具体界定如下:

ONeill(1997)指出,九十年代后期出现了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交替使用的现象,在之前都只是生理性别这一概念。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最大的不同就是生理性别指的是生物的生理区别,如男性和女性,而社会性别指的是社会获得过程中所呈现的社会特点和社会特征。

Boldizer(1991)使用了Bem(1974)所制作的性格角色量表测定测试了64位女生和44位男生的乐器偏好,研究结果发现心理性别是学生选择乐器的重要因素,采取中立态度的学生会比具有较强男性化特质和女性化特质的学生选择范围更广。

(二)性别定型(gender stereotypes)

Williams和Best(1990)認为, 性别定型指人们对男性或女性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和所从事的活动是否合适的看法,也就是“社会认为的更符合某一性别群体的特征的总和”。Brislin( 1991)也认为,性别定型涉及“任何对个体特征的归类,而这种归类往往掩盖了个体特征之间的差异,它也是一种概括的形式,涉及某一群体的名称以及有关这一群体的描述”Beverly I. Fagot, Mar D. Leinbach和Cherie O'Boyle(2012)向2到7岁的儿童测试了他们是否具有性别联想或是性别定型这种概念,结果显示3岁以下的儿童已经具备了性别联想和性别定型的意识。

(三)非典型性别乐器(gender-atypical instruments)

Abeles和Porter在1978年率先提出进行乐器的性别研究,在此项研究中通过对大学音乐专业学生与非音乐专业学生的调查,辨别出了八种常见乐器:小提琴、大提琴、长笛、单簧管、萨克斯、小号、长号以及鼓的性别,其中小提琴、长笛和单簧管是具有女性特质的乐器,鼓、长号和小号是具有男性特质的乐器,大提琴和萨克斯属于中性特质乐器。所以在传统意义看来,当男生演奏具有女性特质乐器和中性特质乐器的时候即为演奏非典型性别乐器。

三、研究现状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影响乐器选择的因素越来越多,主要体现在性别定型与乐器选择以及父母、教师、同伴、媒介因素与乐器选择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五个方面。

(一)性别定型与乐器选择

Abeles和Porter在1978年率先发现小提琴、长笛和单簧管是具有女性特质的乐器,鼓、长号和小号是具有男性特质的乐器,大提琴和萨克斯属于中性特质乐器。

在1981年,Griswold和Chroback的调查加入使用了李克特量表。数据分析显示,虽然被调查者的性别不同,但是他们对于乐器的定型和乐器的性别联想基本相似。最终调查结果与Abeles和Porter 在1978年的研究结果基本相似。

Delzell和Leppla (1992)复制了Abeles和Porte的研究发现调查结果,几乎与先前的结论一致,并指出乐器的性别联想对于14岁以上的青年的影响在逐渐减少。

(二)父母因素与乐器选择

Steven(1992)指出父母与孩子讨论音乐问题,参与孩子的音乐活动能够激发孩子的无限潜能。Kenney(2010)提出“亲子互动”就是典型的非正式表演。目的在于让孩子将其学到的音乐知识,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教家长,或是指挥父母演奏音乐,这样可以提升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

Conway(2000)采访了23个打破了性别定型选择乐器的高中生,他们表示在选择了非典型性别乐器非常渴望得到来自老师和家长的鼓励。然而,选择典型性别乐器的学生多数受到了来自家庭的影响——其中一种是为孩子推荐一种指定的乐器,还有一种是推荐一种孩子没有提到过的乐器,也就是让他们学习其它乐器。Sinsabaugh(2005)调查了选择学习非典型性别乐器的8位学生,他们多数相信父母会扮演鼓励他们的角色。从以上数据可以得知,家长可能是孩子在面对乐器选择所咨询的第一对象,所以给予适当的鼓励可以增加孩子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

(三)教师因素与乐器选择

在乐器选择过程中,教师对于学生的影响也具有重要的意义。Bayley(2004)向322名乐队指导者提出了26个问题调查他们是如何在乐队中分配学生乐器。其中92.5%的教师表示会引导学生自己选择乐器。同时他也呼吁教师应以正确的方法来选择乐器:“在学生选择乐器时,教师加以适当的指导对音乐学习非常有效。”在Bayley的研究基础上,Bazan(2005)调查了56名乐队指导者,其中91%的教师会引导学生选择乐器,而6%的教师会直接帮助学生选择,与Bayley的研究结果相似。

Johnson和Stewart(2004)研究教师对乐器分配时的性别认同。84名乐队指导者被要求根据学生的全脸照片或者只有嘴部区域的照片单独分配一种乐器给学生。研究者最终总结说,学生的生理性别在乐队指导者为他们推荐乐器的时候并没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四)同伴因素与乐器选择

同伴群体在学生中间最为常见,其最主要特征是群体之间存在相似的兴趣爱好,相仿的年龄和背景,成员之间会存在信仰和行为之间相互影响的因素。Berndt(1982)指出在学习过程中,同伴之间常常会存在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种方式,这完全依赖于同伴自身的素质,和与之相对应的群体。

Conway(2000)对高中学校乐队成员的认知现象做研究时发现同伴会影响到学生们选择乐器。通常在与朋友们讨论到看起来比较“酷”的乐器时,会得到同伴的鼓励并决定一起学习。然而同时也发现,选择学习非典型乐器的学生可能会接受到来自同伴的嘲笑和指责,他们其中的一些人选择放弃学习非典型性别乐器,有的则会逐步具有忽视嘲笑和消极评论的能力。

四、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乐器的性别联想和性别定型不仅存在而且处于稳定状态。男生和女生都更愿意选择典型性别乐器,而选择学习非典型性别乐器的相对较少(Abeles & Porter, 1978; Cramer et al., 2002)。所以对于那些选择非典型性别乐器的学生来说缺少榜样和动力,因此作为音乐教育工作者应当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进行有效的干预。例如:可以选择带领学生去现场观看乐队演奏。研究表明,现场演奏对于学生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图片、影像资料等。在欣赏完演出后可以组织学生与演奏者之间多进行互动交流。当演奏者与学生们的年龄越接近,乐器展示的影响力就会越强。如果学生能够直接地与演奏者近距离接触,那么非典型性别的乐器演奏能够具有更强的影响。

目前,涉及巴松和圆号的乐器性别研究数据比较少。Elliot(1997)描述了关于巴松和低音木管乐器在乐器中的重要性。巴松是有比较强的男性联想特征乐器,应当与铜管乐器和打击乐器一起进入男性乐器中。而Harrison(2003)发现巴松属于女性联想乐器,建议将它列为中性乐器。未来还需要继续调查这两种乐器的性别联想,同样还有乐队组合与交响乐队的所有乐器。此外,对于性格与乐器选择方面的研究数据也比较缺乏。是否不同的性格特质会影响到乐器的选择,是否选择非典型性别乐器的学生都相对具有异性性格特点,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的研究。

作为音乐教育工作者,毋庸置疑我们都希望学生们可以获得最积极的音乐体验。所以,我们应当尽全力打破性别定型这一顽固的思想,鼓励学生勇于说出自己对于乐器的观点,积极参与到乐队演出中,并努力构建一种学生可以自由选择适合自己乐器的环境,摆脱性别定型的束缚。

参考文献:

[1]Abeles,H.F.,& Porter, S.Y.(1978). The sex-stereotyping of musical instruments[J].Journal of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26,65-75.

[2]Conway,C.(2000). Gender and musical instrument choice: A phenomenological investigation[J].Bulletin of the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146,1-15.

[3]Sinsabaugh,K.(2005).Understanding students who cross over gender stereo-types in musical instrument selection[D].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66(05).(UMI No.3175728).

作者簡介:

刘 悦(1992-),女,汉族,山东人,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音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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