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到近代日本女性家庭角色演变的原因考查

王聪

[摘要]日本女性的家庭角色由近世的“顺妻”、“孝媳”，演变为近代教育子女的“贤母”。而贤母的内涵也随着良妻贤母主义的变迁而不断改变其内涵。近世的“顺妻”、“孝媳”是为了封建家制度的需要，而近代的“贤母”是为了培养近代国民和对外扩张的战争需要。

[关键词]家制度；性别分工；良妻贤母；日本

0引言

日本女性家庭角色由近世女训中的“顺妻”、“孝媳”演变为近代良妻贤母主义中的“贤母”，而在近代“贤母”的角色中，“母”的内涵也随着良妻贤母主义的变迁而不断改变其内涵的：由明治初期的男女平等之母，到明治中后期男尊女卑之母，再到大正昭和战争期下的军国主义战士之母。在战争期内的母亲角色被扩大化，女性不仅作为子女之母，更要作为整个家庭的母亲发挥作用。母亲是所有帝国战士的母亲，发挥为广大战士提供母亲慰藉的作用。

作为已婚女性，在家庭内本该同时兼具三种角色：人妻、人媳、人母。然而近世日本女训却只强调了“妻”与“媳”的角色，忽略了她们作为“母亲”的权利和职责，她们有的只是“生母”的义务，这是她们最重要的本分：传宗接代。

在近世，顺贞之妻、孝从之媳是理想的女性形象，而到了近代，良妻和贤母才是社会一致推崇的女性观。其中，贤母的地位和作用受到广泛聚焦，强调贤母在培育近代新国民时的重要作用，因此藏澄裕子曾称之为“母性良妻贤母主义”。为什么日本女性由近世借腹之物的生母，接管男性的教育权利，成为了近代的育子贤母？其根本原因何在？下文就其原因做简要探讨。

1近世的“顺妻”、“孝媳”——幕府统治下封建家制度的需要

1.1以儒学为官学——思想基础

德川幕府建立以来，通过幕藩体制统治各大名，并通过幕藩体制下的两个支柱：严格的士农工商等级身份制度和封建家制度来控制全社会。为了维持幕藩体制的长治久安，幕府加强思想文化方面的教化和统治，积极倡导儒教，用其修治思想和忠孝伦理来教化臣民。近世著名儒学者林罗山被封为大学头，掌管幕府的文教事务。儒家思想因其适应幕府统治的需要，逐渐受到推崇并占据了官学地位，这为日本儒家女性观的形成铺垫了优渥的思想基础。

在以儒学为官学的背景下，日本儒家女训应运而生，随着中国大量儒家女训的传人，日本不断借鉴和吸收，于江户后期迎来日本儒家女训的繁荣发展，独具日本特色的日本儒家女性观形成，其训诫女子成为顺从贞淑之妻，谦卑孝敬之媳。

1.2封建“家”制度——制度根源

1.2.1家业存续为本——家督继承制

江户时代的“家”是近世日本最根本的社会基础，家是“以保持和继承家产家业为目的，以家名的连续为象征、由父-子-孙这样的男子直系亲属继承的肚子的社会单位”（李卓，2006：31）。近世的封建家制度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不以血缘延续为本，而是以家业存续为核心的。德川时期实行固定由长男单独继承家业的家督继承制。所以，女子作为人妻最重要的本职就是要传宗接代，生养男性继承人，由于女性没有接受文化教育，再加上男性对女性天生染有五疾、愚昧不堪的固定认知，她们不具备教育未来继承重大家业继承人的能力和资格。所以，近世女性在家中只有生子的义务，没有教育子女的权利。这是造成近世女性“母亲”角色一直被忽略的根本所在。

同样，为了维护封建家制度，从“家”的角度为重公婆而轻父母寻找合适理由，女大学第16条写道：“女子所继承者乃舅姑之家而非娘家。故敬孝舅姑应甚于父母，为人妇者少回娘家。……不可谬赞娘家益处。”女性自游被灌输此般思想，因此孝敬公婆，即时刻谨记为人媳的角色和使命。

1.2.2父权家长制——家长的绝对权威

在家制度下，进一步实行父权家长制，作为一家之长的男性家长具有绝对权威，他掌管着财产处分权，他可以决定儿女的婚姻，对子女有教令权与惩戒权，家长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管教子女，家族成员要对家长绝对服从，这首要其冲就是妻子对丈夫的言听计从，谦卑谨慎、柔和顺从的“妻子”形象油然而生。家长掌握子女的教育权，这与上文中形成对应，女性母亲的角色和作用便被一直埋没。

2近代的“贤母”——近代国民培养及对外扩张战争需要

2.1“家庭”与“主妇”的产生——现实基础

19世纪80年代中期，约1886年开始全国普遍出现兴办近代企业的热潮，日本产业革命开始，产业革命的发展推动资本主义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迅速增加：明治维新后，人们有了选择职业的自由和公平受教育的机会，居住场所自由，公共交通快速发展也为人口的流动提供了便利；由于商品经济的渗透，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崩溃，为了获得农业外收入补充家用进城打工的农民增多，其中农村的二、三男占绝大部分。他们在城里扎根安家，开始了人口的再生产。这种在城市中新组建的家庭以一对夫妇为核心的小家庭居多，1920年日本首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小家庭所占比重已达54%，而以父子关系为核心的数代同堂的大家族只占三分之一。因此，在城市中，不同于传统家的“家庭”诞生了。在结构上，由父母和未婚子女构成，在夫妻的任务分工上，丈夫外出工作，女性则成为家庭主妇，其任务就是料理家务和养育儿女，由此，“主妇”的概念也产生了，这是近代贤母角色形成的现实基础（江新兴：151～155）。

2.2“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理论基础

到19世纪，西方社会产生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现代性别分工，即男性在外工作，女性负责家庭事务和育儿。尤其是母亲在家庭内的教育工作，不仅在家庭层面具有重要意义，在为国家培育优良下一代国民的社会层面也被寄予厚望和重视。现代性别分工理论的产生，为西方良妻贤母思想的盛行奠定基础。随着日本引入西方良妻贤母观，“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理念也传入日本。由于上文已述的小家庭和主妇诞生的现实基础，这个理论的传人为主妇专心“主内”提供了理论基础。妇女在家庭内承担起了家庭的主要角色：良妻和贤母。

2.3近代国民培养及對外扩张战争——国家需要

日本自明治维新建立起近代化国家以来，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方面着力废除旧习，另一方面移植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一时间全国上下掀起欧化运动，力图建立一个适应世界潮流的文明体系。其中培养近代化新国民的需求成为题中之要。在文明开化，大力引入西方文明的背景下，以中村正直、森有礼为首的明治启蒙家吸收了西方由母亲教育子女，培养近代国民的贤母观，开启了日本的良妻贤母教育。这是因为，女性接受教育，让这些天然教员—母亲来教育子女，是培养近代新国民最简易的方法。

另外，自大正昭和战争期以来，不仅需要妇女多生子女支援战争，而且还要遵照教育敕语，教育培养子女成为帝国忠诚的臣民和战士：同时，她们作为良妻，还要负责家庭内一切事务，解除丈夫外出工作或战争的一切后顾之忧。近代新国民的培养和对外扩张战争的需求是近代“贤母”和“良妻”，特别是贤母角色诞生的现实需要。

3结语

日本女性由近世的“妻”、“媳”，演变为近代“母”的家庭角色，但始终都没有扮演自身的角色。近世的“顺妻”、“孝媳”是为了封建家制度的需要，而近代的“贤母”是为了培养近代国民和对外扩张的战争需要。

[责任编辑：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