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两宋义理史学

摘 要：两宋史学受理学影响，呈现出注重“义理”的特征。理学家倡导“因史明义”，把史学作为“求理”的重要手段，通过史论史评来传达思想主张。并且理学重视《春秋》经，促成了编年体史书撰述的振兴。另外，理学贯通天地古今的思维方式使得史学通识意识提升，为了能以“义理”为标准衡评历史，更好地贯通历史以“求理”，通史撰述成绩斐然。

关键词：义理史学；《春秋》大义；史学通识意识

作者简介：王戈非（1994-），女，黑龙江哈尔滨人，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4--02

理学的产生与发展是两宋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其中必然包括着史学。许多以治经学为主的理学家加入了治史的行列，这种“经史兼通”的普遍程度超过往代。同样地，理学家对史学发展，尤其是在史学思想方面贡献巨大。他们将自己的理学思想融入到史著当中，将史学作为阐述、传播自身思想的重要手段，这无形当中形成了一种与传统叙事史学相对的“义理史学”。

一、“因史明义”与史论史评

（一）“因史明义”的核心主张

重视“义理”的学风在北宋中期便已出现，这种有别于汉代兴起的重视章句的学风可追溯到中唐时期韩愈等人倡导的古文运动。而这种学风在史学上的体现就是“因史明义”主张的倡导以及在史学思想上对“义理”的追求。如，范祖禹撰写《唐鉴》，明确提出治史要“稽其成败之迹，折以义理，”程颐认为： “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都是这一主张的体现。

至南宋，朱熹更是这一主张的主要倡导者。他认为宋代以前的史学从基本上都是叙事史学，只有个别的是阐述义理的史学，但还不全面。他批评传统的叙事史学，认为这种历史叙述只是单纯的记述史事，流于表面，导致读史的人只知道粗浅的史事，而不知“义理”之精妙，发表的也对是千篇一律的世俗之见，是对历史的浪费。

故而，他极力反对“废经而治史”，强调“经”高于“史”的地位。主张将伦理道德、治乱得失作为治史的主线，以此分辨是非、发扬义理。“通古今之变”是史学的初级任务，“观义理之得失”才是最终目的。可见，朱熹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上，将“义理”作为研究史学、评判史学的一个极高标准。

鉴于朱熹在南宋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他的史学主张对同时期学者的影响不容忽视。尽管各家各派的理学家的思想存在分歧，但他们在倡导“因史明义”的主张上却是殊途同归的。如浙东学派的吕祖谦、叶适、陈亮等人在义理史学上也成果斐然，只是他们主张经史并重，在治史著史中贯穿了“经世致用”的思想，这与朱熹“重义轻利”的主张又存在分歧。

（二）史论史评兴起

宋代以前的史论史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史学家为创作主体的史书中的“论赞”，如《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另一种则是以文学家为创作主体的专门的史论文章，如贾谊的《过秦论》。到了两宋时期，史论史评成为当时士人们的主要创作方式，无论是文学家还是史学家都通过这一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使得专门的史论史评著作大量涌现。这一现象最终促成了一种独立的史体——“史评体”的产生。如范祖禹的《唐鉴》、苏洵的《史论》、苏辙的《六国论》、胡寅的《读史管见》、吕祖谦的《大事记》、张栻的《通鉴论笃》、陈亮的《汉论》、叶适的《唐史评》等，都是在史学发展中留下的重要成果。

史论史评的出现正是符合了义理史学“说理”的需要，且更具有灵活性和针对性。其将“明理”、“王道”、“正统”、“《春秋》大义”等理学观念融入到史学当中，这既是义理史学的重要表现形式，亦是宋代史学的一种流行趋向。

二、《春秋》大义与编年体盛行

（一）《春秋》大义

宋代的古文运动重视《春秋》经，因此研究《春秋》成为学术的主流，也促进了《春秋》学的形成。学者们喜欢阐发《春秋》大义，通过《春秋》“寓褒贬，正名分”，在史学上的体现便是不仅要记述史事，更要阐发义理。因此对于究明义理的公羊、谷梁尤为重视，对于重视叙事的左氏多有贬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是学术立场的需要，并非事实如此。

孙复、程颐到胡安国再到朱熹，被认为是两宋春秋学的传承主线，他们都在史学著述中重视义理的作用。北宋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认为孔子著《春秋》的主旨是在强调“名分”，目的是维护周王的权威和社会秩序。程颐未完成的《春秋传》也体现了他的观点，“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

南宋胡安国吸取了孙复与程颐的观点，认为《春秋》是假借鲁国国史来达到拨乱反正的目的，“遏人欲”、“存天理”，为后世思量甚远，但是后世单单将它看做是一部叙事史书，实在可惜。朱熹在春秋学上也颇有成就，继承了孙复、程颐、胡安国等人的思想，注重从义理的角度去认识《春秋》，强调《春秋》“遏人欲、存天理”的性质。

（二）编年体盛行

司马迁著《史记》之后，史书的编撰方式便以纪传体为主流，优秀著作层出不穷，编年体史书只是纪传体史书的辅助，远不如纪传体发达。然而到了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编年体史书迎来了著述的高峰。

在经过长期以纪传体為撰述主体的史学发展时期之后，史学家意识到了纪传体的局限性，编年体例的优势日趋显现。且宋代经学重视《春秋》，同样也促进了以编年体著史的风潮。如，胡宏的《皇王大纪》、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等，都是这一时期编年体史书的重要著作。尤以司马光主持编撰的《资治通鉴》为代表，成为是编年体史书撰述的里程碑。

三、史学通识意识与通史撰述

（一）史学通识意识

理学对“天理”的追求表现在史学上就是史学通识意识的增强。理学家认为“理”是万物的本原，它包含着支配历史的盛衰与变化的能力，关于历史是进步、退步还是停滞不前的思考，都需要通过天人关系来思考。这就需要对历史有一个整体的、全面的，而非部分的、片面的认识。并且两宋的史学通识意识受到易学的影响，力图通过贯通天人古今来思考中国历史的兴衰问题，这对历史认识论有着重要影响。

理学的哲理深度引发了对于“人”自身起源的思考，理学家认为自然与社会是一个整体，宇宙是不断运动变化的，而人的社会只是宇宙中极小的一部分。这便是宋人对于宇宙问题的思考，可见这一时期的历史认识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哲学的高度，体现在史学上便是将人类的历史不断向前推进，探究“三代”的历史，以此证明“天理”的真理性。对“三代”的追求与向往也是宋代思想文化的一大特点。

邵雍的《皇极经世》便是这一思想的代表，另在司马光的《稽古录》、刘恕的《通鉴外纪》、苏辙的《古史》郑樵的《通志》、胡宏的《皇王大纪》、张栻的《经世纪年》、黄震的《古今纪要》等中都有充分体现。当然不能否认，这其中存在对上古社会的推断与臆想，但这种“通识”观念的发展以及其对史学哲理性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二）通史撰述

自班固的《汉书》起，断代史史书撰述一直是史学发展的主流，史家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撰述得十分完善，后世只需以断代史的形式不断往后接续即可，这无疑造成了中国史学的片面发展。到了两宋时期，史学发展有了一个转向，通史撰述层出不穷，这其中也有受理学观念影响的因素。理学将“理”视为万物的本原，其贯通天人古今的观念与史学通识意识相辅相成，便促使了通史撰述的勃兴。

两宋时期代表性的通史著作，诸如邵雍的《皇极经世》、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都力图贯通天人古今，以探寻历史的发展与演变，这既是历史认识上的一个进步，又促进了史学撰述的转型与完善。

结语：

宋代史学非常突出的一点是传统史学与义理史学两线并存。在两宋兴起的义理史学并非昙花一现，其与理学的兴衰荣辱并存。在元代和明代前期，理学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义理史学亦是普遍的史学形态。直至明中后期，伴随着批判理学的风向的产生，对义理史学的批判也逐渐普遍，如王世贞、李贽等人均对义理史学有所评价，义理史学也由此走向没落。但其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式，与理学一样，渗入了社会的思想深处，不能被轻易抹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