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与章学诚“文德”说的基本内涵及比较

摘 要：“文德”说在《文心雕龙》中占重要地位，刘勰重视文人品行，强调“文以行立”，亦要求文人“德才兼备”“学文而达政”；清代章学诚也有“文德”说，重视临文状态及写作德行，是共时性的当下感受。通过对两者的比较研究，结合其思想之精华，可对创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

关键词：文德；文以行立；学文达政；敬；恕

作者简介：张倩云（1992-），女，河南漯河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化与文论。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1--02

“文德”说是对创作者的道德要求，贯穿中国文学批评史始终。刘勰在《文心雕龙》首篇第一句云：“文之为德也大矣！”，引出其“文德”说。这一论说在这部体大虑周的作品中占重要地位，不仅体现于首篇《原道》，亦贯穿于《辩骚》《才略》《知音》《程器》等篇中，其中，《程器》明确阐述了其“文德”说，集中论述作家的道德品质问题，主张德才兼备。

清代史学家、文学家章学诚在其著名的学术理论著作《文史通义》论及文学写作的问题，重视作者的德性。辟《文德》专篇，并对“文德”说作如下结论：古人对文的讨论愈来愈精深，并无谈及“文”“德”关系，学者们应深深反省！笔者以为章论专断，其说法略有不妥：其一，东汉王充《论衡·佚文》篇有“文德之操为文”一说，北魏杨愔作有专文《文德论》（已佚）。其二，刘勰虽未以“文德”作篇名，但“文德”精神贯穿多篇。

一、刘勰之“树德建言”

中国传统的儒家精神讲伦理道德价值，也侧重人性层面的君子之德，刘勰本着“原道”“征圣”“宗经”的内核作《文心雕龙》，可以说是将“德”作为其基本动力。

（一）文以行立

刘勰重视文人品行。《宗经》篇说“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3]23，强调文人“德行”是作文的基础。《祝盟》篇“凡群言发华，而降神务实，修辞立诚，在于无愧”[3]177，作者写作要虔诚，作祝辞更要真诚。否则，所写祝词无告于神明。其文德涉及方方面面，写作时“德”先行，无聊之语也要体现人之德行。《谐隐》篇“曾是莠言，有亏德音，岂非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欤？”[3]271此反问是正确引导，作品中若明知故犯地写些滑稽无聊的话，会有损于文人之“德”，将导致德音大坏之结果。人的德行对文章的意义在于，好的文章要先有好德行，文人的好德行通过其言辞表现。《诸子》篇“太上立德，其次立言”[3]307可以体现出，人处于世莫担心有好德行而名声不传，先塑可贵的品质，然后立一家之言。可以說先“立德”后“立言”这一思想贯穿于《诸子》篇始终，有不凡品德之人会结合其学识传播自己的思想智慧。

（二）学文而达政

《程器》篇专论衡量人的道德品质、修养的重要性，刘勰在此真正提出“文德”说，从对作家的道德和对创作的要求论证，主张德才兼备，终达于政事。作家要注重胆略器用，亦要看重文采。这与其所述重品行并不矛盾，他针对汉魏时期词人追求华丽辞藻，不注重作家的品行修养这一乱象而提。刘勰主张文与质并重，《征圣》“泛论君子，则云情欲信，辞欲巧”[3]15既讲究人格塑造的自我修养，也讲究文辞的技巧，以儒家圣人的道德修养和文章写作为标准。亦要文武之术相辅相成，文人为文也应兼通军政事务，达到以成务为用的目的，强调文人的经世致用实才。对于创作，文人所写的文章不仅要“文质并重”，也要服务于筹划军国大事，对创作者提出很高的要求。其“德”的确超越了前人论述的范围。原因是，刘勰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程器》“奉时以骋绩”也是他自己针对现实的“有为”，更是其理想的外在表现。

二、章学诚之“合道德文章而一”

章学诚《文德》云：“今云未见论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内外，犹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尝就文辞之中言其有才、有学、有识，又有文之德也。”[2]82其所谓“德”与才、学、识相并而论，与创作者要有一定的道德修养略有不同。主要指在《史德》中篇所说的：德者，乃著书者之心术也。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可谓见解独到。

（一）临文之态度：必敬，必恕

章氏“文德”说论述主体在临文写作、批评鉴赏时应持有的态度，可概括为“临文必敬，论古必恕”八个字，认为凡是研究古代文辞的学者，一定要敬且恕。写文章或批评鉴赏诗文，须敬；今人谈论到古人，须恕。欲敬，则须临文时克制自己内心之气，达到中节；欲恕，则须设身处地为古人想，做到这两点便知文德。因而，主体临文之态度是必敬、必恕。所谓敬，并非有高尚的品德修养，而在于能克制，秉心静气。章氏在其后文的论述：临文主敬，即，主敬之心平静，且心内之气有所节制，主体能从容把握其变化，使思想合法度。“敬”要达到“中节”，需心平、气摄。所谓恕，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为“恕，仁也”①，即有仁德，做凡事能就近以自己作比，再推己及人。章氏认为，评论古人文章，不仅要知人论世，更要知其所处，设身处地为古人想，考虑古人写作背景并客观展开评价，所谓“今则第为文人论古必先设身，以是为文德之恕而已”正指此。

（二）写作中的品德：诚为本，正心术

章氏之“文德”说更可贵的是“端正心术”的要求。程千帆先生解释道：“实斋所谓文德，则临文态度之必敬以恕也。而要其归，则‘修辞以立其诚一语以括之。”②章氏在《言公》中说：“学者有事于文辞，毋论文辞之如何，其持之有必其故”。换言之，文是“持之有故”的结果，有事于文辞的学者，其文自然流露，而非文之工具，不能勉强。故欲达“诚”，则要言之有物，不尚雕饰。结合前文所述“敬”且“恕”，要求创作者的心、性、情归于正，达到文章与心术统一之结果。“人”在德性问题上有幽微但不能忽略的弱点，人的心术不可忽视。人之性灵和天相比，变化多且微妙，显示章氏对人心术的忧患，他具体阐释这一弱点对论文著书的影响，关于天、气、人、情间的辩证关系如下：气有阴阳，合乎自然，人生于阴阳交替之间与气变化密切相关；人之情生于性，情感流露自然也分阴阳。论文著书时，人的主观情感变化必因人的阴阳之患而有偏颇，投射于著作中表现为主观偏见。考虑到这些不足，章氏在其文学理论中推演出要修炼德性，使作家或批评家的德性修养投射于临文时的心、性、情，造就当下的感受。

三、两者之异同比较

综上各自的“文德”说，其异同表现在：

相同之处，承继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刘勰论“文德”，渊源是儒家思想。主张通过圣人的作用和对儒家经典的推崇，阐发其“文德”说，提倡文人以儒家伦理规范自身，鼓励文人积极“入世”，将自身投入现实政治中。与之类似，章氏之“文德”亦无法脱离儒家思想。谈“临文必敬”与“论古必恕”正是实践层面儒家思想的运用，与创作者的“诚”与“正心术”相统一。儒家思想的根柢和核心是“仁”，关乎人的德性如何可能这一问题。《文史通义》中有很多对人性和德性的论述，其将“德”作为对人心、性、情进行衡量的出发点进行分析。

不同在于，刘勰侧重创作者历时性的道德修养，而章氏着重共时性的当下临文感受。前者是在南朝文风浮艳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提出的，为纠正社会上流行的文风不正倾向，探讨作者道德修养与文学作品间的关系。长久的社会文化积淀，加之主体具备的文学才华和优良道德品质的统一，构成创作者的优良素质。就章氏而言，他侧重主体瞬时的、动态的临文态度，是创作者每一次临文时于文辞内融入的主体当下的“敬”“恕”与“诚”态度。人的心灵在每时每刻的当下感受是不同的，由此，章氏之“文德”说很有开创意义，我们可以将每一次的临文感受视为当下的心灵体验，创作和批评主体都要端正心术。

通过比较研究可总结出，刘勰和章学诚的“文德”说对创作者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创作主体要扎扎实实提升自己的才识，注重提高长期的道德修养，既学习刘勰“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亦要学习章氏集主体的心、性、情为一体的当下德性修炼。

注释：

①[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504.

②程千帆.文论十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185.

参考文献：

[1]张会恩：文德论[J].中国文学研究，1988（03）.

[2]（清）章学诚撰；吕思勉评；李永圻，张耕华导读整理：文史通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