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之女贺晓明回忆：在和平里5号楼的日子

1967年1月下旬的一个周末，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一年级学生贺晓明骑了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去城外万寿路的“新六所”（建国之初为中央领导人所建的办公和生活的地方，未完工，只建了六所房子）见父亲贺龙和母亲薛明。那个平常得令人想不起来的周末，成为贺晓明三兄妹与父亲生前所见的最后一面。

11月中旬的一天，贺晓明接到总参服务局的搬家通知。兄妹几个找了纸箱子，简单收拾了被褥、脸盆、毛巾和衣物等家当。第二天一早，一辆大卡车连人带箱子，将他们从北京东交民巷8号院，拉到了和平里5号楼。

他们的新家，在和平里5号楼一区五层的501室。为了“照顾他们的生活”，原来贺家的炊事员和8号院传达室勤务员也被派来，就住在他们对面的房子里。不久，哥哥贺鹏飞发现，派来的两人在监视他们。

当时的和平里五号楼一区，除了贺家，被打倒的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和中央党校校长林枫的孩子们都住在这里。在这些“黑帮”子女中，21岁的贺鹏飞算年长的。他跟父亲一样，个性直爽，身边很快聚集起一堆朋友。据贺晓明估计，在和平里的那两年时间，家里来往的朋友不下百人，大部分都是父母被打倒的“黑帮”子弟。渐渐地，和平里5号楼一区成为远近闻名的“黑帮楼”。和平里派出所和居委会的干部常冷不丁来个突击检查，咚咚咚大声敲门，称是查可疑分子，借机警告和敲打这些落难的“黑帮”子弟。

刘少奇的孩子当时住在木樨地，但刘源常常来和平里玩。他曾撰文回忆过这一段：“我们一群孩子常聚在那里，引起派出所和居委会的关注，不分白天黑夜，就来个‘突然袭击‘查户口。我们或藏在箱子背后、壁橱架子上，或蹬窗上楼顶，小时候在军队里学会的隐蔽、攀登、越野本领都派上用场，练到炉火纯青。”

1968年暑假，贺鹏飞和贺兴洲（贺龙侄孙）带上妹妹贺黎明，又邀约了几个朋友，准备去天津等地玩一趟。但一上船，就被警察盯上了。他们被北京市公安局的军管人员押回了北京，关进了北苑青少年管教所。

“文化大革命”时期，北苑青少年管教所开设了“可教育好的子女学习班”。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子女以各种名义被关押在此，被要求与父母划清界限，并揭发他们。彭真、陆定一、薄一波、叶剑英、谭震林、李井泉的子女都曾被关押在这里。

贺鹏飞一伙人被怀疑想从大连偷渡到朝鲜去，证据是身上带着游泳裤。贺兴洲的档案里写进了“投敌叛国嫌疑”，这让他日后的工作和生活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几个月里，贺晓明失去了兄妹们的音讯。直到入冬，才终于等来了消息。不久之后，贺晓明又收到了贺鹏飞的信，让她去一家医院见面。去的那天，她自己也正在发高烧。贺鹏飞瞅看守人员不备，从衣服、靴子里拿出一扎又一扎的信来，她晕晕乎乎地接过来，塞满了背着的军用挎包。“就跟搞地下工作一样。”她叹道。信是关在少管所的人偷偷写给亲友的。写信人大多是她熟悉的，像陆定一的儿子陆德、廖汉生的儿子廖晓礼和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等。信封上已经写好了详细的收件地址。

为了避免引人注意，寄信时，她每个邮筒只敢投三五封。那些从靴子里拿出来的信更是敏感，她怕通不过邮政检查，就趁着晚上一封封亲自送到收信人家里去。

1969年初，贺兴洲、贺鹏飞和贺黎明相继从看守所出来，回到和平里的家中。

1969年6月9日下午，北大军宣队的几个人来找贺晓明，说来了两名军人，要接她出去谈话。来人告诉她，你爸爸病重，我们接你去看看。车一直开进了解放军301医院，将如遭五雷轰顶的她带到了外科大楼的医生办公室。贺鹏飞已经沉着脸坐在里面了。

中央专案组负责贺龙专案的一个高个子男子介绍了抢救治疗的情况。贺鹏飞冷静地提出，想见母亲薛明。在301医院一間阴暗的储藏室里，他们终于见到了母亲。在去看遗体的路上，薛明一直抓着贺晓明的手，要她坚强一点。在14病室17号床，他们见到了贺龙。白被单一直拉到他的鼻子，遮住了那两撇标志性的黑胡子，只露出额头和灰白的头发。这也是薛明第一次见到贺龙的遗容。她陪着他在西山度过了遭囚禁的最后两年时光，但最后他病危被送往医院时，专案组人员拒绝她陪同前往。

此后，薛明和几个孩子被分散各地，天各一方。因为人都散了，和平里5号楼的房子被收回。他们从此离开了这里。（摘自2017年3月24日《报刊文摘》 杨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