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的幸福感持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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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紧接着是丹麦、冰岛、瑞士和芬兰。荷兰排名第六，瑞典排名第十。从中可以看出一个趋势：排名靠前的国家大多数是北欧国家。

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该报告其中的一位作者杰弗里 . 萨克斯（Jeffrey Sachs）解释说：“这些北欧邻国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社会应该为每一个人创造幸福。”“所有这些国家为民众提供了广泛的社会福利，包括医保、教育、子女抚养和产假等。这些国家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美国在《2017年全球幸福报告》中排名第14，比去年又下降了一位。虽然排名没有出现大幅下滑，但是美国人的幸福感却一直呈下降趋势。杰弗里. 萨克斯指出，2007年美国在23个世界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当中排名第3；而到了2016年，在34个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中的排名下降到了第19位。

美国作为头号的超级大国、全世界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为什么國民的幸福感会持续下降呢？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

“伊斯特林悖论”——有钱不一定幸福

传统的假设认为一个国家的GDP越高，其国民就越幸福。然而在1974年，经济学家理查德 . 伊斯特林就提出，这种观点并不一定总是正确的，至少对美国来说这一结论就不成立。在题为《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实验性证据》的论文中，伊斯特林对与幸福相关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虽然美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富有，然而国民的幸福感却停滞不前。这就是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

虽然伊斯特林的研究在1974年就发表了，但是国际社会在最近这几年才开始重视幸福感这个问题。第一份《全球幸福报告》在2012年才发表，至今仍有少数国家把幸福感和一个国家的GDP直接挂钩。幸福感是个很微妙的东西，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是由经济状况单独决定的，也跟特定人群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2017全球幸福报告》中列举了六个和国民幸福感相关的因素：人均GDP、人均寿命、社会保障、社会自由度、社会的包容性和腐败程度，后四个因素都属于社会因素。

对于美国人幸福感持续下降这个问题，杰弗里 .萨克斯解释说：“我认为人们普遍感受到在美国社会中存在着一种严重的焦虑感，如不平等现象增加、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在减少，许多与幸福相关的决定因素都在恶化。” 换句话说美国人的幸福感下降是由社会危机所引起的。

美国面临的社会危机

导致美国人幸福感下降的社会危机有如下这些：

1.金钱对政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如今，在美国金钱对政治选举和公共政策的影响已经到了无以复加、难以控制的程度。2010年1月，美国最高法院在联合公民诉选举委员会一案中基本上取消了个人和企业的政治捐款上限，称尽管法律对候选人接受的直接捐款设置了上限，但对间接捐款没有上限。然后就出现了“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大选期间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无限制地接受政治捐款，用于支持候选人。基本上委员会不能直接和候选人合作，但这条规定明显无效。捐款本应该用在一些项目、发放薪酬甚至医保上，这与企业有所不同，但通常75%的捐款都用于大选宣传上，如电邮、广播、电视以及网络广告上。萨克斯指出：“一般一次联邦大选就要花费至少70亿美元的选举经费，而且公司花在游说上的间接的选举经费更是高达几十亿美元。”

但大部分政治捐款来自小部分人群。实际上根据互动政治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不到0.25%的民众贡献了2/3的政治捐款。并且仅有3.2万人或是0.01%的总人口就捐了10亿美元，几乎占到2014年政治捐款总额的30%。这就会让美国民众觉得政府是为富人的利益服务的，而不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服务的。

政治学家马丁 . 季伦思（Martin Gilens）和西北大学的本杰明 . 佩奇在2014年的一篇论文中说：“美国人民的确能够享受到很多的民主权力，例如普选、言论和集会自由以及一系列广泛的公民权力。但是我们认为如果决策权被强大的商业团体和极少数的有权势的美国人控制，那么美国口口声声所宣传的民主社会将受到极大的威胁。”

2016年4月12日，美国民众连续在位于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大厦广场举行示威和静坐，最多时达数千人，高呼“金钱滚出政治”等口号，抗议美国的“金钱政治”，要求国会采取行动结束政治腐败并确保选举自由公正。警方在3天里逮捕了700多名抗议民众。抗议行动再次拷问美国“钱主政治”的现实。

2.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中产阶级越来越少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精英阶层利用减税、金融自由化和其他方法为自己谋取利益。而且这种精英的统治正越来越强化了，已经超出了想象。30年以后，美国人的收入差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少数极富有的美国人的财富超过了大多数贫穷人的财富的总和。从1980年到2015年，美国收入最低的20%底层家庭总收入占全部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从4.2%降至3.1%，收入最高的5%富裕家庭总收入占比则从16.5%飙升至22.1%，占家庭总数80%的中下层家庭总收入占比从55.9%下跌至48.8%。2015年，美国收入最高的5%富裕家庭总收入为2.2万亿美元，是美国收入最低的20%底层家庭总收入的7倍。而且这种趋势在金钱决定政治决策的氛围下会一直持续下去。

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的直接后果是美国中产阶级的萎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迪顿（Angus Deaton）和凯西（Anne Casey） 在201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从1999到2013年，45岁到54岁的中年白人男性的死亡率是增加的，尤其是在教育程度低的人当中更为严重。他们的死因主要是自杀、药物中毒和酒精导致的肝病。因为美国越来越不平等，越来越多中产阶级向下沦落到底层，而越来越多底层工人陷入生活困境。知名经济学者Branko Milanovic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全球不平等》，他的研究证据显示，全球化让发展中国家的劳工阶级的收入增加（尤其中国），让全球最富有的顶端阶层更富有，导致工业化国家内部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中产阶级严重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