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治精神疾病追寻生命意义

关键词： 西方社会；文化治疗；路向；思维

摘要： 文化治疗就是运用宗教、艺术、哲学等解决心理、情绪疾病，西方很早就认识到它们对心理治疗的功能，自舍勒始，西方文化治疗开启了两个方向，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心理医生和以海德格尔、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哲学家，以“治疗者”身份切入，分别把文化治疗界定为个体治疗和社会治疗，其基本意向性都指向对各种精神、文化病症的诊断与治疗。文化治疗的方法有很多，但基本上属于“加法治疗”和“减法治疗”两种思维形式。

中图分类号： B8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7）01003906

Key words： western society；cultural therapy；research direction；thinking mode

Abstract： The cultural therapy solves 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illnesses with religion，art，philosophy and so on.The western scholars realized the functions early in psychotherapy.Since Shayler，cultural therapy in the west has developed along two research directions.As “therapists”，the psychological doctors represented by Freud and philosophers represented by Heidegger and Habermas，defined it as individual and social therapy，referring to diagnosing and treating all kinds of mental and cultural illnesses.There are many kinds of cultural therapies，but basically they belong to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treatment.

第1期刘桂荣： 诊治精神疾病 追寻生命意义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5卷现代社会，人们亟亟于物质利益的追逐，心灵健康问题日益突出，但一些精神、心理情绪病症无法通过药物治疗得以解决。在欧美等西方国家，现代心理治疗理论和实践对于哲学、文化的日益借重，人们开始日益关注文化治疗理论的研究。本文对西方文化治疗理论的三个维度、两个路向以及两种思维进行论述。

一、 西方文化治疗的三个维度

所谓文化治疗，是指运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非药物、非物理治疗方式对心灵问题甚至精神疾病进行宣泄、缓和、平复、净化、抚慰，其积极意义在于它能够调解和疗愈人们心灵的烦恼和思想的纠结。西方文化治疗主要体现为宗教治疗、文艺治疗和哲学治疗三个维度。

宗教（信仰）是寻找心灵的皈依与拯救，为人们提供希望、精神依恋的对象，并在压力情境下提供调节心灵健康的策略。“宗教治疗的目的不在于‘治疗而在于‘人生。宗教治疗不仅是治疗病症，而且更是拯救灵魂，她给病人带来的不仅是健康而且更是人生价值的重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痛苦也会变成一种快乐，在这种人生目的引导之下，人不会因为世俗的痛苦而产生心理病症。”[1]也就是说，宗教所倡导的宽恕能够化解人们的痛苦、愤怒，使人的心灵回复到清明、宁静的状态，引领人更深入地了解自我，达到自我超越的精神境界。W.冯特的《民族心理学》标志着宗教社会心理学的创建，他的学生S.霍尔对宗教与教育的关系做了广泛的研究。W.詹姆斯的《宗教经验之种种》开始调查宗教信仰的积极作用；荣格的《宗教心理学》强调通过宗教象征探索信仰者的深层宗教心理，承认宗教的治疗作用。M.阿盖尔的《宗教社会心理学》等对宗教行为、宗教态度以及宗教心理根源都进行过广泛的实证性研究，P.蒂利希《信仰的动力》着重于个体宗教意识的研究，他们对宗教治疗心理的积极与消极作用都有客观性认识，重视宗教文化背景对人精神、心理的作用与影响。

文学艺术的创作与阅读鉴赏活动能够宣泄、释放抑郁的情绪，疗治精神疾患。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强调悲剧是通过“恐惧”和“怜悯”来达到“净化”的目的。他在论述悲剧感受时使用“净化”这个概念，最早将其引入到文艺的治疗功能中，且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认识到悲剧艺术对生理和心理双重的治疗作用。贝尔奈斯却从生理医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在贝氏看来，悲剧通过刺激观众怜悯和恐惧的情感，以期实现审美形态得以缓和，心理激情得到治疗、释放。美罗伊·莫雷尔在《悲剧愉悦与宣泄疗法》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认为“悲剧这种文学模式同精神病医师用于临床的治疗手段有相通之处”[2]109。这些思想开启了人们对文学艺术治疗功能的关注，启示人们利用戏剧艺术和（宗教）音乐对于弱小苦闷心灵的特殊“药物效用”治療功能，让心灵处于困苦的个体得以治疗。阿恩海姆的《作为治疗手段的艺术》、春山茂雄的《脑内革命》、波兰特的《文学与疾病》、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梅内盖蒂的《电影本体心理学》等著作奠定了文化治疗理论基础，开拓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在宗教和文艺治疗研究之外，在西方哲学自古至今的发展中存在着一种“治疗型哲学”，以“治疗者”身份切入社会，其基本意向性指向对各种生存之病的诊断与治疗。治疗成为哲学的功能之一，哲人们提出各种哲学治疗方法以期解决、救治不同“病症”。[3]

古希腊时期，德谟克利特就突出哲学治疗功能。他说：“医学治好身体的毛病，哲学解除灵魂的烦恼。”[4]52柏拉图甚至认为哲学对于人类健康方面的价值比医学更为重要，因为，“一切善恶，无论是身体中的还是在整个人身上的，均源于灵魂而流向各处，就好像从头流向眼睛。因此要想头和身体健康，你们必须从治疗灵魂开始，灵魂是首要的，最根本的。”[5]139 毕达哥拉斯学派也认为，“灵魂不和谐”型疾病不是医生而是“灵魂医治者——哲学家”关注的对象。在希腊晚期哲学那里，“对虚幻人为观念之物的追逐和躲避”，被各个学派哲人们诊断为对生命危害非常深的痼疾。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斯多亚学派、伊壁鸠鲁学派，都将哲学视为追求幸福生活的艺术，亦或灵魂疗法。伊壁鸠鲁曾说过：“哲学家的话语如果不能治疗人类的痛苦就是空洞的。正如医术如果不能解除身体疾病就是没用的一样，因此，除非哲学能解除心灵的痛苦，否则也是没有用的。”[6]13

在文艺复兴之后，特别是康德之后，哲学慢慢演变为纯粹的思辨之学，在思辨的王国中自说自话，失去了原本对人的生命和灵魂的关注的热情。不过有一部分哲学家如克尔凯郭尔、尼采等仍在急切地关注着哲学的治疗功能。克尔凯郭尔的《致死的痼疾》一书问世，是现代文化治疗理论诞生的标志。在那个基督教差不多没落的年代，克尔凯郭尔仍然坚守着最后的阵地，企图用基督教的救赎来拯救因嫉妒、恐惧、孤独、绝望等心灵痼疾而失落的人心和世情。

在尼采之前，西方哲学家总是从积极意义上来谈哲学的心灵治疗功用。尼采是现代西方文化治疗理论得以发展的标杆性人物，他认为哲学家需要纠察社会、时代、文明本身的深层痼疾，并且进一步对扭曲至深却不为人察觉的“社会性格”进行诊断。尼采说：“任何一种形式的艺术和哲学都可视为人们在成长和奋斗的人生中用以治疗创伤与帮助前进的凭藉。”[7]3701873年《作为文化医生的哲学家》提纲的问世，是尼采文化治疗思想的首次公布。《艰难时代的哲学》大纲的第一部分“治疗哲学”概念的提出，是他文化治疗思想趋向成熟的标志。尼采文化治疗理论分为两个阶段，早期的尼采认为人生虽然缺乏自在的意义和价值，但人生意义匮乏非不愈之症，他试图探赜“加法治疗”方案治疗人们生活状态，给本来毫无意义的生命增添艺术的光辉来拯救人类的生存困境。但随着对文化治疗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他看到负载着繁重文化观念的价值，是现代人产生心理问题的主要根源，因此需要重新对价值之价值进行彻底的清算，肃清长期盘踞在人类脑海中虚幻的价值观念。尼采认为，要想让人的灵魂更健康，须彻底与虚无主义的浪漫病决裂，“减法治疗”才能使人真正地超拔于虚无的泥泞之上，才会有孕育超人的希望。[8]

1912年舍勒的《重新感受和评价：论文化病理学》问世，用以揭示文化的疾患，并把“病理”这一医学和心理学的概念拓展到文化上來。舍勒的文化病理学是对尼采文化“减法疗法”的发展，也带来文化治疗的革新，因为他开启了一个大家熟悉却被忽略的问题：是文化需要治疗，还是文化中的个体需要治疗？这也为现代文化治疗开启了两个路向：社会治疗和个人治疗。

二、西方文化治疗的两个路向

弗洛伊德开启文化治疗的新气象，以他为代表的临床医生，把治疗界定为个体治疗。弗洛伊德的精神治疗受到亚里士多德“净化说”的启发，注意到“宣泄”的精神治疗作用，并运用“谈话疗法”诊治个体精神疾病。弗洛伊德非常看重文化心理，利用独创的精神分析作为工具研究文化心理起源，并结合多年的临床经验，把“文化病理”化整为零，将克尔凯郭尔以降的文化病理问题重新归位为诊所中的心理诊疗问题。

阿德勒对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治疗加以继承和发展。阿德勒认为“人不是被环境所决定的，而是被他自己对环境的评价所决定的”，“个体心理学的研究证明，我们决不能只治疗单一的病症或者只关注它的表象，我们需要在他整个的生活方式中，用心灵解释经验的方式，利用它所能表达的意义找出它的真正错误所在，这为教育和治疗的未来提供了一种特殊指引。这才是心理学的真正价值所在。”[9]51阿德勒不是将其理论局限于对心理问题的狭隘治疗，而是关注人本身，从而开创了人本主义心理学。

艾利斯的理性情绪疗法和贝克的认知疗法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个体治疗。艾利斯从爱比克泰德的“困扰人们的并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人们对这些事情的判断”这一观点出发构建了著名的“ABC理论”。这个理论指出，一种行为和情绪结果（C） 是由一个激发性事件（A） 和一个信念系统（B） 联合而产生的。埃利奥特·D·柯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逻辑的治疗（LBT）”，确定了信念、行动和情绪之间的逻辑（而不是因果）关联。这是“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一种形式，引入哲学理论构建哲学解药，这些解药专门针对不合理的前提，为超验美德提供解毒智慧和正能量，通过改变逻辑前提，克服不合理的惯性思维认知。[10]A.T.贝克的《认知疗法与情绪障碍》《抑郁症的认知治疗》全面阐述了认知疗法的基本理论、治疗路径和技术方法。“认知”是指一个人对自己、他人、环境和事物的认识与见解等等。认知疗法乃是针对心理分析疗法的缺陷而发展起来的，其重要的理论前提是人们的认知影响人们的情绪和行为，因此治疗人们心理问题时通过认知技术和行为技术来改变当事人的不良认知从而解决情感和行为问题。一个人处于应激状态时，他自己的认知结构决定了他的情绪是焦虑或是愤怒，是抑郁或愉快。由于个人的认知基础不同，对应激的行为和情绪反应也各有不同。认知疗法常采用认知重建、心理疏导、问题解决等技术进行心理辅导和治疗，其中认知结构的重建最为关键。

不合理的认知前提是产生负性情绪、精神疾病的基础，文化治疗就是通过文化观念的改变来达到治疗的目的和效果。精神疾病是人们因为人为构造的东西（思想、文化、观念）而丧失了自然、自性、自我，为了外在的虚幻而失去了本真，本性受惑，容易受伤，“当我们执著地寻求答案、解决方法和治疗方案时，我们遇到的困惑就影响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这种执迷本身就是一种幻觉。”[11]47维特根斯坦认为，思想认识上的矛盾是产生痛苦的关键，治疗痛苦关键在于思想的治疗，而思想治疗的本质就是学会正确的判断，“正是通过求助于语言这个资源，我们获得了一种治疗我们困惑的方法。”[11]61罗·马里诺夫、贝尔特朗·维尔热里、E弗洛姆等也认为“只能通过沉思而不是药物治疗来获得内心真正的平静”[12]6，通过多种角度、方式的观察才会有更深入的理解，以充满活力的语言进行对话和思想交流才是真正的哲学治疗，“只有彻底改变我们的文化，抛弃那种偏执的、急功近利的生活方式。存在应该是首位的，彻底认识和表现人类的潜力才是生活的目的。”[13]145

从1980年代起，德国学者G.阿肯巴赫等创立了当代哲学咨询，回归哲学作为灵魂治疗的传统。目前，哲学咨询（又称哲学咨商）从业者及行业协会遍及世界各地，理论构建和实践操作日趋成熟，甚至已成为心理治疗、精神医学的替代性选择，它为人类应对各种情绪障碍、日常生活困境以及精神病患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和途径。美国全国哲学咨询协会（NPCA，其前身是美国哲学、咨询、心理治疗协会ASPCP）自诞生之日起，就有意识地将哲学和心理学放在一起研究，通过从业者的践行，找出它们之间内在联系和区别，力图创建一种融合哲学和心理学内容的心理学-哲学践行。哲学咨询通过挖掘哲学家如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赫拉克利特、佛陀、黑格尔、康德、尼采以及中国孔老庄等的思想来开展咨询。这种哲学应用活动有人称之为哲学践行（philosophical practice），通过哲学践行，治疗人们因思想而造成的问题。美国哲学从业者协会会章的“使命宣言”声明：“哲学践行被定义成是……一类基于哲学的活动……这些活动的目的是有益于顾客。这些活动是非医疗的、非医原性的并且并非本质上与精神病学或心理学联合在一起的。这些活动的焦点是有教育意义的、价值论的并且纯粹理性的。”[10] 美国哲学心理咨询协会（APPA）创办人罗·马里诺夫也倡导运用哲学知识及思考方式帮助大众开解日常生活难题，他的《哲学是一剂良药》《人生大问题：用哲学拯救生活》《中庸之道：在极端的世界里找到幸福》等著作以哲学大师的洞见启发个人信仰，提升精神境界。哲学不是阳春白雪，它能切实解决伦理道德的两难、情感困境、中年危机、生命意义的迷惘、面对死亡的困惑与恐惧，甚至职场生涯的低谷、失业、失恋，给予心灵的抚慰与激励。

与专注个体治疗不同，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等密切关注心理与文化、对象与背景、个人与情境、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实践者与实践等相互作用，将哲学与心理治疗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哲学中寻求智慧，对社会和时代的痼疾做出明确诊断。

海德格尔从批判对“存在”的遮蔽和遗忘开始，通过对现代人精神生存状态的诊断与疗救，去寻找生命存在的印迹。海德格尔认为：“任何存在论，如果它未首先充分地澄清存在的意义并把澄清存在的意义理解为自己的基本任务，那么，无论它具有多么丰富多么紧凑的范畴体系，归根到底它仍然是盲目的，并背离了它最本己的意图。”[14]15而澄清存在需要通过语言来实现，因为只有语言才能将人从僵化的形而上学和霸权的技术束缚中解救出来，使人的存在意义得以回归。海德格尔的存在理论，是对现代人精神生存状态的诊断，其根本意图是治疗、化解现代社会文明带来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以及由此而滋生的负性情绪问题。

哈贝马斯针对后现代社会的病态发展，从主体间性出发，提出以“交往与社会进化”为治疗人类和社会的方案。哈贝马斯认为人们生活的世界本身就是人的“此在”状态，是一种存在境遇，是人与人之间共同享有的文化系统。文化在哈贝马斯的思想中意义重大，它是交往行为者随时可运用的知识储备，是协调个人和社会的重要工具。文化使生活世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还能够让生活世界保持一种反思，能够接受来自各方的拷问和审查。哈贝马斯把拯救的愿景寄托在社会性的系统工程上，他希望割除后现代社会的肿瘤，让社会重新归位到有序的状态，让“某种社会福利、自主化惩罚以及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等要素都将被合而为一”[15]170。哈氏的文化治疗思想有试图将尼采、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等人的理论整合起来的志趣，可见，文化治疗的功用越来越具有综合的趋势。

三、西方文化治疗的两种思维

文化治疗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思想认识不斷提高，分析能力、判断能力逐步加强，从而沿着健康、正确的方向发展。西方很多学者从理论与实践上创构出多种文化治疗的方法，但其基本都属于“加法治疗”和“减法治疗”两种思维方式[3]，通过交流、思考，培根固本，去蔽去执。

加法治疗面对的是精神匮乏的病症，孤独、空虚，对死亡的恐惧等等。死亡吞噬生存的意义，导致精神空虚，觉得存在没有意义，而通过宗教、艺术，以及增添哲学的终极关怀维度，赋予生存状态更高、更美好的意义，丰富精神生活，增加精神支撑力度，提高快乐指数，抗衡生活中的障碍，战胜痛苦，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就是一种加法治疗。

奥地利精神医学家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是把哲学、文化传统对人的价值及生命意义的导向功能接引到心理治疗中。他的代表作《医师与灵魂》《活出生命的意义》影响非常大，尤其是后者，风靡全球，被翻译成24种语言。意义疗法的核心是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对人终极生命的关怀。在弗兰克尔看来，人类生命体的存在是由身体、心理和精神三个维度构成，这三者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上，其中精神是超我的存在，是生命的意志和意义，意义是衡量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维度，是人存在的最高维度。弗洛姆说过：“人不仅要有某种思维系统，而且要有某一献身的目标为他的存在及其在世界中的位置带来意义。”[16]56弗兰克尔将意义作为心理调适的重要方式就是以追寻生命的意义作为目标，通过“对所有的恶性循环群系和反馈机制进行散焦”，克服存在之挫折所导致的“意源性神经官能症”，让患者直面并重新认识生命的意义。[17]116-121

那么，人们怎样才能发掘生命的意义呢？弗兰克尔认为，首先，要有责任意识。责任是意义疗法中的绝对命令。弗兰克尔创设意义疗法的目的在于引导患者认清自己的责任，因为，一个人只有认清楚了自己为什么负责、对什么负责以及对谁负责。只有认清了自己担负的责任，才能实现生命潜在的意义和价值。弗兰克尔认为，人越是投身于某种事业而忘记自己，越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其次，要学会爱。以爱调适人们的精神病患是弗兰克尔意义疗法的一大法宝。弗兰克尔认为爱是一个人通达另一人内心深处的唯一路径，因为只有爱着一个人才能看清楚一个人的本质特性，甚至可以看到他/她隐藏在心灵深处的东西。同样，因为爱，你才可能为你的爱人竭尽全力，才能挖掘你全部的潜能，因为爱，你才可能更为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过，弗兰克尔的爱，不同于性爱或本能的爱，而是抛弃了弗洛伊德的追求快乐和阿德勒的追求优越，是一种正当的、神圣的爱。在弗兰克尔看来，爱不是性的副产品，性只是爱的一种表达方式，性只有跟爱结合起来，才能得以提升，否则人将会失去人的意义。最后，要坦然地承受苦难。苦难是大部分人必然经历的人生体验，勇于承受苦难，生命才更有价值。《圣经》里的基督背起了十字架，用自己的生命背起了世界上所有的苦难，这种精神和毅力，让人们看到没有什么苦难是不能够承受，没有什么责任是不能够担当的，只要我们有直面苦难的勇气，我们就会有足够的力量来承受。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就是要让人们认清苦难的意义和价值。弗兰克尔说过，人哪怕在毫无希望的境地，在面对无法改变的厄运时，都能找到生命的意义。而这时找到的生命意义，是支撑人们潜能发挥极致的精神动力，它可能支撑着人将个人的灾难化险为夷，将个人的厄运转化为人类的成就。意义疗法对苦难的坦然接受，并不是因为苦难本身的意义和价值，而是承载在苦难之外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减法治疗面对的是追逐物质、陷入纷繁外界的浮躁。在西方哲学中，减法疗法认为对生命的健康和幸福的威胁不在于价值区分不够浓烈精彩，而恰恰在于其过多、过大，从而带来一系列伤人至深的病症。[3]减法治疗就是要“去执”，减少对物质的过度欲求，去除偏执，剥离外在的人为价值观念，显露被遮蔽的本真，回复到本原、健康的生存状态。伊壁鸠鲁派的哲学治疗就是一种减法思维，强调要抛弃不必要的虚幻欲望和为增强个人安全感的外在的虚幻追求，回归到不受干扰的状态。现在西方盛行的正念禅修疗法也是一种减法思维。

美国麻省大学医学教授乔·卡巴金整合现代医疗以及佛教禅修思想，褪去宗教的外衣，汲取东方禅宗的灵感创立了正念禅修疗法。正念禅修，巴利文称为Vipassan，汉文译为四念处、正念或内观禅修，英译为mindfulness meditation等，其理论来源可追溯至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它的基本思想是：万事万物皆是生灭变化的无常，而人常常会对本质无常的愉悦感受却有习惯性的执取、贪爱的反应，希望其永住；但对不愉悦的感受则产生排斥、嗔恨的反应，希望它快快消失。正念禅修疗法是将东方禅修与西方心理调适进行成功嫁接的典型范例。正念的力量来自禅修。禅修使人觉醒，知道生命只在刹那间展现，若无法全心感知这些刹那间存在，将会失去生命中最为宝贵的东西，也无法领略到蕴涵着成长和转化中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情绪和行为会被那些潜伏在身上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感所驱动，如果还没有察觉，日积月累，将会让自己感到进退失据，就会对自己失去信心，觉得自己无法掌控和选择，更不能朝着快乐健康迈步。正念禅修疗法不仅练习正念禅修、坐禅（以端坐的方式观察呼吸的感受）、行禅（在日常的走路、站立和吃饭等活动过程中保持正念），也讨论如何以正念和平等心来面对以及处理生活中的压力和自身疾病。[18]正念疗法通过对各种感受仅仅是单纯的观察与觉知（即正念），发展到对一切感受毫无贪嗔，以致完全接纳的平等心，通过日益敏锐与微细的觉知力和日益扩展的平等心，使人最终达至觉悟与解脱。[19]正念是“一种古来佛教徒修习的方式，却与现代生活也息息相关。这种相关性，跟佛教本身或做佛教徒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倒与觉醒、与自己以及与世界和谐相处大有关系。”[20]2。

正念疗法之所以在西方得以生根发芽并快速地发展，源于西方文化随着后现代文明到来越来越无法应对种种社会问题。西方的后现代文明促成西方工业飞速发展，物质极大丰富，但在琳琅满目物质背后，更多的是人的异化。人只有无限的贪恋、执取，却无法感受到生命本身的愉悦；只有无限的嗔恨和排斥，而无法拥有包容和关爱。这些恰恰是导致人们精神痛苦烦恼的真正根源。正念禅修疗法之所以能够消解人们精神痛苦，是因为它以一种不评价、接受和觉知当下的态度来看待世界，并且对我们身处这个世界加以恰当地定位，同时培育我们对生命中每一精彩时刻的感激之情，以及对令人厌恶的认知、感受和情感的应对能力。通过这种培育又能够滋养出更多正知、清明智慧。因此，正念禅修疗法让人们从问题中脱身，以自己的智慧和生命力，重新掌握生命的方向。同时，正念禅修也不会与任何信仰或传统发生矛盾，它仅仅是一种本然呈现，而不会向你推销什么，更不会向你灌输一个新的信仰体系或意识形态。正念禅修疗法告诉人们智慧的心能完成自我疗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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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陵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