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我才必有用

提到《傻儿司令》《海灯法师》《国际大营救》《神秘的大佛》等多部影视作品，观众一定不会陌生，因为这些作品都是当年红遍全国的。但问及是谁导演的，估计知道的人就比较少了。2016年年底，在美食家黄珂的北京家中，记者有幸与他邂逅、相识，才知道那些电影、电视剧原来都是他的作品，不禁肃然起敬，记住了他的名字——谢洪，也产生了采访他的愿望。因为他很忙，几个月之后才与他约好了采访的时间和地点。通过采访，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他太有才了！在整理采访录音的过程中，思路也逐渐清晰起来，认定他的才能来源有自，他是为艺术而生的，他的一生也将奉献给艺术。

才气源于遗传与环境

谢洪一头金黄色的卷发几乎可以使人过目不忘。他高高的个子，一副和蔼的面容，说起话来不温不火。当讲到过往的一些经历时，抑扬顿挫的声调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他真实动人的感情。

“我出生在重庆，父亲谢继明是四川本土老一辈的表演艺术家，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四川话剧舞台上出演《茶花女》中的亚芒而走红，后来是西南人民艺术剧院的艺术指导。”谢洪说，“如同濮存昕生长在北京人艺一样，我从小就在西南人民艺术剧院里面生活。”

1955年，西南人民艺术剧院更名为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在那个剧院里，谢洪目睹了几十台各种各样的话剧、歌剧，看过无数的艺术大师导戏、演出，还有艺术家们平时的各种生活琐事。从各个方面来讲，对谢洪的影响极深。谢洪说：“如果说存在决定人的意识的话，在我身上体现得非常鲜明。我直到现在还能把儿童时代、少年时代看过的那些著名戏剧的片段、台词，前辈艺术家们表演的瞬间记得清清楚楚。在我十五六岁时就背得古希腊不知道什么人留下的格言：悲哀是大海，幸福是海底的明珠，我要到海底去赚取那美丽的珍宝，或许就要在水中被淹没。我觉得这句话很适合我的人生。”

谢洪在家排行老大，下面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弟弟谢军是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和指挥家，谢洪的几十部电影、电视剧，一半多的音乐是他写的。目前，谢军在成都领导着两个以上的大型乐团，当领导和指挥。谢洪说，弟弟比我小两岁，非常有才华。著名歌唱家那英第一次给中国的电影《国际大营救》片尾曲配唱就是我的电影，唱的歌就是我弟弟写的曲子。《京都球侠》的歌是孙国庆唱的，也是我弟弟写的。给我的影视作品唱过歌的，还有刘欢、腾格尔、李谷一、满文军、朱哲琴等。而妹妹谢丹丹年轻时，也是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后来下海经商，移民到香港，现在是一个港商。她弃艺从商，有她的道理，因为艺术上要取得很大成就很不容易。

谈到母亲，谢洪说，她是大资本家的千金小姐，后来参加革命，从事公安工作，一生也有很多曲折起伏，但是她的意志力相当强，不轻易服输。而我身上不服输的气质，与母亲是息息相关的。另外，父亲对我的影响也是不小的，归纳起来，应该有三点：第一，这一生都献给了艺术，酷爱艺术，其他什么都不精通；第二，父亲为人很厚道，我也继承了他的优点；第三，父亲的朋友非常多，他最爱做的事就是请朋友吃饭、喝酒、喝茶、聊天。

才情源于挫折与磨难

1970年，初中毕业的谢洪，响应祖国号召上山下乡，他到了四川省凉山地区德昌县下面的一个生产队，那里是三个民族杂居的地方，有汉族、彝族、傈僳族。

十五六岁的谢洪，与原来优越的生活诀别，一切生存靠自己劳动：吃菜靠自己种，喝水靠自己到很远的井里挑，烧火靠自己上山砍柴，蓋房子靠自己烧瓦。他与当地的村民一起，在地里栽秧、打谷子、挑粪等。有一次，谢洪跟村民到山上伐木，遇到山洪暴发，为了救一个农民兄弟，他被滑坡下来的飞石击中了后脑，当时昏死过去。村民们费尽千辛万苦，把他送到县城医院，才救活的。

“苦、累、脏，是当时生活状态的真实反映。”谢洪说，特别是到粪坑里取肥料，粪坑有两三米深，搭着梯子去下面取，然后另一个人在上面用根绳子往上拉。一站就是一天。干完活后，到河里洗澡，身上还有浓浓的粪水味。

“刚开始，劳动的强度、自然环境的严酷，让我们每天都叫爹喊娘。”谢洪说，有句话叫“少年不知愁滋味”，但是到了晚上，洗完澡，山风徐徐吹来，我便和我的知青伙伴换了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弹吉他，唱俄罗斯民歌，唱世界名歌，读自己带去的小说，读托尔斯泰的《复活》《战争与和平》。讲故事，我就当主角了。给他们讲我看过的电影、戏剧，也算是对青春的另一种抚慰。但一年以后，就开始对未来的前程担忧了。难道此生就在这个大山里吗？没多久，国家开始在知青中招工、招生、招兵。我们是削尖了脑袋，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1972年，谢洪去应招铁道兵，到一个卫生站体检。由于在太阳的暴晒下走了30里路，导致血压偏高，体验不合格。这时，当地农民就告诉他一个土方法——喝醋。他赶紧去供销社买了半斤醋一口喝下去，血压还高一点；又买半斤喝下去，血压合格了。几天后，谢洪接到了没当上兵的通知。

接着，师范学校来招生。谢洪教过半年小学，一人教多门课，大受学生欢迎，公社不愿意放他走。他又跑到县城，去找县招生办，但是全县只收五个人，报考的却有一百多人，最后还是被淘汰掉了。

后来招工，谢洪前后七次入选，七次被刷掉。最让谢洪记忆深刻的一次，是成都清洁管理所招背粪工，要他在县招待所的露天坝里，背180斤柴禾，当着负责招工人员的面走一刻钟，最后还是没被选上，因为不是工人家庭出身。还有一次是成都中医学院中草药作坊招铡草工，就是专门切药的，他也考上了，最后还是被刷下来了。

到最后，谢洪所在的那个生产队、大队、村里所有的知青都招走了，就剩他一个人，原因是他父亲是“反动权威”，没解放，政审上不合格。

“天无绝人之路。”这时，一个意外的机会从天而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简称空政文工团）要招一批演员，四川是一个考区，要求年龄在19岁以下，会演戏，会编剧，还能会点导演。招兵组忙了很长时间，始终招不来，他们就到四川省文艺界去了解情况，有人推荐了谢洪。于是，谢洪从生产队借了点钱，赶到60里地以外的火车站，买了张站票，站了整整一夜，下火车后直奔四川音乐学院的考场。经过了三试，全部通过。最后又要求他在24小时后交一个剧本：独幕话剧，而且要求是喜剧。

谢洪回到家中，废寝忘食地写剧本，困了，冷水洗脸。因为这对他来讲，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正如谢洪所言：你想都想不到的一个机会，你要拼命地凝聚自己的能量，把它变成一个作品。这种爆发，同时也是高度的凝聚，更是淋漓尽致的快感。

按照对方交代的时间，谢洪写出了剧本。当他拿着剧本手稿送去后，空政文工团招兵组的领导看了，说明天等通知。

第二天，谢洪等来了录取通知。然而，谢洪人还没走，消息就透露出去了。有人妒忌，跑到招生组反映，说他的父亲还在“牛棚”里关着，没有政治结论，这样的人怎么能参军呢？最后，招兵组决定，把谢洪放到云南昆明空军部队，那里正在组建文工团。

谢洪到了部队，成了文工团里一名年轻的台柱子。这样红红火火地过了四年，到了1977年，该提干部的时候，谢洪的父亲还没“解放”，谢洪只得退伍，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谢洪说：“我是从德昌县农村来的，必须得把我送回农村去。我离开农村四年，现在再回农村当农民，我所钟爱的艺术，哪里还有展示的舞台？当时，我就傻掉了。但是，给我办退伍手续的两个老兵、部队组织部的干事说：‘小谢在部队的几年，表现不错，退回去太不合理了。这样，我们把他户口落到成都市，就不用再回到农村了。”

回到成都的谢洪，想到四川人民艺术剧院，也是父亲所在单位，希望能当个演员，结果遭到拒绝！想到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不收！想到峨眉电影制片厂，不收！想到四川省歌舞团，还是不收。谢洪说，文艺单位通通拒绝我，最后转业复员安置办公室把我分配到成都市动物园猛兽科，管狮山、虎山。我永远不会忘记，到动物园报到那天，穿上长筒胶靴，围着布裙子，在老虎、狮子群里，饲养师给它们喂食的时候，正好动物园的大喇叭里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空政文工团的表演专场录音剪辑，我听到战友们在唱歌、说相声和山东快书、演小话剧，而我在这里喂老虎、狮子，心里陡然生出一种悲哀，命运没有给你的付出以回报，感受到的是生活的残酷。

“命运会在偶然处拐弯。”由于转业复员安置办公室工作的疏忽，没有把谢洪的档案转过去，最后他的材料被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一个研究所的人事干部看到了，他们要复员兵，于是谢洪从成都动物园转到了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一个研究所。在那里，先分配他到车间烧锅炉，接着当机修钳工，然后转为器材处的采购员。

在那工作几个月后，一天，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的大导演崔嵬到了成都，他要拍个电影，他身边的一个副导演在部队文工团的时候认识谢洪，就叫他去参加电影拍摄，那部电影叫《风雨里程》。在剧组，出色的工作能力使谢洪得到大导演崔嵬的认可。他很欣赏谢洪，对谢洪说：“以后跟着我干。”由于近距离的接触电影拍摄，也让谢洪体会到，电影这个事业对他来讲离得最近。用谢洪的话说：可能这一生，我最终的追求都在这个领域了，当时就下定了决心。而且，我人生此前所有的积累，都找到了一种最好的表达方式，只有这种艺术形式才适合我。

然而，命运总会与人开玩笑。谢洪满怀希望地要跟着崔嵬干时，一场意外发生了。在《风雨里程》电影拍完没多久，崔嵬就被查出患了肝癌，在医院住院，他不得不回到原单位，继续当采购员。但是，崔嵬在去世前，特意跟他夫人说，谢洪这个孩子实在是一个可造之才，而且他经历了那么多的人和事，我现在病了，帮不了他，希望你记着将来给他机会。

才华源于追求与坚持

1979年，中央戏剧学院第一次面向全国招生。当时，崔嵬的夫人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通知了谢洪。经过短短两三个月的准备，谢洪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谢洪说：“1979年，我是双喜临门：一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相中了我的电影剧本《白莲花》，二是被中央戏剧学院录取了。从那以后，父亲开始为我这个儿子感到骄傲，经常在四川人民艺术剧院的大院里给一些朋友津津有味地讲有关我的故事。”

大学五年，到1984年，谢洪写出了四部电影剧本：《神秘的大佛》《白莲花》《武林志》《草莽英雄》。中央电视台拍了他另外一个电视剧《我的爸爸》。《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他，做了整版报道。大学毕业后，同时有三家电影厂想要他：一個是北京电影制片厂，一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还有一个是峨眉电影制片厂。经过权衡，谢洪最后选择了峨眉电影制片厂。

谢洪的作品很多，比如《京都球侠》《神秘的大佛》《海灯法师》《国际大营救》《白莲花》《死期临近》《荒坟鬼影》《借刀杀人》等，当记者问他这么多部作品中，对哪一部最为满意时，谢洪表示，首先是《京都球侠》，因为它是中国第一部黑色幽默电影。它通过一个非常荒诞的足球娱乐故事，折射了中国人的命运，折射了中国文化的一种复杂性。

1988年，《京都球侠》获得了法国巴黎华语影视片雄狮奖，谢洪被评为最受欢迎的导演。谢洪说：“我觉得，我很荣幸，从事艺术工作，而且能把国家和民族的特色传达给外国人，得到他们的认同，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妙的事儿，永远让你兴奋和满足，很快乐，人生的意义就体现在这儿了。”

1993年，中国的电影市场不好，谢洪留职停薪，出来自谋生路，下海经商。业界不少同行知道后，劝说他：“你这么著名的一个导演，还是回到影视界吧，中国商人不少，但导演少。”最后，谢洪重回影视界，拍了《傻儿司令》，在全国又产生了不小轰动。北京卫视前两年做了专题，回顾中国电视剧发展30年，把“傻儿系列”列为中国方言戏剧的力作。

谢洪透露，今年，爱奇艺要跟他合作，续拍《傻儿的故事》，他正在准备《傻儿敢死队》的现代版和青春版。

“我和黄珂2015年6月在北京演的一个话剧，叫《老皇城》，获得了不少好评。”谢洪说，它不是现在的作品，是20年前我给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排的一个话剧，我自己还是一个编剧。这个戏是通过一个川戏艺人班子将近半个世纪的命运，折射四川的历史。中央台很多人来看，评价很高，说是“四川的《清明上河图》”，我准备今年下半年把这个话剧重排出来。

艺术创新或多或少都会充满着困惑。当问及谢洪有哪些困惑时，他说，困惑挺多的。比如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电影突然大规模地滑坡，你要生存，只能改做电视剧。电影环境这两年又突飞猛进地变好了，你要想办法重新杀回来做电影。你要改变观念，改变思维方式，包括重新审视自己的能力，这都是人生的一个起伏，甚至是生命的一个考核。我们现在的电影或者电视剧有这么个情况，叫娱乐至死，过多地强调娱乐性，跟着80后90后，乃至00后，跟着他们的审美观走。你看那些很著名的导演，拼命去拍网剧，为了迎合他们，拍大量虚拟的古装剧、魔幻作品、穿越作品，这些固然都是应该表达的题材，但它不能是唯一的。要不要为民族文化的传承负责？要不要为我们民族的道德修养底线去做作品？这就是我面临的另外一种郁闷。怎么改变这种局面呢？坚持民族文化传承，守住道德底线，同时还得尽自己所能，去改变这一群人的价值观、世界观。

谢洪透露，目前，他正在拍个话剧，叫《幺妹抓贼》。他说，这个剧，先拍话剧，再拍电影，就是要表达另外一种人生状态，也算一个青春励志戏，但是它的表现方式要不同寻常，要让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喜欢，去看他们看不到的东西，让他们想一些不曾想到的问题，这就是我要去做的作品。

2014年，谢洪退休了，但他是退而不休，现在还担任着两所大学的艺术总监：一所是四川传媒学院，一所是文化影视职业学院。谢洪说：“退休以后更忙，今年有影视剧、电影、话剧要排，对我来讲，还是那句老话，一息尚存，工作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