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山东后生寒门特首

向剑国

9岁，梁振英在家里帮妈妈做胶花；34岁，被评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43岁，成为特区行政会议年轻成员。从底层起步打拼，最终获得成功，这就是香港第四任特首梁振英的成长之路。

出身寒门 自幼立志

1954年，梁振英在香港出生，祖籍山东威海。梁振英小时候，当警察的父亲在山顶和礼宾府当差，薪金每月只有300多元，养一家5口人，难免捉襟见肘。更难的是，家里当时还有“远忧”：警察退休必须搬出警察宿舍，而退休警察不得申请公屋。

为了贴补家用，更是为了将来能有居住之所，家里决定前去附近的胶花厂领胶花和玩具物料回家加工，靠自己的双手，为家里挣点钱。梁振英和姐姐、妹妹三兄妹都要参与其中帮忙。

当时梁振英9岁，下午到学校上学，其他时间则要干活：要么背着几十公斤重的材料往返家里与工厂，要么与家人一起做胶花，每月挣取300多港元的收入。“就这样一直做了三四年，家里生活得以改善，并买了住房，我们终于熬过了做胶花的日子。”这时，梁振英已进入名校英皇书院讀初中。

青少年的艰辛还不仅于此。1974年到1977年，梁振英赴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留学，3年多时间里，他靠半工半读维持自己的学习生活费用。他每周到快餐店打工3个晚上，每次6个半小时，回到宿舍时往往是凌晨了。

和在香港一样，为了省几个车费，每天上学放学靠两条腿走上十多公里的路。即使这样，他坚持每个星期天要去教华侨子弟学中文，用梁振英的话说，“是为华侨的下一代留点中华文化的火种”。

青少年的艰辛，让梁振英对社会底层有了更多认识，也成为他关注香港底层市民的历史情结。

家是香港 港人是家人

《家是香港》，这是梁振英第一本书的书名。当年在英国留学时，有海外机构欲留他在英国，但喝香江水长大的梁振英还是决定回到生他养他的香港。

在当选特首后，梁振英还不忘回到深水埗的老屋去与街坊邻里促膝攀谈。那些贫民街坊争先恐后向他表达诉求，他也不停地在本子上做着记录，还将一些有机食物赠送给街坊，以此表达“人人有机会”的祝愿。

与这些精英背景形成反差的是，他在这个富豪云集的城市里保持着明确的草根情结。他不喜应酬，与富豪打交道时“显得木讷”，却愿意坐地铁去香港最贫困的地区天水围走访；下区时，同僚们多西装革履，他却要么换件棉毛衫，要么穿普通Polo衫；他的皮包曾被考证“用了超过40年掉皮掉色”；他在博客上撰文，呼吁“老板们，多为基层工友想想吧”。

他曾反复强调：“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强调平均分配，但市民或多或少分享到经济成果，这个很重要。现在香港有相当一部分居民收入偏低，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几年前我就主张立法制定最低工资。梁振英关注不是差距问题，而是贫穷问题。富裕的问题他觉得并不是他工作的方向。“越来越多香港人变成富人，是我们值得恭喜的事情。”

浓厚的家国情怀，是梁振英的个人特色。在英国读书之时，梁振英在一家外卖店打工，每周三次。这一天，他第一次请假了，为的是看一场球赛，一场中国队对英国一个地方球队的比赛。

“场上奏响中国国歌，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站立聆听中国国歌，感受很不一样。”

那时，他留学的英国布里斯托有一个中华同学会，同学会的学生来自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都是华人。大家对祖国、社会和人生有很深的思考，这给了梁振英很大的影响。

“那时，一些香港同学跑到在英国的中国使馆，自报专业，希望报效祖国，为国家发展出些力。”其中，一位学习物理的博士，1979年自己带着钱，来到北京中科院为国家发展做研究。这些都给青年时代的梁振英留下深刻的印记。

“这些经历是我巨大的人生财富。自此，我开始深思‘个人—社会—国家的关系，思考能为自己的国家出些什么力，做些什么事。”梁振英后来在采访中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