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22大明星”出炉记

近日，中国第一所24小时最美社区校园图书馆——歌德图书馆在济宁市宣布对社会全面开放，著名表演艺术家、新中国“22大明星”之一的谢芳受邀参加了活动。虽已82岁高龄，但谢芳依然精神焕发，风采依旧，无不引来大家的关注。

“22大明星”这个词对于四五十岁的中老年观众来说并不陌生，他们曾经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他们的照片曾经是一代人相册中的珍藏；他们出演的影片浓缩了新中国电影从诞生到成长的历程……

周恩来与新侨会议

评选电影明星不是新中国的首创，早在1933年2月，老上海的《明星日报》就票选出“电影皇后”胡蝶。同月《电声日报》选出“中国十大明星”，胡蝶再次荣膺“电影皇后”，阮玲玉紧随其后，年仅22岁的男演员金焰则当上了“电影皇帝”。

1949年以后，“明星”一词渐渐淡出公共场合，“演员”和“电影工作者”成为正式的称呼。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明星”一词容易让人联想到“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

然而，事实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

在1961年6月举行的“新侨会议”（中宣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文化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了长篇讲话，对文艺界的“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进行了措辞尖锐的批评，尤其是“一言堂”和“五子登科”（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他对做领导的人提出，“希望你们干涉少些”，“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修正主义”。

周恩来的讲话是有点情绪的，他说：“我在1959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谈话，从今天来看，也不一定都是对的，里面也会有过头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这次你们要求谈一次，我就谈一谈。心有所感，言之为快。”

“文艺工作也要两条腿走路”是周恩来1959年会见部分文艺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提出了十个“既要……又要……”，第一条是“既要鼓足干劲，又要心情舒畅”，第七条是“既要政治挂帅，又要讲物质福利”，第九条是“既要敢想、敢说、敢做，又要有科学的分析和根据”。

在新侨会议上的讲话中，周恩来竟然用了六次“心情舒畅”。同时他提出：“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

新侨会议结束后，1961年7月《人民日报》刊发的消息称，此次会议提出电影要有“好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的“四好”原则，其中“好演员”赫然在列。

周扬在新侨会议上有一个很鼓舞人的发言：“我们反对明星主义，但还是要有明星。在观众中，还是老演员的名声比较大，白杨、赵丹、秦怡……这当然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外国人讲狂热，有些电影狂对某个演员演的片子非去看不可。”不过，“文革”中的1967年，周扬“文艺黑线”的诸多罪状之一，就有这个发言。

显而易见的是，“明星”问题在会议上被正面提及，与新侨会议对“极左”文艺路线的拨乱反正有直接的关系。

在新侨会议推动下，“文艺八条”和“电影工作三十二条”先后颁布，保证艺术民主和按照电影规律办事，中国电影继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后，再次掀起了一波创作高潮。有了对演员和电影工作者的尊重，一批为全中国观众熟悉和喜爱的电影演员脱颖而出，他们不叫“明星”，却光彩夺目。

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明星

当时参加新侨会议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女演员金迪还记得，1961年6月末的某天，周恩来总理邀请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电影局局长陈荒煤等人，以及各电影厂的厂长、编剧、导演和演员共三十余人，到中南海西花厅做客。

在总理会客室，周恩来对夏衍说：“夏衍同志，建国十多年了，为什么我们的电影院里还挂着苏联人民演员和功勋演员的明星照片，为什么没有我们自己的明星？”夏衍说：“总理放心，我们下去一定办。”

1962年金迪到天津演出话剧《雾重庆》，意外发现自己的大照片挂在电影院墙壁上，她才恍然大悟，原来1961年底厂里安排她拍照片并不是例行公事，而是派上这个用场。

八一电影制片厂女演员田华也并不知道有关“22大明星”遴选一事，现在回想起来，她只记得厂里曾通知说，奉上级指示，让田华去中国照相馆拍照。照片做什么用，田华当时并不知道，不过为了这次拍照，她还特意去烫了个头发，這个造型就出现在后来的“22大明星”照片中。

随着新侨会议的召开，电影界开始“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更加强调电影生产自身的规律。同时，作为会议所呼吁的“艺术民主”的实践和产物，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群众电影评奖活动“百花奖”诞生了。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蔡楚生在《大众电影》刊登文章《热烈欢迎广大观众评奖电影》，文中专门提出，最佳故事片奖应该是“四好”电影，演反面角色的艺术家充当着“反面教员”：“他们的劳动有成就的，都应当受到肯定和获得荣誉。”

1962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公布了“百花奖”评奖结果，在《红色娘子军》中扮演南霸天的陈强获得最佳电影配角奖。反面角色居然获奖，当时是个稀罕事，不少报刊还为此刊登文章进行讨论。

明星照片的隐秘流传

现在仍然健在的老电影表演艺术家对22人名单的出炉过程都不知情，而《人民日报》《大众电影》等公开发行的报刊，也找寻不到22人名单的蛛丝马迹，可以确定，当年这份名单并没有公开发布。

对于全国观众而言，他们并没有听说过所谓“22大明星”或者“新中国人民演员”之类的称号，只是在1962年的某个时间，全国各城市的电影院和工人文化宫里，人们突然看到大厅里悬挂着22位电影演员的大幅照片，而那里以前挂的可能是苏联演员的肖像。

根据1964年12月12日文化部向中宣部发去的情况报告，在全国各地电影院悬挂电影演员照片一事，是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提议，经司徒慧敏、袁文殊、夏衍同意，于1962年4月由该公司印制并通知各地悬挂的。

而究竟是中影公司首先主动提出悬挂明星照，还是经过文化部领导授意、中影公司具体实施，目前并没有一手材料证实。但从文化部向中宣部汇报的材料推断，这件事文化部并没有大张旗鼓指示和颁布，因此在外界看来，悬挂照片并非政府行为，而是报批有关政府部门的“公司行为”。

事实非常清楚：这份22人的名单，并没有明确进行过所谓“明星”的评选，只是为在影院悬挂中国电影演员的照片而确定人选。照片一旦在全国公开悬挂，就成了群众口耳相传的“22大明星”。

至于如何确定这份名单，电影史学者刘澍介绍说，中影公司向当时电影“四大厂”（北影厂、上影厂、长影厂和八一厂）征求意见，根据四大厂上报的六七十人的大名单圈定。也有其他文章提到，这份大名单是由文化部上报周恩来总理，22人是周总理“亲自圈定”，但这个说法目前还缺乏一手材料证实。同样，圈定22人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也没有明确说法。

就名单来看，“反面角色”陈强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因《武训传》而遭到批判的著名演员赵丹能够入选，可见这份名单主要考虑的是演员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并没有用“政治正确压倒一切”作为评选标准。

上影7人，北影7人，长影4人，八一厂3人，这个分布比例也考虑到了各厂的实力和演员阵容。同时，上海戏剧学院实验话剧团年仅24岁的祝希娟虽然参演电影《红色娘子军》，却并非电影厂演员，也同样入选了名单，应该是考虑到观众对她的喜爱程度（祝希娟是“百花奖”读者票选最佳女演员）。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1980年，组织决定请赵丹和日本艺术家合作，拍摄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谁知，强烈渴望重回大银幕的赵丹突然病倒。《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一语成谶。

这谶语，也是对一个时代的告别。

赵丹没有下完的这盘棋，并不是残局。1981年，王心刚因在电影《知音》中扮演蔡锷，获得第五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秦怡1976年患了肠癌，仍以顽强的毅力战胜病魔，主演了《风浪》《海外赤子》等电影。

孙道临自编自导影片《雷雨》《非常大总统》，并在两片中分别饰演男主角。谢添导演的《甜蜜的事业》获1981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他本人获1980年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奖。

于蓝受命组建儿童电影制片厂并成为首任厂长；祝希娟则兼任深圳电视台电视艺术中心主任，自此转战电视剧创作领域。

2012年5月8日，电影《飛越老人院》公映，84岁的田华“特别出演”，再上大银幕。

……

半个世纪过去了，“22大明星”和那个年代大银幕上的所有写满诚意的面孔，都已化作历史的光影，写进了所有观众的记忆。

人民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