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对徽州聚落生成的影响
——以宏村为例

黄思琪

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合肥，230601



中国传统哲学对徽州聚落生成的影响
——以宏村为例

黄思琪

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合肥，230601

为了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对徽州聚落生成的影响，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进行了分析，认为风水堪舆学说、儒家思想以及宗族观念对徽州村落的生成产生巨大影响。并以宏村为例，分析了中国传统哲学如何引导村落选址、制定水系流向、规划道路水圳以及营造空间秩序。最后，通过分析肯定了哲学是徽州传统聚落演化的重要动因，并强调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一种“人为因素”在村落规划中的作用。

宏村;建筑哲学;儒家;宗族;风水

1 问题的提出

徽州古建筑、景观、村落是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徽州村落是人文脉络的延续，对风水学以及对文化的尊重，促成了徽州村落在中国古建筑、城市规划领域内独树一帜的风格流派。与西方国家倡导的以功能为优先的传统城市模型迥然不同，它重视人文、讲究天人合一的聚落生成形式,甚至可以看作是对柯布西耶“明日城市”“光辉城市”城市规划理论的反驳。我国已经有很多哲学在地域性建筑与聚落中作用的研究成果，如张雨等讨论了黑川纪章共生哲学之于云南少数民族聚落的意义[1]，菜颖研究了徽普哲学思想对徽派民居形式的影响，但很少综合地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之于地域性村落的影响方式[2]。

村落的形成过程中受到文化传统、视觉心理、社会需求、行为规律、政策法律和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主宰徽州村落设计的是“人”，而不是现代建筑思想中所提倡的“功能”。因此，主导着“人”进行村落建设的自然是朴素的生活哲学(风水堪舆学说)以及当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进程的宗族文化、儒学。为此，本文从上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角度，以宏村为例，集中分析与阐述徽州聚落的形成及建筑文化特征。

2 主要哲学思想辨析

2.1 风水堪舆

风水堪舆是中国朴素生活哲学的体现。风水在辞海中的释义是“指住宅基地、坟地等的地理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3]，可以将其看作是早期处理生态环境与宅居地址关系的理论，同时它也关注美学、绿化、交通等诸多方面，使得设计之后的村落呈现出一种秩序感与层次。诚然，后人在风水术上附会太多，将其与命数、气运联系到一起，但正因如此，在封建社会提出村落宅居规划时会更有群众基础，较易被人所接受。

2.2 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主导学说，明清时期的徽州府则以程朱理学尤盛。再者，儒家文化作为千百年来讲经问道的经典，已经深入私塾学堂，拥有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况且，清朝科举讲究八股文法，更是以此儒化全社会，保证了儒学在清朝的普遍性与绝对性。

2.3 宗族思想

宗族思想与儒家文化特质有部分重叠，究其缘由:一则是对“孝道”的推崇，变相地固化了宗族概念，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对于氏族的认同，愿意将自己交给氏族管理。二来是因为当时社会受南宋大儒朱熹的理学影响，强化了“三纲五常”的概念，将“君臣义”提升到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清朝重臣曾国藩曾在给儿子的家训中写道：“君为巨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赖以尊。”[4]正因为此，家之父受制于族之宗子，即所谓“父，至尊也”，“大宗，尊之统也”。这种森严的君臣父子等级观念也为宗族的绝对性提供了保障。而且，早期的部落就是由氏族发展起来的，进入“家天下”以后的封建社会将这种氏族间的关系保留下来，进而成为了宗族，组成了封建社会的一个个小部分。

3 宏村历史发展概述

中国传统建筑一直是刚柔相济、阴阳合德的，宏村也不例外。聚落形成之初，一定是需要合适的自然生态条件。据记载，宏村的六十六世祖将村落定居在雷岗山上西溪河道旁，此举满足了村人的生活用水和耕地用水。后来河流改道，形成了“北枕雷岗，三面环水，南屏吉阳山的风水宝地”[5]，再后来雷岗山上“十三间楼”不堪人口增长的重负，村人决定拓展新的村落。汪思齐请来风水国师何可达进行村内规划，何大师用了多达十年时间“遍阅山川，详审脉络”，制订出扩大宏村基址并进行村落全面规划的牛形水系蓝图(图1)。凿引西溪水，牛肠水圳九曲十弯，把水引入村中心天然井泉处，建池塘，以水供防火、饮用、洗涤等，并在之后开凿南湖，以供村内用水和防火之途。

图1 村落风水选址示意图

能聚集全村之力凿湖建设需要巨大凝聚力，这时，宗族的力量便体现了出来，在宏村，宗族之间呈现非常明显的等级与姓氏之分。例如，汪氏族人大多居住在村子中心和西边的最大地块，而外来的万、吴、韩等族姓则分布剩下的区域。图2便是这种组团模式的示意图。宗族思想的一种表现是血脉亲疏，在宏村，这种血缘关系甚至影响到邻里间是否共用一堵外墙以及拱门形式和民居方位朝向。

图2 新叶村与宏村聚落空间组团模式比较

村落格局中体现了风水观。宏观上，村落北靠雷岗山、东倚东山、西邻龟山、南望吉阳山，这是典型的“太师椅式风水格局”。而建筑单体里的空间秩序、徽派建筑天井中的“四水归堂”“五岳朝天”，都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传统风水学对于古村落的影响。

随着历史的发展，宏村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沦为了战场，村落被战火屠戮，损伤颇大，同时政府改行票法，徽商丧失了贩盐的专利，导致宏村等徽州古村落的没落。而后，建国初期的文化大革命使其遭受了二次破坏。现今，宏村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进行了系统规模化的保护与重建，村落格局与聚落生成模式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4 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

4.1 儒家思想

宏村的基址在风水上属于“卧牛形”，整体形态与村内最大的水塘——月沼一样，呈牛胃一般的半月形。村人将村中的水圳比作牛肠，在吉阳河上架起四座木桥作为“牛脚”，村头红杨、银杏树各一株算作牛角。这除了与何可达勘定的地理风水形式“卧牛形”有关外，与传统文化中对牛的崇拜也不无关联。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是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社会，手工业、商业并非如资本主义社会那般享有地位。如中国古典著作《管子·小匡》中记载：“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在先秦时期便奠定了农业在社会中的地位，并将其提高到朝庭命官之后。因此，中国古代人民对于代表农业社会的牛形图腾进行仿效，便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月沼的面积正好是整个村落面积的十二分之一，这归结于村落对于宗祠的向心力。因为作为汪氏宗祠的乐叙堂便在月沼旁，村落以此为中心进行物理上的扩张。此外，月沼与祠堂的布置也是场所精神的体现，在宏村中鲜有如池边广场那样开敞的空间，于是此地也当之无愧地成为村民活动的中心。

村落与月沼的半月形也印证了“花开则落，月满则亏”的朴素哲学，与儒家的中庸之道不谋而合。《史记·田叔列传》有云：“夫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也。”这就恰如徽商的经世哲学，如胡文照在西递绣楼题额上的“作退一步想”，它不仅体现在文化建筑如书院、牌坊匾额画卷上，也体现在建筑规划的巧思上。

儒家讲究天人合一，就像单德启先生在《从传统民居到地区建筑》中叙述的：“中国传统民居聚落的有机生长的意义，在于它尽可能地顺应自然，或者虽然是改造自然，却加以补偿，聚落的发生和发展都充分利用自然生态资源，节约资源，巧妙地综合利用这类资源。形成重视局部生态平衡的‘天人合一’的生态观。”[6]这就恰如宏村将西溪水引入村内，利用水圳引流到千家万户，而后又凿了南湖来蓄水。村人平素引水植树培补“龙背砂山”，满足风水要求。这是对自然水系的补偿，又是对自身发展的必要措施。

4.2 风水堪舆学说

风水堪舆之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在选址方面讲究“觅龙、察砂、观水、点穴”，要求在村址周围被山岭所围绕，呈现闭合的状态，有中轴线，最好景观对称，山形有层次者为上，其中又涉到左辅右弼和水口等概念[7]。这其实可以从景观与功能的角度来理解。举个例子来说，入水口由天门而始，经常需要树木来镇水，体现在具体的村落建设上便是园林，岩寺的水口园林便是这种由来。而出水口则以关锁为妙，在宏村中就是由吉阳山和东山将其闭锁的。风水学说的引导使得宏村相对封闭，而陆上路网虽然四通八达，而对外出口只有固定的四个，方便村民把守，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外来寇匪袭击，这也体现了宗族的排外心理。

水圳受风水学概念“引西溪以凿圳绕村屋，其长川沟形九曲，流经十湾……自西自东，水涤肺腑……乃左乃右，峰倒池塘”的影响，按照“引水补基”的思想的要求，村落水系的形态不仅符合西北高东南低的村落地形外，还要符合“曲”的要求[8]。“尚曲”在中国风水思想中也多有体现，《水龙经》曰：“直来直去损人丁。”同时认为水止的地方，气就可蓄。“水行则气随，水止则气蓄”，“水见三弯， 福寿安闲，屈曲来朝，荣华富饶”，这些都说明了曲水相对直水更受推崇[9]。从“曲水”在村落中的实际作用来看，蜿蜒曲折的水圳更益于水圳在村落中的均匀分布，方便全村人的日常生活用水。而且，宏村住户与水源的距离区间仅有60到100米，这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曲水带给村人的便利。除此以外，曲水分布对于水圳的水体进化也有相当大的好处，在折角弯处能够自然地阻滞漂浮物，有助于下游的用水。这一点，在唐模村的水体分布上尤为明显。

宗祠几乎贴近月沼建立，也是为了聚气藏风，因为晋代郭璞在其名著《葬书》中有云：“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代汉族人民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从这个角度就很好理解为什么本应作为疏散场地的宗祠门前只有一条两米见宽的道路，而这在徽州古村落中并不是孤例。可能因为风水学上的桎梏让其在月沼旁补偿性地开辟了一方广场。

从细节上说，街巷空间与住宅的入口处理也体现出风水学。因为街道上人行不息以为水，若入口为水所冲则为煞，立门前不宜见街口。于是发展出三种处理方式：八字形立门、照壁以及旋转一定角度，使得沿街的建筑外立面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

村内单体建筑上开窗高且小，虽有“暗室聚财”[10]之说，但实际用途也相当广泛，不利于攀附是为防盗，山谷积水下涌时难以流进室内，外观看则有厚重感，突出村落的严整秩序。

图3 宏村内部空间网格示意图

4.3 宗族观念

王小斌认为，传统聚落空间的中心与边缘的产生以及空间形态布局结构都是同营建主体的社会地位、宗族关系、家庭中的长幼排序等条件相吻合的。同时，正是由于营建主体的内在社会结构以及外在的社会网络关系，丰富了邻里情感和人文情态，它们之间相互交织、相互融合，并处于一种动态的演进发展之中，使聚落空间的营建表现出生命运动的活力”[11]。强调了宗族思想的最主要表现是宗祠。段进则基于宗祠分布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村落内部存在以血缘关系为特征的宗族界限”[12]46。

宏村的房屋不是正南正北的，多为南偏西，少数为南偏东(图3)[12]45。在属于宗祠的组团中，甚至连倾斜角度也与宗祠保持了同样的数值。而且，徽州处于北纬29°52′，日照角度偏大，若房屋正南则冬季阳光入屋距离不够深，而这种西南的偏向正好满足冬季采光，同时也能防止“谷风”对村民的影响。宗族祠堂朝向对聚落的影响可见一斑。

宗族思想作为一只无形的手，影响的不止是聚落规划，连房屋使用也有其影子。比如，宗族礼法中对于女性地位的贬低使得“中国传统住居有男性空间和女性空间的区分，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前堂后室，以中门为界”[13]。在徽州民居中，凡是在正中轴线上的建筑群例如正厅、上房等均谓正落，正落两侧的建筑称为边落。代表女性空间的女厅等都落在边落上，并且与正落不直接相通，只有通过避弄才能到达。

而且受传统农耕文明影响，徽州人民恪守的“落叶归根、薪火相传”的宗族思想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用家乡盛产的木材、砚台、茶叶等从外获得价值相当的财富回归故里支持建设。这种情感从哲理上分析是符合当代生态学生态平衡原理的，这也是徽州村落为何能够完美地体现建筑地域性魅力的原因。

5 结 语

村落的形成不是机械计算下的产物，普通的城市规划或者建筑设计大多自上而下，尤为考虑功能的合理性，严谨计算的结果是不混乱、不安定、不协调，使得建筑、规划的某部分拥有了“人”的要素。在普世的审美观念中，推崇比例、对称、韵律、节奏这些古典美的要素，但倘若所有空间形式上、高度上都保持了相当程度的一致性，那会使居住者的行为和感知在某种意义上被抹杀了，就像是人们常常觉得现代都市建筑缺乏安全感，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疏远，让人觉得冷漠。因此，城市聚落需要这种自下而上的反作用性，需要使用者对其所处空间进行设计改造，使每一处装饰、每一处造型、每一处结构、每一处材质都充满人的趣味性，这是无法被量化的，只能从文化哲学角度思考出一种传递感情的模式。事实上，无论是中国古典村落，还是西方传统聚落，都具有这种哲学上的特性；无论是中国的婺源、凤凰、腾冲还是雅典卫城、圣托里尼岛上的建筑群，都是远看或俯视下充满了秩序的严整性，细看却充满了“人为因素”。

中国传统哲学是这种人为因素的集合，也是影响徽州村落生成的重要动因。吴良镛先生在2002年参观宏村时由衷地感慨道：“错落有致。布局有方，家家流水，古建飘香；参观宏村，领悟规划理念之道。”他所谓的规划之道，可能就是这种游走于理论之外的哲学精神与人为因素，也是需要继续传承并演化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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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永近)

2016-12-26

中央文化产业发展资金专项资金项目“徽州名人故居及雕塑制作研究”(2079903)。

黄思琪(1991-)，女，安徽合肥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建筑设计与理论。

10.3969/j.issn.1673-2006.2017.03.013

TU-021;C95

A

1673-2006(2017)03-004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