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正义

毫无疑问，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尤其是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从来不曾有过一个词能像今天的“大师”这样极度时髦。它几乎令整个工艺美术行业都为之兴奋，为之倾倒，为之癫狂。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冒倾家荡产的风险 [1]，也要拥有“大师”头衔，进而挤进更高级别“大师”行列，是当下中国工艺美术界绝大部分人的追求与梦想。于是，各种名目繁多的“大师”，应运而生，接踵而至，堆积如山，数不胜数。如果以见报率、出镜率、口头禅等为标准，来评定新时期近四十年十大流行时尚名词的话，“大师”应该可以入列。于是乎，坊间一个流传已久甚广的幽默，我们便不得不相信了：在世界瓷都景德镇，一不小心，上个公共厕所就有可能遇到几个“大师”然而，到底什么是“大师”？“大师”的前世怎样？“大师”的今生又如何？学术理论界已经到了不能再腾挪躲闪的时候了。

古典文献中的“大师”

追根溯源，纵觀中国文化发展史，不难发现，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下，“大师”是个历史非常悠久、内容十分庞杂的文化史概念。早在先秦时期，“大师”即已被广泛记载，《诗经》《周易》《周礼》《春秋左传》《孟子》《荀子》等先秦文献都载有“大师”，即是明证。此后直到近代和现代，在我国数千年的文献典籍中，从来就不曾中断过对“大师”的记载。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浩瀚的历史文献也告诉我们，“大师”无论内涵还是外延，都不是一个确定性的概念。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典籍中的“大师”所指不同，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文献典籍中的“大师”所指也未必相同。经过对部分代表性古典文献中的“大师”进行初步的搜寻、梳理、归类、研究与解读，我们可以大致得出如下判断：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语境下，“大师”至少可以有五种解释：一个团体、两个官职、两种人。

其一，指大部队。在《周易 ·同人》中，即两次提到这种“大师”：“九五，同人，先号

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同人

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 ”[2]同义的“大师”，在《春秋左传》中也出现过，如定公四年十一月庚午，“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 [3]。

其二，古代中央三种最高官职之一，与太傅、太保一起并称为“三公 ”。这种意思的“大师”在《诗经》和《春秋左传》中都有。《诗 ·小雅》中有“尹氏大师，维周之氐” [4]；《春秋左传》则有“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 ‘世世子孙，无相害也。 载在盟府，大师职之” [5]。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大师”即“太师”。

其三，指古代一种乐官。在古文献中这种记载更加广泛，如《周礼》有言“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 [6]；《孟子》有语 “召大师曰： ‘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 ”[7]；《荀子》则有“修宪命，审诗商，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大师之事也” [8]。后来的《汉书》亦有这种意思的“大师”：“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 ”[9]唐代学者杨.在《荀子注》中说：“大”读“太”。

其四，对学者的尊称。司马迁在《史记》中最早记述了这种“大师”。在《史记 ·儒林列传》中有文：“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 ”[10]这种意思的“大师”，直至清代，总体上没有多大变化。如清代文人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就曾抱怨“大师”称谓之混乱：“二百余年来，讲堂茂草，弦诵阒如，词章俭陋之夫，挟科举速化之术，俨然坐皋比，称大师矣。 ”[11]而胡适则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第一句话便说：“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 ”[12]他在为“大师”的后继乏人表示担忧。

其五，原指佛的十尊号之一，后衍变成对僧人的尊称。《瑜伽师地论》卷八二有文：“解释次第者。谓能善教诫声闻弟子一切应作不应作事。故名‘大师。又能化导无量众生令苦寂灭。故名‘大师。又为摧灭邪秽外道出现世间。故名‘大师。”[13]而唐代房玄龄在《晋书》中则有如是文字： “（姚）兴曾谓罗什曰：‘大师聪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种少嗣。 ”[14]更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庄季裕在《鸡肋编》中的记载：“而京师僧，讳‘和尚 ，称曰 ‘大师。”[15]可见称僧人为“大师”，在古代社会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通过对上述古典文献和“大师”关系的大致梳理，不难发现，记载一个团体、两个官职之“大师”的古典文献更多的以先秦时期为主，而给“大师”赋予更多文化内含则始于司马迁的《史记》。

“大师”原本崇高而神圣

从古代文化语境和现代文化语境，分别考察前述五种“大师”，可以获知：其一，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语境中，从来就没有

产生过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 “大师”。其二，中国古代社会中的这五种 “大师”，后来发生了分化，有的彻底从当代语境中消失，有的则仍然活跃在当下。显然，第一种 “大师”，本来就不是一个固定指称，而是泛指，因而与本文的讨论无关，可以忽略。第二种“大师”和第三种“大师”，都可读为“太师”，皆是古代社会的官职称谓，当然前者为行政官职，后者则是业务（乐）官职，但是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中，它们都已消失，没有传承。值得关注的是第四种 “大师”和第五种 “大师”，它们不仅从古代一直走到今天，而且其内含与外延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史角度讲，通常意义上的“大师”，指的正是这两种人。换句话说，只有学者和僧人才配称之为 “大师”。

那么，当今的学术界和佛教界又是如何面对“大师”的呢？

谈到国内学术界是怎样看待“大师”的，使我想起了二十一年前，在《中国文化报》做记者时，遇到的一个尴尬事件。 1995年，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子诞辰 2545周年，当年北京要以召开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方式来进行纪念。为了获得一张难得的参会券，我以《儒学与现代化》为题，全方位地立体地对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做了一次长篇学术访谈。该访谈文章，先是全文发表在当年《文史哲》杂志第三期首篇 [16]，之后被同年的《新华文摘》第八期全文转摘 [17]，再后来又被次年的英文版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第四期全文译成英文发表 [18]。顺利参会自不必说，而且还荣获如此的学术殊荣。我心里十分清楚，所有这些都要归功于杨向奎先生非凡的学术贡献与学术地位 [19]。然而，当我带着胜利的喜悦和崇敬的心情再次拜访杨向奎先生，并情不自禁地称他为“大师”之时，杨先生不高兴了。他当时的一席话，令我记忆犹新。“我不喜欢这种称呼！我的老师顾颉刚先生和傅斯年先生都学富五车，却从没有称过‘大师。当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都是不可多得的大学者，人们只是称其为‘四大导师之一，也没有称‘大师。我怎么可以称‘大师呢？ ”杨向奎先生的话，使我想起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在 20世纪 30年代的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显然，杨向奎先生心中的“大师”，与梅贻琦校长所言“大师”，应该为同一级别的概念。巧合的是，当年在与季羡林先生、张岱年先生，以及汤一介先生、庞朴先生等一大批大学者接触中，也都得到过类似杨向奎先生的观点与说法。即是说，在学术研究领域，直至 2000年前后，仍然有着这样的共识：“大师”是个非常崇高而神圣的称谓，高文凭与高学历未必能成“大师”，教授或研究员也未必能成“大师”，甚至学部委员和两院院士仍未必能成“大师”事实上，直至今天，在学术研究领域，能称或敢称“大师”的人仍然十分寥寥。所有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内学术界对“学海无涯”的理解和敬畏程度！

佛教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作为外来宗教，在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它成功实现了华丽转身，并与中国土生土长的儒、道一起，共同构建了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体系。在中国文化史上，佛教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崇高地位。对佛教历史与现状研究甚少，使我难以发表更多的看法。但是，六年前的一次机缘，使我与台湾佛光山以及星云大师结下了不解之缘。 2010年5月，“星云大师一笔字书法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这在星云大师的大陆文化之旅中，具有“破冰”性的重大意义。因为此前星云大师的一切活动，哪怕是文化活动，都被严格限制在首都北京以外。为了配合这次重大文化活动，我有幸参与了《星云大师一笔字书法（特辑）》画册的策划与出版工作 [20]。六年来，对台湾佛光山是如何慎重看待“大师”的，我还是有所了解的。在佛光山体系里，除了星云被称为“大师”之外，其他人统统都称为“法师”！而我自己从来没有听到星云自诩“大师”的[21]。巧合的是，本文前引佛教经典《瑜珈师地论》，其翻译者是唐代大名鼎鼎的玄奘。有意思的是，在该出版物的封面上，给玄奘标示的并非“大师”，而是“法师”。“一斑而窥全豹”，与学术研究领域一样，“大师”在佛教界同样是崇高而神圣的。这种现象亦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佛教界对 “佛法无边”的理解和敬畏程度！

当“大师”等同于手艺人

显而易见，我國古典文献中所记载的五种“大师”，都与手工艺人和手工艺行业无关。值得注意的是，以古代手工艺或手工艺人等为主要记载对象的相关历史文献，除了偶尔记载几个手艺人的姓名外，同样难觅“大师”踪迹。如果一定要从历史文献中找出点文化传承关系的话，恐怕只有《周礼》等文献中记载的第三种“大师”即“古代乐官之长 ”，多少与古代手工艺人挨上一点点边。因为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乐”与工艺美术同样属于艺术的范畴。但是，从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内容构成看，《周礼》实际上是一部以叙述先秦时期各种官职及其相应职责为主要内容的典籍。“大师”只不过是“春官”诸多官职中的一种，而与古代手工艺关系更加密切的《考工记》，却被列入到 “冬官”里[22]。基于以上事实和分析可知，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手工艺人总体上被排斥在“大师”之外，是个不争的事实。

然而，我们都知道，人类文化的创造、保存和传承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以文化典籍等为主的文人文化，一种是

以工艺美术品等为主的民间文化 [23]。即是说，在人类文化的创造、保存和传承过程中，作为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等四大主体职业体系之一的“工”——手工艺人，及其创造物或制造物，本来就占有不可小觑的半壁江山。 1989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60卷本的《中国美术全集》，所收作品的一半多都出自古代手工艺人之手，即是明证 [24]。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数千年来，特别是文人士大夫逐渐占据了绝对的话语权以来，手工艺品与生俱来的民间性、乡土性、实用性等特征，致使其一直被主流文化视为“下里巴人 ”之作，备受歧视、贬损与排斥。因此，在古代文人士大夫笔下，“大师”不包括古代手工艺人，就不足为奇了。然而， “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从人类文明发展史角度讲，这种“大师”无疑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重大内含缺陷和重大历史错误。古代文人士大夫之偏执、狭隘，乃至狂妄与自大，昭然若揭。

“大师”之内含与外延的突变，始于 20世纪 80年代。这与当时发生的两个重大事件有关。一是 1988年“中国工艺美术家大师” [25]的评选，二是差不多同时期公布的棋类“大师”和“特级大师”的称号 [26]。显然，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下，首次将手工艺人和棋手等纳入到“大师”范畴，是对上述几千年中国文化史之缺陷和错误的一种重要弥补和强力纠正。这种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与时俱进的做法，为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大师”注入了新的内容，它体现的是一种文化公平，无疑是值得赞赏的创新之举。时代变迁与语言变迁之间有着相当深层的关联由此可见一斑。

而事实上，近三十年来，在庞大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群体里，确实也不乏“德艺双馨”而令世人尊敬、让历史铭记的，甚至完全可以与历史上的“大师”比肩的“大师”。他们以天然原材料为主，采用世代相传的精湛的传统工艺和技术，以手工制作为主，创造出了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具有历史文化传承意义，并自成风格和流派的作品他们的“巧夺天工”，不仅有效地继承和发展了我国传统的物质文化，而且还有效地传承了我国极具文化价值的非物质文化。从他们身上我们隐约看到了“古代乐官之长 ”的丝丝影子。

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是，与学术界对“学海无涯”和佛教界对“佛法无边”的深深敬畏不同，我国工艺美术界似乎对“艺无止境”缺乏足够的理解与敬畏，“大师”的泛滥即是明证。近三十年来，中国工艺美术界在面对“大师”时，无论是评定者，还是被评定者，总体呈现的是一种“无知者无畏”的“文化缺失者”情状，而且越往后越肆无忌惮。在全国各类、各级之不规范的名目繁多的“大师”评定的作用下，已经造成真假难辨的“大师”“满天飞”。从人类文化发展史角度看，这无疑是一种“文化灾难”，其一直不被主流文化所认可也在情理之中。不仅如此，经济学“木桶原理”还告诉我们，泛滥的“大师”必然导致“大师”文化含量的急剧下降。事实上，“大师”的泛滥，已经使“大师”从内含和外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数千年中国文化史为“大师”所积攒的深刻文化与历史内含即将被稀释殆尽，“大师”曾经拥有的崇高而神圣即将消失。客观地讲，当下的“大师”已越来越与普普通通的手工艺人没有太大差别。“大师”即是手艺人。真是“此大师，非彼大师”啊！如果中国工艺美术界不能立即悬崖勒马、改邪归正，“大师”很可能会与“小姐”一样，当其极具优雅而高尚的内含被逐渐磨蚀之后，距离其成为众人皆不齿和不屑的负面用语已经为时不长了。届时，“大师”的掘墓人一定是中国工艺美术行业自己。有所区别的是， “小姐”的变质是在完全非官方化过程中实现的，而“大师”的变质却有着十分明显的官方助推因素。而这可能是当年的决策者所始料未及的。“大师”的蜕变告诫人们，任何决策都要有历史性和预见性。

值得庆幸的是，对于“大师”突变，以及“大师”乱相，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新闻界“连篇累牍”的报道与批评，即是一例。其实，对“大师”突变和乱相，更深层次的忧虑，还是来自工艺美术行业内部。因为这些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颠覆与损毁，更是对一些真正具备“大师”气质的工艺美术人的玷污。中国工艺美术，绝不能因为一个不恰当的称谓，影响到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这是行业内有识之士的共识。本文的撰写其实是在完成这些有识之士的嘱托。

“会员”比“大师”称呼好

提出问题不易，解决问题更难。显然，从艺术文化学角度论述“大师”的前世与今生，并非本文的最终目的。试图从数千年中国文化发展史角度出发，为当下混乱不堪、病入膏肓的“大师”，进行可能的诊断，进而找寻一条切实可行的治愈之道，才是本文撰写的真正目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等都是我国当下覆盖面很广、影响力极大的社会组织。在这些协会里，不乏振聋发聩的大家人物。然而，在这些组织内外，人们从来不曾称“大师”，只称 “会员”。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我的同事莫言先生，就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就中国工艺美术而论，它既是美术的，也是民间艺术的。因而，如果将其从业者纳入中国美术家协会，或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是

个不错的选择。当然，出于中国工艺美术家队伍之庞大与特殊，他们既不完全等同于民间文艺家，也与美术家有所区别，

因而独立建构全国性的“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协会所有成员一律称 “会员”，或许是使其 “名正言顺”的切实可行之办法。

“名正言顺”，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早在二千五百多前，提出的著名论断。其实，孔老夫子当时讲了一大段话，为论述之需，不妨照录于下：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27]可见， “名正言顺”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此时此刻，我只想借用另一位文化圣人鲁迅先生的“救救孩子”，来呼吁“救救大师”！绝不能让“大师”重蹈 “小姐”的覆辙！

注释：

[1]在景德镇，的确流传着“大师”评选中的“明码标价”，省级大师需100万、国家级大师要1000万。数字可能有夸张，但是在中国工艺美术界，花钱买“大师”

的現象，却是客观事实。参见瓷器的官场生意[J].中国经济周刊.2013（7）.

[2][4]周易 ·尚书·诗经[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12，52.

[3][5]春秋左传[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345，78.

[6][22]周礼 ·礼仪[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41.

[7][27]论语 ·孟子 ·孝经 ·尔雅[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12，51.

[8]荀子 ·王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36.

[9]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23.

[10]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3124—3125.

[11]陈康祺.郎潜纪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4：169.

[12]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A].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1.

[13]玄奘法师译.瑜珈师地论[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240.

[14]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502.

[15]庄季裕.鸡肋编[M].涵芬楼本.

[16]参见文史哲.1995（3）.

[17]参见新华文摘.1995（8）.

[18]Confucianism and Modernization——A Dialogue Between Yang Xiangkui and Hou Yangxiang，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96.NO.4.

[19]关于杨向奎先生的学术贡献与学术地位，请参阅杨向奎著《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哲学与科学：

〈自然哲学〉续编》等专著，和李尚英编《杨向奎学述》，以及杨向奎先生大量发表在《禹贡》《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哲》等杂志的学术论文。

[20]参见星云大师一笔字书法（特辑）[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21]关于星云与台湾佛光山以及世界佛教、中国佛教文化等的关系，请参阅《星云大师传》以及《星云八十年》等相关出版物。

[23]民间文化，当然不仅仅指工艺美术品，它还包括民间文艺等许多内容。然而，比较而言，在保存和传承上，工艺美术品比其他民间文艺等更便利和突出。

[24]参见中国美术全集[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此外，参见拙文技进乎道与中国工艺美术[J].陶瓷研究 ·中华陶艺.2016（10）。

[25]景德镇陶瓷大学周国桢教授，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1988年和1993年的评委。根据他的回忆，1979年评选了33人，景德镇有王锡良入选。但1979年叫“中国工

艺美术家”。在1988年的评选会上，当时分管此事的轻工业部一位副部长，认为“家”不够响亮，有人提议用“大师”，结果被会议采纳。从此，“大师”在中国工艺美术

界畅通无阻。当时还追封了1979年评选的33人为“大师”。

[26]据了解，国内棋手评“大师”和“特级大师”荣誉称号，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目前，仅中国象棋，获得“大师”称号的不到300人、获得“特级大师”称号

的不到50人。与运动员等级评定相比，“大师”相当于“运动健将”，“特级大师”相当于“国际级运动健将”。总体来讲，棋界封“大师”和“特级大师”非常严

谨，只有获得全国比赛冠军者才有资格获得“特级大师”称号。

侯样祥：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责任编辑：李松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