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地区乡村酒宴的人类学研究

吴寒婵

摘要：贵州省黎平县黄岗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侗族村寨，在村民的日常交际中，酒宴是一项非常普遍的沟通交往方式，交往的渠道主要是通过建立在互惠基础之上的礼物交换而得以实现。而酒宴作为礼物交换的主要表现形式又体现了当地的血缘、姻缘、地缘甚至是业缘关系，从而成为黄岗侗寨文化之网建构的重要纽带。

关键词：侗族；酒宴；礼物交换；互惠

中图分类号：K8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7）01-0118-04

近年来，人类学界对“礼物”的探讨热度不减，但不论是礼物的经济价值还是其内在所包含的功能意义都随着时代的发展得到进一步的更新。莫斯及马林诺夫斯基等学者都曾对“礼物”做过不同角度的论述，莫斯在《礼物》中展现了一个社会是如何通过礼物交换来维持其秩序的，他在书中“对原始社会或古式社会中的交换现象和契约现象加以描述”[1]4，并通过对夸富宴的分析提出了“总体性呈现”的概念。而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则是通过考察“库拉”这种交换形式，提出了互惠原则[2]。此外，阎云翔在《礼物的流动》一书中亦阐述了礼物交换体系中互惠原则所发挥的重要作用[3]。众多对于礼物的分析与讨论还在不断的进行着拓展与深化。

在中国，礼物的交换最常发生在酒宴当中。千百年来，旦逢大事宴请宾客已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习俗，在以利益至上为中心的经济活动日益繁盛的今天，传统习俗不断受到冲击，但宴客习俗作为文化的载体在乡村地区依旧保存完好。宴客习俗在不同文化的规约下展现出了其独特的意义与价值，其间所呈现的不仅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而且还可以展现出地方制度的有序化场景与地方文化之网编织的历程。

一、黄岗侗寨“酒宴”的个案调查

黄岗村是一个传统的侗族村寨，民族特色显著，在村民们的日常交际中，宴客虽是一项非常普遍的沟通交往方式，但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出生到死亡，村民一生之中的大事大多会以酒宴的形式来分享给亲朋好友知晓。黄岗村最传统的酒宴有七种，分别是出生宴、满月宴、生日宴、升学宴、婚宴、建房宴、以及丧宴，除了这几种酒宴外，现今随着村民与外界社会的接触交往日益增多，当有游客来到此地时，村民有时也会置办长桌宴来接待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

七种传统酒宴在内容与形式上互有差异，但礼物却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在过去，村里以钱为礼的人很少，最开始是因为经济条件所限，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绝大多数村民没有多余的钱用来送礼。当时宴客的范围也不大，最多只会邀请亲戚来吃酒，而亲戚会象征性的送一些礼品，例如米和酒等。但现在情况却截然不同，不论红白喜事，来参宴的客人几乎都会送礼，虽然送礼金额没规定，但一般来说，最低是五十元。村里还有少部分人不送礼，他们则会被村民认为是小气之人。亲戚除了送礼金，还会送米送酒，而且相比其它客人，亲戚无论是礼金还是礼品都会送得多一些。客人所赠的礼物主人家都会一一记在账簿上，不仅是为了方便统计总金额，还有一个原因是当下回别家办酒宴时好根据账簿上的记录回礼，就礼金而言，回礼一般会在所记录的金额上涨十块以上（例：这次B家办酒宴，A送B礼金100元，下次A家办酒宴时，B一般会回A礼金110元甚至更多，但如果B办酒次数才一次，A办酒却有四五次甚至更多时，B回的礼金便会比之前少）。

表1七种传统酒宴详情表

酒宴类别宴客时长宴客形式客人所赠礼物礼物内涵

出生宴两天大宴，较为隆重，会邀请亲朋好友及村民，主人家一般会杀一到两头牛，如果不够的话还会杀猪，数量视情况而定。钱、糯米酒、生米熟饭（糯米）、糖、生鸡鸭蛋酒和糯米饭：都是当地特产，可以用来宴客。鸡鸭蛋：蛋白质丰富，可以给小孩及大人补充营养。

升学宴两天同上钱、生米熟饭、糯米酒同上

婚宴两天同上钱、被子、毛线鞋、糖、酒、生米熟饭同上，被子、毛线鞋：作为女方的嫁妆。

建房宴两天同上钱、生米熟饭、糯米酒同上

丧宴不固定①① 根据当地传统，下葬需挑吉时，从去世到下葬甚至会时逾半月，期间主人家会一直请亲戚吃饭，直到下葬当天会宴请所有村民以及亲朋好友。同上钱忌送食物，会带有讽刺意味。

满月宴（小孩出生满一个月）一顿晚宴小宴，形式简单，只邀请亲戚来吃饭，主人家会杀猪宴客，偶尔杀牛。亲戚几人共买一份普通礼物，关系亲近的会送钱。

生日宴（大多是年纪小的孩子）一顿晚宴小宴，形式简单，一般不会宰杀牲畜，如果办得隆重的话会杀猪。玩具、糖果、钱

除了以个人的名义送礼，有时团队也会送礼。黄岗村共有五个鼓楼，每个鼓楼都有歌队，而歌队会作为一个小团体送礼，村民办酒宴时歌队里的每位成员都要出二十块集资当做礼金，这种习俗是寨老规定的，算是一份心意。此外，村委会与鼓楼也会送礼表达心意。

当客人参宴回去之时，主人家会把剩菜或者生肉放在木桶里赠给客人以作谢礼，而对于没能来参宴的村民，主人家还会亲自带着谢礼上门。

黄岗村村民吳玉贤一家便因为儿子吴学飞考上大学而办酒宴客。吴玉贤一家共有四口人，除了夫妻二人外，膝下还有一双儿女。家里有几亩田地，收获的粮食基本上能满足一家人一年的温饱，收成好的时候还能有富余。此外还会有一些额外的经济收入，吴玉贤平时会上山采摘或向村民收购一些中草药拿到县城里去买，这些收入使他家的经济水平在村子里处于中等。儿子考上大学是一件大喜事，因为村子里考上大学的人很少，办升学宴不仅是为了与亲朋好友分享喜悦，还让一家人都非常有面子，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会得到提高。

办酒那天是提前挑选好的良辰吉日，天刚微亮，本地外地的亲朋好友便陆续赶来，更远的客人则在前一天已到达。他们都备有贺礼而来，而记账人则会把他们的住址、名字以及礼物记录在册。吴玉贤一家人也很早就起床迎接客人、准备食物。清晨，他们便请来村民帮忙杀牛杀猪用来宴客，这是村子里非常隆重的待客方式。开餐时，十位客人围坐一桌，桌上共有四道菜，主菜是牛瘪炒牛肉、血红（生猪肉拌生血），这是当地的特色食物，另外还有南瓜汤以及青椒炒肉两道配菜，此外，米酒也是必不可少的。席间言语欢畅，其乐融融，推杯换盏间宾主尽欢。客人吃完饭回去之时，主人家还把剩菜打包赠给客人当做一份回礼，虽然礼轻，但里面包含的是一家人深深的谢意。

通过对礼簿的统计，礼物总共有307份，302份是以个人名义，4份是以团体名义，因为礼物的交换不仅会发生在个体之间，也会发生在集体之间。其中有226份礼物只是礼金，有71份除了礼金，还多送了一桶饭，有9份多送了一桶饭与一坛酒，还有1份多送了一桶饭、一坛酒与一条烟。本村的所有村民几乎都有赠礼，而外村赠礼的客人分别来自朝里村、乜洞村、四寨村、平天村、岑告村、小黄村、岜扒村、独洞村、高额村、昇盘村、觅洞村、寨高村、根洞村、高构村、杀亚村、吕孖村、贵迷村以及黎平县，基本上都是本村周边的村寨。这些礼物不仅是心意的表达，还为吴玉贤一家缓解了不同方面的压力。米饭米酒可以当场用作宴客，免去了主人家再耗费人力物力去做饭，而所收礼金则解决了经济方面的困难，儿子去上大学所需的学费、路费以及生活费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即便家里能凑齐这些费用，家庭生活的秩序也会突然被打乱，很长一段时间无法恢复到平衡状态。而办酒宴能在短短几天内聚集到一大笔资金，可以解决孩子的读书问题，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

二、酒宴中的“送礼”与“回礼”

在乡村地区，酒宴自古以来就有，但以前村子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社区经济不甚发达，虽然客人也会送礼，但是不以现金为主，而是以米、酒、肉、饭、蛋等物质为主，这也是一种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特有的资助方式，可以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但现在村民所遇到的难处比以前明显复杂得多，物质所能解决的只是一小部分困难，大多数情况下都需要现金，因此送礼也逐渐转变为以经济为主，物质为辅的方式，这种方式能使没存款的家庭也可以通过办酒宴暂时解决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但礼物的流动不是单向性的，它会通过其它的方式最终流转回原处，因为“交换与契约总是以礼物的形式达成的，表面上这是自愿的，但实质上，送礼和回礼都是义务性的”[1]3。酒宴实质上是一种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礼物交换，而在这种循环往复的交换中，人与人、集体与集体之间的交流以及人际关系的建构维系得以存在。但不只局限于酒宴，乡村社会中的礼物的交换是普遍性的，不会孤立的存在于一种形式中，莫斯就曾提到古式社会的礼物交换“并不仅仅限于物资和财富、动产和不动产等等在经济上有用的东西，它们首先交流的是礼节、宴会、仪式、军事、妇女、儿童、舞蹈、节日和集市”[1]7。与现代礼物交换浓厚的功利色彩不同，古式社会的礼物交换更强调个体以及群体对仪式的参与和对意义的共享[4]。这与如今乡村社会的礼物交换有着内在的相似性，经济利益不是村民之间进行礼物交换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所追求的结果往往要简单得多。乡村酒宴中亲朋好友会互相帮忙办酒，而在南方的一些村寨中，到了农忙时节，村民要收割稻子时如果人手不够通常会请人来帮忙，而左邻右舍只要有空闲都会来帮忙收割，主人家则会准备好饭菜款待他们，待这些被邀请者家里需要收割时，其他人也都会不遗余力的去帮忙，互帮互助使各家各户的稻子都能及时又有效率的收割完。这种劳动的交换是他们世代积累下来的经验，使他们的生产生活能以一种独有的方式保持稳定延续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相互之间的互惠。而大部分交换关系实际上都是通过实现互惠原则来维持的，互惠原则在礼物交换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逐渐变得更加丰富。人情伦理的多样性可能造成“回”与“给”在形式、数量等方面的不平等，因此出现了互惠的多样性[5]。

互惠是交换的重要基础，而礼物交换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整个乡村社会的秩序运行，却不只是因为互惠的存在。还因为每一个村子都是一个熟人社会，这样的社会存在一种契约关系，使村民之间能相互信任并可以有预期报答。费孝通先生曾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作了理论上的分析与归纳，并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他认为中国乡土社会与西方社会不同，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加强，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6]。”村民长期以来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当中，村子中的每个人都相互熟悉，这是因为我国西南许多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都实行严格的内婚制度，规定本族禁止与外族通婚，而且由于以前经济交通皆不发达，通婚范围在一个基本固定的地域范围之内，长期以往，其地理、历史及人文等因素致使乡村社区成为了一个以血亲姻亲为主共同建构的关系社会。但不只局限于此，大多数村落都有固定性，人的流动性低，即使有外出务工的，也是成群结队的去往同一个地方，这种地缘甚至是业缘都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村民在本民族文化的影响下有着相同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这些都指导和规约着他们的行为。绝大多数村民尤其是老人心中都有乡土情结，他们不会随意搬家，即使曾远离故土，最终还是会回到故乡，这便是村民之间相互信任的根源，而这种信任保证了交换的持续进行。社区中的所有人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可能相互孤立与分离，只有不断地粘合与团结，不断地密切关系，他们的生活质量才能得到提高。而在这样的社区背景下，乡村地区的酒宴才可以一直存在。

三、酒宴编织起乡村社会的文化之网

社会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在《石器时代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互惠交换使用的范围是由两个端点（慷慨互惠、消极互惠）和中点（等价互惠）决定，慷慨互惠与消极互惠所呈现的正是极端的礼物经济与商品经济，但它们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可以通过“亲属关系距离”实现转换“近亲之间近于分享，契合慷慨互惠，而对远人与非亲属则是对等交换或诈取[7]。”这种互惠体系对现代社会诸多现象皆可解释，例如绝大多数社会集资其实是建立在利益甚至诈骗之上的商品交换，企业以高额利息诱惑群众投资，而群众为了得到更大收益而参与其中，这种商品交换的双方都以获取利益为最终目的，企业与客户之间仅靠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然而这种经济链条却并不稳定，中间某一环节一旦出现空缺，企业与客户的关系便会马上破裂，经济也随之崩溃。而破裂的原因是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姻缘作为基础，没有相互的认同关系，企业与客户双方达不到完全的熟悉与信任。另外，这种经济市场下的商品交换和乡村社会中的礼物交换之间的理论思辨亦可用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来阐释。在经济社会关系中，形式主义者将“实际的社会过程、经济过程或政治过程抽离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多样的历史关系”[8]。他们忽视特定的历史范畴和社会形态对人们行为的影响，而是将个体的理性选择上升到了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的知识形式，他们的一切交易行为都是一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非人格化交易”。而实质主义却强调特殊性，并认为经济行为总是在文化习俗、日常生活、政治制度及法律的规约下发生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之中，其中所呈现的社会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9]。乡村地区的酒宴正是有着血亲、姻亲、历史、地域及文化认同关系来作为支撑才可以长期延续，并维持着社会的正常运行。

总而言之，在某种意义上酒宴是乡村社会的凝聚力、相互支持力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之一。村民处在不断地送礼——还礼、欠人情——还人情的礼物互惠过程中，这体现出的是一种人与人、集体与集体甚至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互动，不仅推动着乡村社会的发展，还使这种发展成为了一种常态。没有这种交换过程，社区便会缺少凝聚力而终将变得涣散。

四、结语

在侗族地区，人们不看重酒宴的铺张，但看重酒宴的人情，你来我往，我来你往，在你来我往中化解以往的誤解与不愉快，在我来你往中增进友谊。也正如侗族民间有句俗语所说的那样：“亲戚是走出来的，越走越亲昵”，即使是亲戚，但如果不走动，就不是亲戚了。如果走少了，亲戚关系也就疏远了。

在侗族地区，文化之网是靠“走出来的”，相互的交往行为就是在编织乡村社会的文化之网。不论是侗族地区的“月地瓦”“吃相思”“吃新节”，还是“集体做客”“抬官人”“喊天节”等活动，都构成了一个流动的社会场景，这个流动的社会场景在不断地编织起侗族地区的文化之网，也即是在不断地对地方社会秩序进行有序化，从而建构起来具有独特个性的地方性社会。

参考文献：

[1]马塞尔·莫斯.礼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4.

[2]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航海者[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

[3]阎云翔.礼物的流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4]张露.从礼物交换看马塞尔莫斯的交流传播观[J].今传媒，2015（5）.

[5]王俊杰.人类学视野中的礼物世界[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6]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40.

[7]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224-227.

[8]汪晖.是经济史， 还是政治经济学[J].许宝强、渠敬东选编：反市场的资本主义[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7.

[9]马良灿.论经济社会关系视野下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范式的基本特征与重构[J].青年研究，2011（5）.

[责任编辑：刘兴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