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教中国化对净瓶造型与功能演变的影响

2017-05-26 23:07陈榕
景德镇陶瓷 2017年2期
关键词:中国化佛教民间

陈榕

摘要:本文以历朝历代的佛教发展特征为线索,探讨从净瓶的形制改变背后的原因,以净瓶为例阐述佛教中国化对器物形制与功能的影响。

关键词:净瓶 佛教 佛教中国化

古往今来,陶瓷都是人们生活实用的必需品,瓷器一直承载着古代世界各地不同的的文化、习俗、制度、宗教等等诸多文化因素。其中很大一部分文化因素都在陶瓷的功能和造型上反映出来。宗教便是重要的一部分,而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与陶瓷的联系更是紧密。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逐渐地渗透到人类经济生活和风俗习惯中,陶瓷则是这一渗透的具体形态。一方面宗教的传播将宗教相关器物带到中国,将富有宗教含义的形象带到了器物上,另一方面隨着宗教的本土化及宗教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僧人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使得器物的功能和使用方式发生了改变。本文将从佛教的传播和本土化这一角度出发,以净瓶为例,将佛教传入中国后,进行的本土化的历程和陶瓷器物相结合,探析佛教对陶瓷使用方式及功能的改变。

一、净瓶的起源与功能

净瓶在中国最早出现在东晋法显的《佛国记》中,其中记载道:“……商人大怖,命在须臾,恐船水漏,即取粗财货掷著水中。法显亦以军持及澡灌并余物弃掷海中,但恐商人掷去经像……”[1]。《大唐西域记》中有云:“軍稚迦,即澡瓶也,旧曰“军持”讹也。”《释氏要览》中记载了:“净瓶,梵语军迟,此云瓶,常贮水,随身用以净手”。我们从以上诸文献中可得知,当时净瓶是僧人云游四方时随身携带,用之来存水以备饮用及净手,其梵语曰军持。虽然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东晋时期的军持,军持传入的确切时间和形态已不可考,但净瓶很有可能是由法显西行从印度将佛经,佛像等一同带回,此时的净瓶对中国人来说应该更具有宗教含义。后世净瓶也作为佛前供器及南洋群岛伊斯兰教徒的日常用器。除了实用功能,净瓶还是密宗很重要的法器之一。后文将以时间朝代为线索,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为脉络,详细阐述净瓶功能和形制的演变。

二、净瓶特征及形制的演变

“法器”一词泛指佛教用具,也称“道具”。在怀海禅师编制的禅宗规范制度《百丈清规》中还专门有“法器”一章,为介绍禅门法器的使用制度。法器之所以称之“法”,是因为佛教用具中应该处处体现出教义的内涵及戒律的要求。法器是各类佛事活动及衣食住行的日常用具的统称,其中分为僧尼自备的随身器具和举行佛事活动的礼佛器具。其造型以细长颈,颈部有一轮型圆盘,肩部有一短流。

其造型与功能变化如下表:

三、佛教的中国化历程对早期净瓶形制的影响

公元1世纪左右,即两汉年间,印度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中国化的佛教渐趋形成,至隋唐臻于成熟,并陆续传入日本、朝鲜、越南及藏、蒙地区。作为外来宗教,佛教在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相互包容的过程中,不断地被本土化,而这一过程则在器物上亦留下了痕迹。净瓶随着佛教的传入也进入了中国,并在佛教中国化这一进程中发生了改变。自隋代至唐玄宗时,中国佛教相继形成了性、相、台、贤、禅、净、律、密八大宗派,其中禅宗是最为典型的中国化佛教宗派。禅宗的禅林经济始终以独立的自我经营为主,极少依附朝廷的资助和布施舍,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和保护的禅宗寺院得以迅猛发展。禅宗僧徒奉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则,开垦耕地,以农养禅。作为寺院中的汲水用具的净瓶成为僧侣日常生活中重要的饮水用具(图1)。

唐代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提到:“其作瓶法,盖须连口,顶出尖台可高两指,上通小穴,粗如铜著,饮水可在此中。傍边则开圆孔,拥口令上竖高两指,孔如钱许,添水宜于此处。可受二三升,小成无用。斯之二穴恐虫尘入,或可着盖,或以竹木,或将布叶而裹塞之”。[2]以上描绘了最初的净瓶的使用方法。

结合文中描述和唐代实物可知,此时净瓶仍然具有使用的功能,肩部的小口为竖立地,笔直朝上,其口为敞开式地漏斗形小口(图2),当僧人以手拖住颈部相轮直立地将瓶身放入水中时,肩部直立的小口便起到汲水的作用了。唐代净瓶顶部的小口,大多是逐渐变小的,如图中在口部制作两道突弦或乳状突(图3),使小口更适合与口部接触,直接饮用。腹部滚圆饱满,容量很大。底足为扎实的外撇底足,易于拿起放下,可见唐代净瓶重视其实用性。唐代出土的瓷质净瓶高度普遍在20~27cm之间,铜质净瓶为3 0 c m,可见唐代净瓶尺寸规格比较规范,既不是大到无法使用,也不会小到可以随意使用,得以保证了使用净瓶时的仪式感。

辽代佛教和北宋佛教一样总体接续隋唐五代脉络,但是在寺院经济的发展方面,就呈现出与北宋佛教完全不同的特点,首先是辽代佛教政策与寺院经济发展显著。其次辽代佛教僧人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空前提高[3]。

辽代时期的净瓶从造型上可以看出其使用方式以及形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由唐宋的饮水用的小口演变成盘口、花口、杯口等敞开式的宽口。而颈部也变细没有了相轮。肩部的汲水口变成出水的直流。两口的形制和用途都完全颠倒。从北京顺义辽净光舍利塔基和辽代墓葬所出同类产品可知,它是作为佛教用品和明器使用的。瓷净瓶在墓葬、塔基、石函和窑址中都有出土[4]。

四、佛教民间化对净瓶功能性质及造型的影响

印度佛教向中国的传播及由此而展开的中国化是从精英和民间两个领域呈现出来的。精英层面的佛教以正统的佛教经典系统的哲学理论作为支撑,主要在理论层面上印度佛教的中国化。民间领域的佛教传播和佛教中国化更强调神灵信仰及与此相应的感应灵异等神秘化和功利化追求,在民间文化特别是传统风俗等因素的影响下,更加全面、彻底地对印度佛教作了改变,并成为适应民间需求的佛教信仰[5]。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中窥见一斑,静志寺和净众院两座舍利塔塔基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佛教文物,其中包括共出土了28件净瓶。从塔基中的铭文可知,部分器物为定州上层人物及其他寺庙所捐赠,用以随葬。值得注意的是,静志寺塔基东壁画上绘画了供养人及其仆人,身着华服,手捧供品。而塔基券门东西侧则绘有天王像[6]。从民间佛教神灵信仰上讲,民众佛教信仰体现的主要是对大乘佛教诸佛、菩萨、天王的崇拜。从民众信仰神灵的流行程度看,神灵的职能与生活越密切,民众信仰的程度就越深。两座舍利塔实际上是反应了民间佛教的佛塔崇拜。佛塔信仰被赋予了很多的灵验与功德色彩。民众佛教的佛塔功德崇拜非常明显,功德等活动就是祈愿的前奏和基础[7]。

以河北兩塔基出土的北宋白釉莲纹龙首大净瓶(图4)为例,改瓶高60.5厘米,体型巨大,如此大的净瓶必定不是用于僧人日常生活的,而是特地为宗教法事所制作,或是作为供器而放置的。同时出土的有夔金银净瓶(图5),高26.8,腹径11.4厘米,插簪长14厘米。出土时口部插一鎏金银簪,簪头为一佛像。值得注意的是颈上圆盘面有铭文“张氏李氏刘氏王氏崔氏梁氏张氏□□吴三弟子愿生生供养”,明确表明了该银净瓶为民间家庭或者村落多人所共同供养的。此时的净瓶是作为供器而存在,被信徒赋予了功德和祈愿之心,已经不具备使用的性质了。

及至元代,元代鼓励佛教的发展,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都颇为兴盛。汉地佛教仍以禅宗为主流。由于蒙、藏的特殊关系,元朝君王尤重藏传佛教,将其宗教领袖由国师提升为帝师,建立起元代特有的帝师制度,使藏传佛教及其领袖具有了崇高的社会地位。虽然将藏传佛教定位国教,但是对于其他宗教也不排斥,采取的是宽容的态度,此时民间宗教也在兴旺的发展中。

此时,净瓶在中国已成为三供之一的供器。现存图像版画资料中有至元六年刊刻中兴路资福寺刻印《金刚经注》中有一套朱墨套色图文(图6),图中有佛教人物和供桌,桌上便有“五供”——一个香炉,一对烛台,一对净瓶。供器是供养人赠送给神灵的礼物,目的是得到祈求的一切,因此其功利性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的供器多数用以供奉道教神灵,其次为佛教及民间神灵。元代此种香炉花瓶成套出土的情况非常多,萍乡窖藏,四川三台,湖南、浙江青田等遗址皆有出土。此时,花瓶与净瓶已无明显区分,其用途都是供瓶。江西萍乡市富田乡窖藏的此对瓶底部书“宗”字,炉底书“宗位”二字(图7),可想而知,当为祭祖用具[8]。著名的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瓶便是供器之一,其中铭文记载了“胡净一元帅打供”。据考证星源祖殿为婺源灵顺庙,它是供奉五显神的第一个庙宇,而五显神的信仰是宋元时期南方地区最具特色的民间宗教现象[9]。青阳县庙前镇团结村出土的元代青花玉兔纹净瓶一对(图8),与萍乡窖藏相比腹部变得要饱满很多,以配合画面的完整,颈部的相轮表示它还是由净瓶演变而来(图9)。当我们将瓶座移开时,可以看见瓶底部没有绘画纹饰,可见器座与瓶身是连坐一体设计的,是作为供器来进行设计的。可以说此时,净瓶完全演变成了供瓶,而且并不是佛教独有独用的,而是从祭祀到民间宗教都可以使用的供器。

五、结论

本文探讨了佛教中国本土化是如何反映到器物造型和功能的演变上的,由于明清时期的净瓶造型和功能的变化不属于佛教本土化的原因,故不做详细讨论。净瓶,作为异域器物随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其造型和功能随着佛教一同中国化、民间化和世俗化。隋唐时期,寺院经济繁荣,农禅制度则要求僧侣自给自主,此时净瓶保留了其原本的使用方式和功能,完全是属于日常的汲水饮水用具。虽然如此,唐代高僧义净仍然严厉批评了净瓶的使用方式的不规范,指出“净”,“触”不分的问题。及至宋代,唐宋时期佛教民间化和世俗化趋盛,一方面宫廷热衷于举办法事,而净瓶则具有了法事用具这一性质。另一方面,民间佛教兴盛,信徒们则定制精美的净瓶以作为供奉器具,来修功德。但此时,净瓶在形制上没有较大改变。辽代的净瓶两个口部调换了,使用方式和形制都发生了较大改变。及至元代,净瓶已经完全成为作为三供之一的供器来使用,其用途大多是插花或是盛水。其形制和装饰仅仅保留了颈部的相轮,并且配上了底座,完全演变成了供器,属于花瓶的一种,其佛教涵义也大为消弱。可以说在印度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的时候,净瓶也与民众需求进行了融合,净瓶所蕴含的异域文化因素也逐渐被中国民众所消化。在整个演变过程中,净瓶具有了多种器物性质——随身具、法器、礼佛具,净瓶也从侧面反映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

参考文献:

[1]靳生禾.法显及其佛国记的几个问题

[2]丁鹏勃.军持源流考.中国历史文物.2007.1.P32

[3]魏道儒.辽代佛教的基本情况和特点.佛学研究.2008.P230

[4]董健丽.辽代宗教瓷器述论.北方文物.2009.2.P52

[5]宇恒伟.唐宋时期印度佛教的中国民间化研究.2009.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6]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8.P39~51

[7]宇恒伟.唐宋时期印度佛教的中国民间化研究.2009.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8]肖一亭.萍乡市发现元代青花瓷器等窖藏文物.南方文物.1986.1

[9]黄清华.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瓶考.文物.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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