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与应变：抗战时期宝鸡荣氏企业系统的构建

朱恩杰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荣氏企业申新第四纺织厂及福新第五面粉厂内迁来陕，并在西北地区创建了申新铁工厂、宝兴煤矿、宏文造纸厂等生产性企业，同时设置了申新电力厂、申福新职工小学、惠工中学等具有社会职能的机构，逐渐形成了一个企业系统。这一系统的构建是在抗战危机下的应变措施，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自给自足”的特点，从而为荣氏企业在大后方的发展提供了保证。应该说，这一相对封闭的企业系统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同时在建国后的西部建设过程中仍发挥着重要影响。

【关键词】抗战时期；宝鸡荣氏企业；系统构建

1938年8月，因支援抗战的需要，原位于湖北汉口的申新第四纺织厂及福新第五面粉厂（以下简称“申四”、“福五”）沿陇海铁路内迁至陕西宝鸡。荣氏企业[1]是近代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而唯一在抗日大后方坚持生产从而为抗战军民提供物资的，唯有宝鸡申新纱厂及其联厂，宝鸡荣氏企业无疑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更为重要的是，以其为代表的内迁企业，是西北地区现代化的先声，以申新四厂为中心的“秦宝工业区”带动了小县城宝鸡的经济变革，新中国建立后内迁企业的员工更成为西北地区开发的中坚力量。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八十周年的到来，宝鸡申新纱厂逐渐受到有关部门的关注，建成工业遗址博物馆的计划也被提上日程，亟需相关的历史研究。然而从目前的研究情况看，学界社会对其的关注与其所承载的历史价值远不相称，相关的研究领域存在较多的空白。本文试图从宏观上还原荣氏企业在西北地区的重建与发展情况，从而探究在战争危机下民族资本企业的调整与应变。

一、窑洞工厂的修建与内迁工厂的开工

1938年，申四和福五在宝鸡斗鸡台征地400亩，并于是年8月部分复工。1939年，日军开始集中轰炸陕西西安、宝鸡等城市，造成巨大的人员财产损失；同年10月，日军飞机轰炸西安，大华纱厂机器（包括申新出租与大华纱厂的十台纺纱机）全部被毁，这一防空形势受到经理李国伟的注意。李国伟受到陇海铁路工程局工程师吴凤瑞的启发，并在工业合作运动发起人路易·艾黎推动下，决定修建窑洞工厂，荣德生随后也发电支持。

窑洞工厂工程起初由申新建筑课挖掘，后交由内迁来陕的上海建业营造公司承包，但由于缺乏经验、施工难度大，出现了修建好的窑洞连续塌方的情况，李国伟及时电邀专家王秉忱与李启民来陕主持修建工作。但由于工程進展缓慢，上海股东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要求宝鸡厂放弃窑洞工厂修建计划，而采用多修建防空设施的办法。而事实上，位于沦陷区的上海总公司已经难以控制宝鸡厂，李国伟出于避免机器损失的考虑，决定继续修建工厂；同时考虑到此时敌后建筑材料价格不断提高，停止修建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在李国伟的督促下，窑洞工厂最终于1941年2月28日竣工，厂方将工厂2/3的设备装入窑洞工厂并于4月份正式投产。

宝鸡荣氏企业作为内迁至陕的最大民族工业，成为日机在宝鸡轰炸的重点，而因地制宜所建的窑洞工厂保证了机器的安全与申新福五生产的持续性。这座中国唯一的窑洞工厂同时成为抗战时期国内外友人参观的对象，曾被称为“中国抗战时期最伟大的奇迹之一”。

二、申新福新厂的上游与下游：生产性企业的创建

（一）申新宝鸡铁工厂的附设

战时宝鸡申四、福五的机器设备完全由汉口迁运过来，机器多有损坏或有零件部分缺失，加之部分可用机器由水路迁至重庆复建，迁至宝鸡的机器亟需修配与整理。[2]而西部地区交通设施十分落后，从外国公司进口零部件的渠道基本断绝，同时当时在西北地区能制造机器的工厂仅有雍兴公司西北机器厂。这些情况迫使申新四厂在迁陕之处便考虑设立机器制造厂的问题。

1940年李国伟邀请工程师李统劼主持铁工厂，并依靠由汉口迁来的老旧皮带机制造工具机床，至1941年初步具备生产能力。据统计，至1946年铁工厂制出粗纱机4台，梳棉机25台，并加制并条机、仿制豪猪式清花机，可见其在抢修被日军炸坏的机器、制造工作母机和制造专业设备等方面使企业基本实现了自力更生。

（二）宝兴煤矿的创建

申新、福五原动力部复建后，煤的供应成为亟需解决的难题。关中地区煤炭储量丰富，主要集中在渭北地区，但内迁的工厂多集中西安、宝鸡等关中西部与中部地区，存在产煤地与需煤地不匹配的情况，因而渭北煤炭的生产能力与渭北至关中的交通运输能力显得尤为重要。然而西北地区工业需煤量长期较小，加上陇海铁路通车后山西煤炭的竞争，渭北地区的煤矿长期未得到充分开采，与关中的交通仍停留在畜力阶段。抗战爆发后，虽然政府着力投资开采同官煤矿，交通条件也随之有所改善，但出于国家用煤的需要，国民政府设“煤炭统制局”进行统制分配，使得内迁的民族工业用煤荒进一步加剧。

原动力部原采用以木炭和木柴作为替代品的办法，但申四、福五的大量收购导致其价格暴涨，显然不宜用作长期燃料。在这种情形下，申新试图通过自己的力量解决煤炭的来源问题。1940年，工程师吴伽毅奉命调查关中北部煤矿的储量情况；在这一基础上，申新出资对白水西固镇矿区进行钻探并探明三个煤层；次年，李国伟便邀请大华纱厂经理石凤翔入股，共同创办了宝兴煤矿。宝兴煤矿所产为上等工业用煤，但仍因运输不便的问题被迫于1944年停产。

（三）筹建宏文造纸厂

抗战以前陕西省造纸工业发展缓慢，社会上所用纸张多为作坊所产手工纸。然而随着工业与高校内迁来陕，出现纸张供不应求的情况，导致纸价暴涨。1942年，宝鸡申新厂、福五厂的基础基本稳定，棉纱生产有所发展，纺纱所积累的废棉便随之有所增多，于是企业创办造纸厂便有了资金和原料支撑。

李国伟看中这一机会，便借林继庸率西北工业考察团下榻申新纱厂之机，取得了与于桂馨等造纸专家的联系。在获取设计图纸后，李国伟即开始筹建造纸厂。造纸厂建成后主要利用各纱厂废棉生产道林纸和拷贝纸，较其他造纸质量更优。抗战期间，宏文纱厂实际上是解决西北纸荒的唯一造纸厂，基本占据了陕西、甘肃两省的市场，产生了良好的企业收益和社会效应。

三、“企业办社会”[3]：具有社会职能的机构设置

（一）申新发电厂的运行

抗战前宝鸡的发电厂仅西京发电厂宝鸡分厂一座，难以支持庞大的工业用电，因而需由工厂自行解决用电问题，而申新四厂和福新第五面粉厂的电力设备因西迁途中遭遇洪水沉没江中。荣氏企业起初靠从大新面粉厂和陕西省农本局棉业改进所借来的木炭机发电，并促使申新纱厂在1939年复工，但随着申新铁工厂修复损坏机器的进程进一步推进，电力已经难以保证。

职员王阿庭曾在虢县听闻西北机器厂抢运火车头的消息，受此启发，他与瞿冠英提出了用火车头发电的构想。龚一鸥通过申请铁路局为申新厂修建专用线并申请租借火车头，将这一构想付诸实施。火车头发电与1940年7月运转起来，发电总量2000匹马力，基本解决了申新的用电问题。同年，申新原动力部动工，并于1941年初建成，发电3000千瓦，使得申四、福五全面复工。

申新发电厂建成后，不仅承担了本厂的电力供应工作，而且为内迁宝鸡的其他厂商（如维勤纱管厂、民康毛绵厂等）与宝鸡城内照明提供电力。申新发电厂实际上成为建国前宝鸡市最大的动力来源，拉动了宝鸡市的经济变革，为宝鸡发展成为一座工业城市提供了基础。

（二）文教事业的创办

陇海铁路修成后，日占区的难民尤其是河南地区的难民大量涌入宝鸡县，同时大量工业内迁使得宝鸡人口暴增，工人与难民的子女受教育问题成为极为棘手的问题。然而战争使得政府无力兴办教育，宝鸡县政府便规定凡职工人数满30人的工厂须自办学校。由迁陕工厂联合会[4]发起成立惠工中学，办学经费由各工厂摊派，其中荣氏企业负担份额460份，实际上承担了经费的80%，入学学生中荣氏企业子弟亦占到70%左右；惠工中学的教育水平相对较高，教职员工共有123名，其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凭的教师占40%以上。此外，申新另附设有两所独立的小学，由工厂负担经费，荣氏企业三厂的职工子弟一律免收学费。申新厂还设有资料室，藏书多以经济类图书为主，供工人免费借用。

另外，宝鸡荣氏企业总会邀请到访的学者发表演说，其中确凿可查有：1942年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视察时受邀演讲；1943年1月，西北工业考察团团长林继庸讲述“新疆观感”；同年11月，文学家林语堂受邀讲述旅美感想等。[5]安排文化名人参观内迁大厂实际上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但另一方面却加强了荣氏企业与企业职工本身与外界的联系。

此外，申四、福五还设有若干类似银行的机构与申福新医院等机构。

四、结语

至抗战结束前，内迁至陕的荣氏企业基本形成了一个以申四与福五为核心的企业系统，如下图所示。

此时，国民政府对面粉实行统制政策，宝鸡福新厂利润率相对较低；然而寶鸡申新厂依靠陕西市场上棉花价格与棉布价格的“剪刀叉”取得了较高的收益，[6]客观上形成了迁陕的荣氏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形成企业系统的需要。与此同时，抗战时期“实业救国”的思潮达到高潮，位于后方的民族资本家往往出于爱国主义的需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主动而非消极地创办一些具有社会职能的机构。[7]

然而宝鸡荣家企业系统的最大特点在于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自给自足”性：从生产性企业看，除天水面粉厂与宏文造纸厂外，均主要以为企业内部提供原料和必要的生产工具为导向，企业所办的社会职能机构主要也是为企业内部员工服务的。这与内迁而产生的一系列危机有密切联系。抗战前的宝鸡仅为一个普通农业县，城市建设与工业建设极不适应，难以为荣氏企业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支持，从交通方面看，陇海铁路虽在抗战前通至宝鸡，但缺乏其他必要的对外联系通道，难以与外界发生密切的直接的经济联系，这使得申四福五被迫建立相应的配套企业以维持生产；同时，抗战后宝鸡虽有大量难民涌入，但人口素质与荣氏企业的要求并不匹配，从而发生用工荒，荣氏企业被迫设立专门的文教机构对新招工人进行培训，同时设立相应的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机构防止工人流失。应该说，这种性质的企业或机构的设立是应对危机的一种应变的措施，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却是荣氏企业在西北大后方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坚持生产的必要条件之一。

从整体上看，荣氏企业系统的构建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保证了其在大后方的经营成就，而在抗战结束后，政府的社会职能逐渐恢复，这一企业系统便随之趋于落后了。在社会主义改造中，这一企业系统彻底解体，但由此产生的一大批新企业奠定了新中国西北地区工业发展的基础，原企业管理人员更成为建国后的建设骨干，这使得内迁来陕的荣氏企业在新时期仍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即申新、福新、茂新企业集团

[2]据《荣家企业史料》，1938年申新宝鸡厂的纱锭数约为30000锭即战前的69%，布机数约为480台即战前的66%，福新宝鸡厂每日粉磨生产能力约为37.5袋即战前的37.5%。

[3]企业办社会指企业建立和兴办了一些与企业生产经营没有直接联系的机构和设施，一般包括供水、供电、供气、承办教育机构、医疗机构、消防市政等，此处不单指国有企业。

[4]由抗战内迁至陕的工厂组成，宝鸡荣氏企业经理李国伟任理事长。

[5]据《宝鸡申新纱厂史》统计，其他造访宝鸡荣氏企业的名人主要有：陈立夫、白崇禧、英国议会访华团（由翁文灏、顾维钧等陪同）、英国战时内阁生产专员、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等。

[6]相关统计数字参见《荣氏家族史料》，第310-313页。

[7]宝鸡荣氏企业经理李国伟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强调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参见 “李国伟在第十四次厂务会议上的讲话”（《宝鸡申新纱厂史》第47页）、《工业论着：钢铁与国民生计》（《工业月刊》1944年第2期）等。

[8]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2辑[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

[9]白本军.《发挥资源优势，打造文化强区》[N].《宝鸡日报》2017年1月11日.

[10]冯驱.《西迁！西迁》[M].香港：银河出版社，2013年。

[11][新西兰]路易·艾黎.《艾黎自传》[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3年。

[12]Lin Yutang.the vigil of a nation[M].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1944.

[13]萧尹.《宝鸡申新纱厂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14]郑志忠.《民国时期关中地区工业发展与布局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

[15]政协宝鸡市金台区委员会编.《长乐塬》[M].内部资料.

[16]章剑慧.《雪泥杂记》[M].

[17]上海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18] 宝鸡市金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宝鸡市金台区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