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福田德三与河上肇社会政策思想的对立

2017-05-30 10:48冯玮
关东学刊 2017年10期
关键词:社会政策论战

[摘要]福田德三和河上肇被誉为20世纪前20年日本经济学界的旗手和“风向标”。作为日本“福祉国家论”的鼻祖和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先驱,虽然他们毕生关注国计民生,但他们的社会政策思想存在尖锐对立。福田德三青睐于法国的“社会团结”,主张通过合理的社会政策和国家与社会的矛盾运动,调和阶级利益,实现使全体国民获得安定生活的“真正的德莫克拉西”。河上肇深受儒教、基督教和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毕生关注经济与道德,即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实践利他主义,并为此提出了如何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平的思想理论。20世纪前20年,两者围绕国民经济问题、社会贫困问题、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认识问题,展开了持续论战。这场论战不仅是当时日本社会及意识形态的缩影,而且是日本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一页。

[关键词]福田德三;河上肇;日本经济;社会政策;论战

[作者简介]冯玮(1956-),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 200433)。

日本著名经济史家杉原四郎撰写的《日本经济思想史》,在“20世纪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标题下这样写道:“自幕末西欧经济学传入日本后,经明治、大正、昭和,由于许多经济学者的努力而不断拓展。一般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取得最大业绩的学者,当首推福田德三与河上肇。他俩均出生于明治初期,先后时隔5年。在20世纪初,他俩开始了作为经济学者的活动。继福泽谕吉、神田孝平、田口卯吉以后,自大正至昭和初期,他俩在切磋琢磨的同时扮演了经济学旗手的角色。以往学术界对福田德三和河上肇的研究,有不少对他俩进行比较分析的成果,最近则更是逐渐以总括性的、郑重的方式,论述他俩对日本经济学界的贡献。”

杉原四郎:《日本经济思想史》,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01年,第71页。如以上所述,文中所谓的“切磋琢磨”,实际上指两人之间的论战。这两位杰出经济学家的论战,不仅反映了思想理论的冲突,而且深刻影响了日本经济学的发展。

和日本学术界相比,中国学术界对这两位日本著名经济学家的研究显然相当落后。近年刘绮霞的《日本经济学家福田德三经济思想述评》虽然涉及了福田德三的福利经济思想,但未揭示福田德三社会政策思想的基本特征,以及他思想的转变;

刘绮霞:《日本经济学家福田德三经济思想述评》,《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陆晓光的《汉诗人河上肇的文化抵抗——〈资本论〉日本译介者的侧面像》,虽超越了以往将河上肇视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重要媒介”的范畴,但未着墨于他的社会政策思想。

陆晓光:《汉诗人河上肇的文化抵抗——〈资本论〉日本译介者的侧面像》,《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对两者社会政策思想的比较研究,则迄今仍告阙如。必须强调,福田德三和河上肇所以在日本经济思想史上拥有如此地位,所以长期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社会政策思想及其论战,不仅在当时日本社会产生了如“空谷足音”的社会反响,而且对探讨如何解决“进步”和“秩序”或“发展”和“稳定”这对永恒的社会矛盾,如何实现社会公平,有着历久弥新的意义。因此,我谨以“拾遗补缺”为目的,不惴学识浅薄,梳理微薄资料积累,草撰了这篇拙文。

福田德三(1874—1930),著名经济学家,出生于东京神田元柳原町,其父福田德兵卫是刀剑商。1885年,福田德三顺从其母亲信子的意愿皈依了基督教,由著名神学家、思想家植村正久施洗。福田德三毕业于东京高等商业学校(今一桥大学),曾在该校任教。1898年3月,福田德三被派赴德国留学,先入莱比锡大学,后转入慕尼黑大学,系统学习了西方经济学。1905年,福田德三受聘担任庆应义塾(今庆应义塾大学)教师,后转入母校“东京高商”并升至教授。福田德三著述甚丰。除《经济学全集》9卷,另有《唯物史观经济史出发和立足点》(1928年)、《厚生经济研究》(1930年)等。1930年5月8日,福田德三病逝于庆应大学附属医院。

福田德三被誉为有典型“江户子”气质的经济学家:生于江户,长于江户,淡泊金钱,不怒自威。福田德三在“大正民主时代”与吉野作造、河上肇一起引导着当时的舆论,是经济学界“领军人物”,但使福田德三享有崇高地位的重要原因,则是他将福利经济学引进日本,因而被誉为日本“福祉国家论”的鼻祖。按照福田德三的学生、战后日本“贸易立国主义”倡导者中山伊知郎的观点:“福田德三的学问体系或思想理论活动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福田德三是强调生存权的社会政策学者,同时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大正民主时代的论客;后期的福田德三则是一个积极倡导福利经济学的经济学家。”

中山伊知郎:《我的老师》,东京:东京出版,1958年,第3页。

一战前,福田德三着重探讨如何制定维护生存权的社会政策,重新修订仅对财产所有者有利的民法各条款规定,承认包括工人在内的所有人均有追求生存的自由。他强调,人应该拥有满足物质、人格欲求的自由。在这一阶段,福田德三重视的是如何在营利主义的前提下组织劳动,使之与企业活动相结合,成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一言以蔽之,当时福田德三的思想中具有较明显的“劳资协调”的印记。

一战后,福田德三的社会政策思想从强调“劳资协调”向“阶级协调”发展。按照他的看法,一次大战是“19世纪的总结算”,英美资本主义已走到尽头,难以发展。因此,人类价值观在一战后经历了一大转变,主要表现为从19世纪强调“金钱”“个人”,变为20世纪强调“意志力”“团体组织”。福田德三指出,欧美资本主义不能造福于全体国民。因为,欧美所提倡的“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具有明确的阶级取向,其本质是资产阶级要求进行政治改革以获取“人格的自由和财产的保障”。与之相反,德国帝制崩溃后被强调的“社会民主主义”,则是无产阶级提出的夺取政治权力的要求,即属于“无产阶级的德莫克拉西”。他认为,德国和英美在这方面的对立,只不过是脱离社会整体利益的旧式价值观的抵牾和碰撞,不是“真正的德莫克拉西”。

福田德三:《将要来临的世界及其文明》,《福田德三经济学全集》(第6卷),东京:同文馆,1926年,第75页。

那么,福田德三提倡的“真正的德莫克拉西”是什么呢?按照他的观点,“真正的德莫克拉西”就是全体国民的“德莫克拉西”,“特别是没有财产,仅仅依靠劳动满足衣食之需的大多数人民的“德莫克拉西”,与以涉及一切人文的解放和胜利为目标、以使每个人的生存权获得认可为内容的“经济的德莫克拉西”是同义语。正因为此,福田德三强烈主张“制定满足生存权的社会政策”。

福田德三在法国的“社会团结”(solidarite sociale)运动中,看到了“20世纪的价值观”和现实行动相结合,进而影响社会的可能,即看到了实现“真正的德莫克拉西”的希望。他认为,法国的“社会团结”运动“提高了劳动者地位,排除了对劳动者的压迫,保护了劳动者”,是“人类的胜利”。必须强调,在当时福田德三的眼里,除了作为旧式价值观彼此对立的英美资产阶级的“德莫克拉西”和德国无产阶级的“德莫克拉西”外,又新增添了法国整合全体国民的“德莫克拉西”。他认为,法国的这一动向将成为在20世纪使世界得以重构的关键。因此,日本应当以法国为楷模,实现“真正的德莫克拉西”。

在获得上述认识后,福田德三遂着手将如何进行日本社会重构,实现“真正的德莫克拉西”作为自己探讨的课题,并在1918年年底和吉野作造等一起创建了启蒙团体“黎明会”。根据现在留存的记录,“黎明会”自1919年1月至1920年8月共举行了10次讲演会,但每次登台讲演的,只有吉野作造和福田德三。福田德三的讲演以大战后世界形势分析,以及日本當如何顺应这一形势进行变革为基轴,其论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德莫克拉西”和国体的关系。

福田德三指出:“既然是作为一个日本人在思考问题,那么不管他持什么思想,均不可认为对国体构成一种危险。”

福田德三:《不动国本》,田中孝治编:《黎明讲演集》(第1辑),东京:大镫阁,1919年,第78页。这一看似拥护“国体”的言论,实则潜藏着这样的观点:只要将“德莫克拉西”视为仅涉及国家主权的“运用”而非“拥有”,那么它和日本“主权在君”的“国体”并不相悖。(二)大战时的世界形势。

福田德三对英美与德国的“德莫克拉西”进行了激烈批判。强调英美的“德莫克拉西”故不可取,但德国的“德莫克拉西”试图通过堪称“掠夺”的阶级战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也不是全体国民的“德莫克拉西”。因为,以分裂全体国民的阶级斗争为手段,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德莫克拉西”。

(三)“真正的德莫克拉西”的确切含义。

福田德三在讲演中强调:“‘真正的德莫克拉西将以更进步的形式,更加完全彻底并在更崇高的意义上,给予人们以前曾经有过的安定的生活。‘真正的德莫克拉西不是使武士或农民等部分阶级,而是使全体国民获得生活的安定。‘真正的德莫克拉西不仅与日本的国体毫无矛盾,而且能够使往昔王朝时代大化时代的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福田德三:《论真正的德莫克拉西》,《福田德三经济学全集》(第6卷),第763—764页。福田德三强调,“一切国民均应能够作为一个人过上没有羞耻的生活。为此,必须除去妨碍实现这一目标的障碍。”

福田德三:《不动国本》,田中孝治编:《黎明讲演集》(第1辑),第103页—104页。

1919年6月,福田德三发表了《解放的社会政策论》一文,从经济和心理两个层面对人类何以发生冲突和战争作了解释:“具体而言即利害冲突,心理而言即憎恶之念。这两个因素导致人和人、国家和国家、民族和民族持续不断发生战争。”他强调指出,日本的现实社会生活是“财产所有阶级和无产劳动阶级对立的生活”,并将社会问题概括为财富创造者和财富拥有者的对抗,即“Do军和Have军的对抗”。这种对抗导致满足于财产所有的体制维护阶层和对财产所有感到不满的阶层尖锐对立。他揶揄地比喻道:“现在的我们,实际上如同一群为一片肉而展开争夺的狗。”

福田德三:《解放的社会政策论》,《福田德三经济学全集》(第6卷),第1024、1045页。值得留意的是,按照他的观点,既然物质财富是有限的,那么解决对抗最根本的办法,必须是“将国内的一切从为争夺‘所有的冲动中解放出来”。这就是福田德三认为必须推行“解放的社会政策”的根本原因。

1921年,福田德三发表了《社会政策和阶级斗争》。这本论著不仅是福田德三从“解放的社会政策”向“福利经济学”发展的标志,而且是他社会政策思想的代表作。他在该论著的绪言中对资本主义“自动崩溃论”进行了批判,强调“我所阐述的社会政策并不是耽于如此乐观的学说。我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具有自行灭亡的命运。”随后以层层推进的方式阐述了下述观点:第一,关注财产权的现行法律制度的改革若没有工人的社会运动,将无法取得进展;第二,由社会运动构成之“社会”,与被限于法律制度框架内的“国家”,存在对抗关系;第三,国家与工人有组织的运动的矛盾冲突,将推进“福利化”社会政策的实施。

福田德三:《社会政策和阶级斗争》,《福田德三经济学全集》(第6卷),第763—764页。

河上肇(1879—1946),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先驱,思想家,号闭户闲人,出生于山口县玖珂郡锦见村。据河上肇在《自叙传》所述,他的父亲河上忠为地方名士,曾任町长,因此他是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中长大的。初中时,河上肇就和同伴一起创办“杂志”,举行“演说”,培养了对社会经济的关心。高中预科时,他又转而耽迷“国文”,热衷阅读小说和新诗,时常汇聚同人举行“短歌会”。高中时,河上肇原立志学习文学,打算报考大学文科,但德富苏峰撰写的《吉田松阴》一书给予了他极大刺激,使他产生了希望成为一名“经世家”的理想,报考了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政治科并如愿以偿。

大学期间,受《圣经》影响,河上肇立志将否定利己心、实现绝对非利己主义,解决贫富差别这一社会问题,作为一生的奋斗目标。幸德秋水、木下尚江、田中正造等社会活动家的演讲,则更加激发了河上肇对社会问题的关心。1902年7月大学毕业时,河上肇原想当记者,但未能遂愿,于是便在同年9月进了研究生院,在松崎藏之助指导下学习经济史,特别是近世经济政策史,在吸取欧美经济学的同时,发表有关江户时代的经济思想的论文,并开始关注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1903年,河上肇赴欧洲留学,1905年回国。当年10月,河上肇以“千山万水楼主人”的笔名,在《读卖新闻》上连载了《社会主义评论》。敏锐独特的见解,畅达犀利的文笔,使河上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1907年,河上肇创办了《日本经济新志》并自任主笔。翌年8月,河上肇应聘担任了京都帝国大学法科大学讲师,由此开始了钻研经济学的学术生涯。至1928年“三·一五事件”后被迫辞职,河上肇在“京大”期间发表了《近世经济思想史论》(1920年)、《唯物史观研究》(1921年)、《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1922年)等名著。辞职后,河上肇虽依然发表论著,但主要致力于社会革命活动,并在1933年1月被捕入狱,8月被判刑5年。河上肇著述宏富,《河上肇全集》达28卷(岩波书店1982年—1986年出版),但是如下所述,最能体现他社会政策思想的论著,首推《贫乏物语》。1946年1月30日,河上肇病逝家中。

和福田德三致力于阶级调和,探讨如何实现“真正的德莫克拉西”不同,致力于经济和道德的调和,是河上肇社会政策思想的基本特征。虽然他的思想主张经历了国家学和社会政策论、人道主义经济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等几次变化,但是探讨如何调和经济与道德的关系,穷极了他毕生的精力。必须强调,虽然如何进行经济与道德的调和,是当时积极摄取西洋学问的青年知识分子普遍关心的问题,河上肇在这方面的追求并不属于特立独行。但促使河上肇关心这一问题,却有着两项独特的原因。第一,河上肇认为,社会问题的存在和自己解决社会问题的无力这一现实,主要与利己心和利他心的矛盾有关。例如,河上肇在读到《圣经·马太福音》中“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让他打。有人告诉你,想要拿你的内衣时,连外衣也让他拿去”这一段落时,认为“这是绝对非利己主义的至上命令”,“应是人们行动的理想”。

河上肇:《自叙传》(第5卷),东京:岩波书店,1976年,第120页。第二,在研究生期间,通过对江户时代经济思想的研究,河上肇受到了构成江户时代经济思想之根本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特别是先秦经济思想的深刻影响。河上肇经常以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为励志名言,认为“闻道是人生唯一目的,是人生的最高境界。闻道时即可生大平安与大欢喜,即可安身立命”,并称:“这是我的人格的本质。”

河上肇:《自叙传》(第1卷),第96页。正是这种作为其人格本质的“求道”精神,即义无反顾地追求真理的精神,成為河上肇不断克服旧我、超越自我的内在驱动力,从道德理想主义者、人道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从唯心论转向唯物论,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转变为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先驱;从书斋伏案的文人成为投身革命实践活动的不屈斗士。

河上肇阐述经济和道德关系的研究成果,主要发表于他在京都大学任职期间。在此期间,河上肇的经济学研究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如此,他还开始了唯物史观的研究。因为在河上肇看来,所谓唯物史观就是经济中心史观,即强调只有满足衣食住之需求,人才能过有道德的、体面的生活。在“京大”期间,河上肇发表了诸多论著,但以1916年9月11日至12月26日在《大阪朝日新闻》上连载的《贫乏物语》影响最大。1917年3月,《贫乏物语》结集成书,曾重印30次。1920年,分别以《贫乏论》和《救贫丛谈》为题的该论著两个中文译本在中国出版。

《贫乏物语》是河上肇的代表作,也是我们剖析他以探讨经济和精神辩证关系为特征的社会政策理论的基本立足点。按河上肇自述,《贫乏物语》“欲遵奉孔子之立场论富论贫。”确实,河上肇不是就经济而论经济,而是将物质问题和精神问题,即经济问题与人生价值问题相结合进行研究。他在该书的序言中即开宗明义地强调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人并非为面包而生活,但是没有面包人无法生活。这一观点,是我贯穿本书的精神之一。经济问题是人生问题的一部分。经济学能成为值得钻研的学问,原因正在于此。……一部分经济学家往往将所谓物质文明的进步,即财富的增值作为衡量文明的尺度。但我宁愿相信,尽可能让多数人闻道,应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之进步。作为一名经济学者,所以能安于自身所处之境遇,天天乐此不疲论富论贫,盖因如孟子所言,无恒产而能有恒心者,唯士也。一般民众则若无恒产,必无恒心。若无恒心,则难免放辟邪侈,离道渐远。拉斯金有一句名言,Thereisnowealth,butlife。(没有财富,只有生活。)闻道是人生唯一之目的,财富仅在作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时才有意义。我所以希望从人类生活中祛除贫乏,皆因为贫乏阻碍人们闻道。”他辩证地指出,“经济问题是最末之问题,但又是最初之问题。”就人生目的而言,经济问题应是“最末之问题”,但若就达成人生目的之手段而言,经济问题又是“最初之问题”。

河上肇:《贫乏物语》,内田义彦编:《近代日本思想大系》(18卷)《河上肇集》,东京:筑摩书房,1977年,第151页—152页。

《贫乏物语》以翔实的资料和平实的语言,以学术研究最常用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三段论”方式,对所涉主题进行了论述:第一,“多数人如何贫乏”。在这一部分,河上肇揭示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财富增加而大多数人愈加贫困的现状。第二,“多数人为何贫乏”。在这一部分,河上肇分析了大多数人为何贫乏的原因。按照他的观点,多数人所以贫乏,主要因为企业“大量生产无用且有害的奢侈品”,而非多数人生活必需之物品。他指出,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因为“在现代经济组织下的利己心的无拘束活动,事实上酿成了可悲的不健全状态。”“制造物品一任个人赚钱”,造成了“大多数人的贫困。”第三,“如何才能根治贫困”。按照河上肇的观点,消除贫困必须致力于三个方面:1.“世之富者自动废止一切奢侈浪费”,2.“设法匡正明显的贫富悬隔”,3.“改造现行之经济组织”。

河上肇:《贫乏物语》,内田义彦编:《近代日本思想大系》(18卷)《河上肇集》,第193页—197页。

福田德三与河上肇不仅是学术界的“斗士”,而且是一对“论敌”。天野敬太郎在《河上肇博士文献志》中列举的河上肇与其他学者展开的33项论战中(日语为“論争”),与福田德三的论战有8次。在《河上肇全集》别卷的年谱中,福田德三与河上肇的论战有6次。但是概括而言,最著名、也是与社会政策关系最密切的论战有三次:第一次是明治末期围绕进口米课税问题,在《读卖新闻》上展开的“国民经济论战”;第二次是大正末期在《日本评论》《改造》《社会问题研究》等杂志上展开的“《贫乏物语》论战”;第三次是大正末期在《研究》《社会问题研究》等杂志上展开的“社会民主主义论战”。以下,我试对三次论战进行扼要述评。

(一)“国民经济论战”。1905年12月2日,河上肇在《读卖新闻》上发表了《关于输入米的课税问题》一文,对“关税全废论者”提出了尖锐批评,并点了福田德三的名。对此,福田德三在当月5日即撰文予以回应。8日,河上肇以《答福田博士》为题,再次对“关税全废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需要强调的是,这场论战实际上是以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东京商业高等学校教师为“主力”的社会政策学会内部,就应“尊农”还是“尊工商”展开论战的延伸。最初,河上肇和福田德三分别是“尊农论”和“尊工商论”两大阵营的代表。之后,河上肇从完全的“尊农论”逐渐转变为“农工商鼎立论”,并在社会政策学会第二次大会上公开承认,是否课税“各有说辞,各持一半真理。”福田德三也对河上肇的观点作了积极评价,称“河上肇的《学理均立足于假设》(1910年)一文,犹如给我极度发热的头脑浇了万斛冷水,令我不胜感慨。”

大野英二:《初期河上的经济政策论——关于输入米课税论争》,《经济论丛》1979年第124辑。

(二)“《贫乏物语》论战”。《贫乏物语》发表后,泷本诚一、小泉信三等著名经济学家撰写了书评,对其中提出的理论观点给予了积极肯定。因此日本学术界认为《贫乏物语》是使河上肇从一名经济学家成为“舆论风向标”的象征,也是使日本经济学界从“福田时代”进入“河上时代”的驱动力。

1917年5月,即在《贫乏物语》出版两个月后,福田德三在《日本评论》上发表了《“金钱的经济”的组织缺陷》一文,以讥讽的笔调称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对现行经济体制所存在的问题,作了“很有意义的说明”,并称:“按河上博士的观点,由于经济不是按计划运营的,生产未能得到有效调节,因此存在为了满足有钱人的奢侈,穷人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能力被减弱的倾向。他希望富人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有抑制奢侈的自制力。但这仅仅只能是希望,因为真要实行起来相当困难。”这番话的含义显而易见:河上肇的理论属于似是而非的“空理空论”。

1919年5月,福田德三又在题为《从虚伪的“德莫克拉西”走向真正的“德莫克拉西”》的演讲中,将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称为“著名的文学作品《贫乏物语》”,对河上肇认为“日本的经济结构是以需求为本,以生产为末”,“有钱人如果放弃奢侈性需求,则生活必需品就会丰富”的观点提出了批评,称“其前提似難以成立”,并陈述了自己的理由。按照福田德三的观点,河上肇的理论至少存在两方面缺陷。第一,理论前提本身在经济学上是否能够成立值得疑问;第二,当时作为日本社会问题的许多人的贫乏,绝不仅仅是物质的、经济的贫乏,不能仅通过经济手段解决。社会的、人格的解放,才是解决贫乏问题之根本。

同年6月,福田德三发表了题为《解放的社会政策》一文,对河上肇的观点进一步提出了尖锐批评。福田德三在该论文中首先引证了维特斯在《贫乏与消费》(1915年)中提出的“生产力解放说”,即:“如果限制今日之浪费奢侈,则一直面向奢侈品的生产力将转而生产生活的有用资材,其结果将可极大改善穷人之贫乏”。他指出:“河上肇博士即采纳了此种论旨,撰写了著名的学问诗《贫乏物语》”。

福田德三:《解放的社会政策》,《改造》1915年第6辑。不言而喻,按照福田德三的说法,河上肇的理论并不具有独创性。

对福田德三的批驳,河上肇在连载于《社会问题研究》1922年3至6月号的《评福田博士的“资本增值的理法”》中进行了反驳。河上肇首先陈述了撰写此文的目的:“福田博士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可以无限增值的观点,存在明显错误。由于实际上这是福田博士《社会政策和阶级斗争》的重要基石之一,因此我想检测一下这块基石是否巩固,探测据以立足的上层建筑是否安全。”随之,河上肇指出,福田德三引用的茨甘恩对马克思再生产思想的解释是误解,并引用了马克思的原文:“现我由于获得罗莎·卢森堡细致缜密的研究的帮助,在无论如何必须予以解决的这一问题本身,发现了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之矛盾的说明。”也就是说,河上肇“釜底抽薪”地指出福田德三赖以立论的论据,本身就不存在。

(三)“社会民主主义论战”。自1919年1月始,河上肇在《社会问题研究》上发表了分七次连载的长篇论文,题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他在第一部分即提出:“最近,福田博士在数种报纸杂志上发表意见,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是最危险的,必须予以扑灭。这当成为我国之使命……他在经济思想上是一个巨人。这一事实无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均不得不承认,因此他提出这种观点实在令人难以想像。”在最后部分,河上肇总结性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虽然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的学说中最无人气的内容。但我们作为科学工作者,不管其多么不受人欢迎,只要它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一个事实,那么我们就不能闭上眼睛否定这一事实。”毋庸赘言,这一观点是对福田德三主张通过阶级调和的社会政策实现“真正的德莫克拉西论”的尖锐批判。

对河上肇的批判,福田德三在当年5月发行的《黎明会讲演集》第3号上,发表了题为《应该如何改造?》一文进行回击。福田德三声明,自己只是提出欲与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并没有说过“必须予以扑灭”。对此,河上肇虽然在1919年10月发行的《社会问题研究》第9期上发表了《评福田博士的社会民主主义论》,承认造成这一误解“是我极大的轻率”,并向福田德三表示歉意。但是,对福田德三“极力否定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他仍继续追究,特别对福田德三的“我始终主张,达到目的的手段和方法本身,必须是真正的德莫克拉西”这一观点,进行批驳。河上肇强调:“只要存在阶级,那么若不通过斗争,(福田)博士的所谓‘真正的德莫克拉西,是不可能实现的。”

对两人之间的论战,1920年2月号的《改造》曾专门刊出《河上对福田问题》特集。值得注意的是,《改造》没有用“论战”,而是用“问题”一词表述两人立场的差异。之后,《改造》在同年3月号发表了题为《“河上、福田问题”的总结算》一文,对两人的论战进行了总结。虽然此后福田德三在《解放》1920年9至11月号发表了题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的长篇论文,强调:“我希望首先阐明我重视根据和出典的事实”,强调他的主张也可以用考茨基的《民主政治还是独裁》,以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作为佐证,即依然强调“自动崩溃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强调阶级的胜利必然导致独裁,因此必须通过有效的、兼顾社会整体利益的社会政策的实施,实现“真正的德莫克拉西”。但是,两人的论战基本结束。

必须强调,虽然《改造》将福田德三与河上肇的论战称为“问题”,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问题”绝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如何实现社会公正和决定社会发展方向的社会政策问题。

按照杉原四郎的评论:“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同福田德三的《社会政策与阶级斗争》的对立,不仅在他们两人的历史上,而且在日本经济思想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也包含着意识形态的对立”。

福田德三:《解放的社会政策》,《改造》1915年第81辑。正因为此,福田德三和河上肇当年曾“扮演着经济学旗手的角色”,现在人们仍“论述他俩对日本经济学界的贡献”。因为,关注国计民生始终是经济学的终极使命,意识形态的对立今天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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