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之乱与文人助正

王妍

摘 要：汉初，为匡秦弊，统治者采用了郡国并行制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虽在一定时期内对稳定刘氏统治产生积极作用，但也为中央政权的长治久安埋下了巨大的隐患。爆发于汉景帝三年的吴楚“七国之乱”就是几乎倾覆中央的藩国之祸。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批进步文人为维护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抵制藩国的蚕食鲸吞，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最终获得了历史和人民的认可。本文将以当时作为时代喉舌的进步朝廷文士贾谊、晁错、韦贤以及藩国文士枚乘、邹阳等为切入点，探讨“七国之乱”爆发前后他们的思想主张及文学创作对于维护封建正统、巩固中央政权的进步意义。

关键词：七国之乱 维护正统 文士斗争

一、祸起吕后——“七国之乱”肇始 文人缄口万马齐喑

高帝晏驾，吕后当政，诸吕用事，威迫刘氏，高帝之子，迫杀殆尽。赵幽王友、赵隐王如意、赵共王恢、燕灵王建先后死于非命，天下震恐，这无疑引起了刘氏诸王表面的臣服和内心的强烈反抗。

这一时期，距秦末尚近，汉家始有天下，为维护统治，高帝高后主要采纳法家刑名之学以及道家黄老之术，对文学的重视不足。而作为藩国之主的各诸侯王，也被吕后所胁迫，性命尚且难保，遑论招徕文士。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文人，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地位，生存在中央与地方所忽视的夹缝中，基本没有话语权。

二、文帝践祚——“七国之乱”酝酿 文士献计振臂而呼

公元前179年，刘恒以代王的身份继承皇位，是为汉文帝。

（一）拨乱反正，文帝大封刘氏子侄

“（元年）十二月，立赵幽王子遂为赵王，徙琅琊王泽为燕王。吕氏所夺齐楚地皆归之。”{1}

（二年）三月，制诏：“前赵幽王幽死，朕甚怜之，已立其太子遂为赵王。遂弟辟疆及悼惠王子朱虚侯章、東牟侯兴居有功，可王。”同年，皇子刘武、刘参、刘揖一并封王。

（四年）“秋九月，封齐悼惠王子七人为列侯。”

（十六年）“五月，立齐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厉王子三人皆为王。”

由上可见，文帝年间所行分封，“七国之乱”的策源地几乎全部涵盖在内。刘姓宗藩在经历过吕后统治时期的政治高压后，在文帝时期全面恢复了名誉和实力，客观上为日后的反叛积淀了物质基础。

（二）文人觉醒，贾谊密切关注藩国动向

贾谊故乡洛阳，地处与淮阳及梁两国相去不远的河南郡。公元前196年（谊5岁），梁王彭越谋反，刘邦在率兵剿灭叛军后，封子刘恢为梁王、子刘友为淮阳王。高后当政，刘恢、刘友先后迁封赵王，旋即被迫害致死。可见，在贾谊5-13岁的性格养成期，他亲身经历过周边封国的叛乱所带来的动荡，诸侯王更替所导致的政局不安，同时看到了汉王朝为加强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这些经历都成为他日后政治主张形成的重要现实因素。

（三）文人斗争，贾谊限藩思想渐成体系

1.任职中央，尊王始于礼仪

公元前179年，贾谊在吴公的推荐下，被文帝召以为博士，开始在确定官制、基本礼仪等方面为树立中央的绝对权威奠定基础。这一时期其所作《论定制度兴礼乐疏》《五曹官制》即可为证。他的谏言，基本上得到了文帝的支持，是时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

公元前178年，齐王子三人封王。这种情况引了贾谊的注意，为防患于未然，他上陈《大都》一文。本文以楚灵王不听大臣范无宇建议，盲目扩充陈、蔡与不羹几城的规模，最终导致身死国危为例，借范无宇之口，说出“大都疑国，大臣疑主，乱之媒也；都疑则交争，臣疑则并令，祸之深也”的忧虑，希望汉廷避免重蹈尾大不掉、末大必折的覆辙。

任职中央不久，文帝三年，由于灌婴、周勃以及邓通等的馋毁，贾谊被放为长沙王太傅。

2.处身长沙，限藩鉴于淮南

文帝三年四月，淮南王入朝，在随侍文帝射猎时，不但与皇帝同辇，且违背礼制称皇帝为“大兄”。在京期间，其更因私怨派人暗杀辟阳侯。归国后，淮南王不用汉法，出入警跸，称制，自作法令，数上书不谦逊。此举触怒了汉文帝，于是除了亲自“切责之”，文帝还遣时任将军的帝舅薄昭予厉王书谏数之。

无独有偶，五月，济北王刘兴居又趁匈奴掠边、文帝幸代之机公然谋反。虽然这两次诸侯之乱并没有给汉帝国造成大型灾难，却也引起了汉文帝的注意，是年制诏徙代王刘武为淮阳王、参为代王。如此安排正与贾谊在《大都》中所提出的亲者无分地以安天下，应当封子以挟之的思想相迎合。应当说，文帝虽然在地位名分上疏远了贾谊，却在政策上吸纳了贾谊的建议。而贾谊虽然此时身在远国，思想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统治者，并渗入到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中。这不可不说是贾谊的隐形胜利。

六年，梁王揖（一名胜）入朝。对于这个“雅好《诗》、《书》”的少子，文帝十分喜爱。公元前174年（文帝六年），贾谊被召重回长安改派梁王太傅。正如董治安所说：“贾谊来到刘揖的身边，实际上就是向皇上大大靠近了一步。”{2}

3.入梁为傅，限藩终成体系

（1）文帝七年，吴国乱势将起，三次上书

文帝七年，吴王太子入侍太子。在侍奉太子下棋的时候，吴王太子与皇太子发生了争执，最后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以吴太子事件为契机，吴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礼，称疾不朝。

这一年，贾谊开始高频次地上书汉文帝，陈述藩国之制给安定统治带来的巨大威胁，积极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

首先，贾谊在《宗首》篇中，开宗明义地向皇帝陈明“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向而击，今吴又见告”的藩国现状，提醒皇帝亲缘关系已不能成为维护汉王朝统治的纽带。它已转而成为危害帝国统治的主要不安定因素。贾谊认为，天下之所以暂安，是由于大国诸侯王尚且年幼（文帝四年，封齐悼惠王子七人为列侯，这时齐王受封的诸子中最小的尚在怀衽），藩国方针政策的制定权仍掌握在中央委派的傅、相手中，数年之后，情况反转，中央王朝将彻底失去对藩国的控制。

其次，在《藩伤》中，贾谊扼要地分析了当时的藩国形势，提出了“建分以须之”这一更为成熟稳健的政策主张。这样的政策所带来的效果是：既将大国权力以相对柔和的方式稍微分散开来，又让藩王们以父子相传的形式始终保有着相应的权力。如此，既可以有效地巩固中央，又不至于剧烈地刺激藩王们的情绪，使他们遽为祸乱。

在《藩强》篇中，贾谊通过长沙国的例子向皇帝说明：只有封国狭小、势力单薄，其侯王才能世代忠附，由此提出“众建诸侯以少其力”的主张。

可以说，入梁后，贾谊的限藩主张渐渐走向平和稳健且更具有可行性。

（2）文帝八年，荫封淮南诸子，上书再谏

汉书记载：“（文帝）八年夏，封淮南厉王长子四人为列侯。”针对此次分封，贾谊作《淮难》一疏，上奏皇帝。在这篇奏疏中，贾谊以史实为镜鉴，以白公胜为父报仇，击杀大父、伯父、叔父为例，劝说皇帝不要分封罪臣之后，以免为后世继任者埋下隐患。

（3）文帝十一年，请封建子弟，含悲而逝

文帝十一年（公元前一六九年），梁怀王揖不幸坠马身亡。梁王去世时，年幼，无子嗣位。贾谊思虑再三，向文帝上呈奏疏，陈述他对于处理梁国问题的建议。

在《请封建子弟书》（一题《益壤》）中，贾谊以分析天下诸侯国恣意妄为的情况入手，鞭辟入里，条理清晰地向皇帝阐述了分封子弟的重要意义。

他指出，诸侯王正在互相勾结、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他们妄图对抗朝廷的意图昭然若揭。但皇帝可以凭恃的皇子，数量稀少且力量弱小。在数量上，中央政权所恃为藩捍者，以代、淮阳耳；在力量上，首先是淮阳方面，淮阳之所有，适足以饵大国，淮阳之比大诸侯，恸过黑子之比于面耳，其力量远远不能南面御楚。其次是代国，其地理位置特殊“北边与强匈奴为邻”，一旦陷入战争，代国将自顾不暇，支援中央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况且代国与赵国、燕国也相距不远，极有可能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

除此之外，淮南（淮河以南）以南的广大地区，“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地理上的隔离很容易导致民心的疏远，百姓们参加徭役时往来长安路途遥远且钱用颇费，这就导致了不少民众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不少。基于此，贾谊建议文帝，与其费力捕逃，不如将淮南之地就近分封给梁国和淮阳国。可将淮南地以益淮阳，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以构成梁起于新而北著于河，淮阳包陈以南之江的大布局，如此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皇帝一旦采纳这样的藩国调整建议，则梁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山东亡忧。至于新的藩王人选，贾谊希望皇帝能为梁王立后，徙代王都睢阳。这样的建议不可谓不思虑缜密而高瞻远瞩，也足可以称为贾谊限制藩国政治主张中最为可行的计划。

文帝于是“从贾谊计”，将淮阳王刘武徙封为梁王，其领土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将城阳王刘喜徙封淮南王，而代王的封地则扩大为文帝初封代王时的代地全境。

三、景帝用事——“七国之乱”触发，文人反击砥柱中流

公元前156年，太子刘启即位，是为景帝。晁错作为元老级太子属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和尊崇。

（一）支持削藩，景帝任用晁错为卿

晁错，颍川人，曾随张恢习申商刑名之学，在文帝朝入仕，以文学为太常掌故。晁错因从伏生受《尚书》除太子舍人、迁博士，又因《上书言皇太子宜知术数》而得到文帝的赏识，被拜为太子家令，由此得到与太子直接接触并对其产生影响的机会。在做太子家令时，晁错以其辩得幸太子，并被公认为“智囊”。

景帝元年，晁错被任命为左内史。作为天子近臣，错数请间言事，辄听，由是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可见此刻皇帝已视晁错为股肱，而晁错也深深影响了朝政决策以及皇帝的意见。

（二）文人主导，晁错连上削藩之策

“幸倾九卿”的晁错，在景帝二年，开始大刀阔斧地着手削藩。

1.升任公卿，晁错欲报知遇之恩

景帝二年，晁错“迁为御使大夫”，得以位列三公。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萌芽自高帝吕后、扩大在文帝时期的诸侯国问题。虽然在他之前，贾谊已反复劝谏文帝，希望他“众建诸侯以小其力”，但并没能引起文帝的充分重视。那时，大规模的武装叛乱虽然没有发生，但潜在的威胁已然存在。此时，晁错大权在握，藩国改革势必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改革开始，晁错遇到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在以宗法制维系统治的汉朝，皇族内部的矛盾往往盘根错节，处理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在经过长期的观察和判断后，晁错以为众多封国中犹以吴王濞之国大且富，其国深得煮盐铸铁之利，人口繁多，兵马充足，且吴王濞与皇帝素有嫌隙，最可能成为威胁中央的不安定因素。由是，晁错认为，实施削藩，吴国首当其冲。

景帝二年，晁错上《说景帝削吴》，由此拉开了汉廷与诸侯国正面对决的序幕。在《说景帝削吴》（又称《削藩策》）中，晁错条理清晰地陈述了藩国制由来的原因、藩国诸侯的种种劣行，最终尖锐地指出——以吴王濞为代表的一类诸侯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如此大胆直接地与诸侯王势力相碰撞，晁错实乃有汉以来第一文臣。

在晁错的影响下，景帝在即位的第二年便迅速展开削藩计划。景帝三年，赵王遂有罪，诏削常山郡；胶西王卖爵有奸，削其六县。三年冬，楚王戊入朝，晁错趁机上书，状告楚王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请求皇帝“诛之”，诏赦，罚削楚之东海郡。至于吴王，也因故被削除了豫章郡以及会稽郡。

赵国的常山郡，与赵都邯郸相去不远，与代国相毗邻，是赵与朝廷相抗衡的战略屏障，同时也是与匈奴相联合的枢纽走廊，一旦削去，赵国北部将无险可守，直接在代国的挟控之下。此时的代王，与景帝乃一父之子，在代国的控制下就等于在朝廷的实辖中。楚国的东海郡，即今天的江苏省连云港市附近，在楚都彭城东端，与齐国相靠近，且此地深得鱼盐之利，如若失去，楚国不但经济上面临严重损失，同时也将失去与齐国联合的地理优势。吴国的豫章郡和会稽郡更是位置重要。豫章在今江西省南昌市附近，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民殷富強。会稽则在今江苏省南端，上海市左右，鱼盐富足。且这两郡均为长江重要隘口，从此出发，吴国水师可直抵江陵，北面威胁长安。综上可知，晁错的每一次上书请削，都是通观全局、步步为营的长远之策，都顺应了当时巩固中央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进步历史潮流。

2.清君之侧，藩国之乱骤然蜂起

晁错的削藩之举虽然顺应历史潮流且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却违逆了当时黄老无为的政治社会思想主流。因此，晁错遇到了改革中不可逾越的一系列困难。晁错首先需要应对的是来自朝臣同僚的攻击。比如，当景帝将晁错的削藩建议交给公卿、列侯、宗室讨论的时候，权臣窦婴当场激烈反对，并由此与他结下了仇怨。而在封国，晁错更是声名狼藉，削藩策一出，“诸侯喧哗”“震恐，多怨错”，一时攻击他的言论甚嚣尘上。在家庭中，晁错经受了来自于父亲的阻力，其父远道而来，当面指责他“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并饮药而死。

面对这样的局面，晁错的回答是：“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固也”二字，将晁错坚定维护天子权威、维护汉王朝统治的决心表现得淋漓尽致，但也由此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在晁父去世的十余日后，“吳楚七国俱反，以诛错为名”。一时间，朝局动荡、兵连祸结，晁错迅速成为众矢之的，不久，即被景帝赐死。

晁错之政治思想，不外乎法家改革之道。笔者认为，总结晁错一生，其思想可概括为：以法家之思想为隐性主导，以削弱藩国、强干弱枝为显性表征。从削弱藩国的思想主张来讲，晁错与贾谊一样，是终其一生同藩国膨胀势力斗争，试图尊隆中央的斗士。

晁错的为人，史书说其“削直刻深”，鲁迅先生则认为此乃“诽谤”，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也认为“若错，但可谓之不善谋身。不可谓之不善谋国也”{3}。至于晁错之文，鲁迅认为，他的若干文章和贾谊一样，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李贽也认为“人皆以贾生通达国体，今观贾生之策。其迂远不通者，犹十而一二，岂如晁错之凿凿可行者哉？”笔者认为，综观晁错之文，可以认为它们共同具有如下特征：（1）思想上，大胆深刻，远见卓识；（2）语言上，厚重朴实，直切要害；（3）逻辑上，谨慎周密，理论实际并重。

（三）文人助正，藩国直士劝谏反王

1.劝阻吴王，谏言被拒枚邹出走

枚乘，字叔，西汉辞赋家。文帝时，枚乘入吴为吴王郎中。当吴王反意已现，萌而未发时，枚乘立即上书劝阻吴王。在《上书谏吴王》中，枚乘首先提出“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的观点，其后为吴王全面分析了他当前所处的形势。他认为吴王坐拥东南数郡，深受先帝厚恩，其所欲无所不得，其荣宠无以复加，发动叛乱实非智举。该篇行文情真意切，字字珠玑。

在上书遭拒后，枚乘很快意识到吴国即将陷入战争，此时，他不得不割裂同吴王之间的君臣关系，出走梁国。很快，吴王刘濞正式联合赵、楚、胶西等七王发起武装叛乱。枚乘久处吴地，身为吴臣，恳切地希望吴王能够放弃与汉廷的对抗，得以全身全国，于是在“七国之乱”爆发过程中，枚乘再作《上书重谏吴王》。在这封上书中，枚乘为吴王分析了他当前的处境：（1）就军事而言，“举吴兵以訾于汉，譬犹蝇蚋之附群牛”，对战双方差距悬殊；（2）就道义而言，汉已“亲诛其三公以谢前过”，吴国之威已加于天下，且天子已许诺以削郡复入藩国，此时七国如不罢兵，将丧失道义民心；（3）就国力而言，“夫汉并二十四郡十七诸侯”，吴国仅有东南一国，战争时间一旦持续长久，则吴国势必蓄力不足；（4）从联盟之国来看，三淮南已负约，胶西王自杀而亡，赵王遂被囚邯郸，七国联盟已土崩瓦解。

枚乘此番上书，中肯诚挚，深刻地表现出了他维护国家统一的一片丹心。虽然吴王并没有停止与中央的对抗，但枚乘的忠正之名由此广为人知。

邹阳、严忌同枚乘一样，也是早年间游仕于吴国的文士，他们同样深得吴王礼遇，为吴王效力。同大多数汉初文人一样，他们希图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并坚定地维护国家的统一。因此，当吴王反意毕现时，他们毅然选择脱离吴王集团，远走梁国。

枚、邹、严三人都是曾受恩于吴王的藩臣文士，但在维护中央权威、抵制藩国叛乱的过程中，他们却坚定不移地进行劝说和斗争，并为“七国之乱”的最终平息创造了有利的舆论条件。他们的这一部分劝谏作品，反映的正是“七国之乱”爆发前后时代文人维护中央政权、反对封建割据的心声。

2.维护正统，韦孟谏楚举家迁邹

韦孟，“家本彭城，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

楚王戊荒淫无道，沉溺车马佚乐，封国管理漏洞百出。为此韦孟曾作《讽谏诗》委婉地劝诫楚王。

韦孟通过赞叹以汉高祖为代表的中央王朝统治者的德高功茂、以楚元王为代表的同姓诸侯王的骨肉之亲，来化育王戊要时刻不忘先人遗留下来的忠诚精神，切勿为乱。诗的最后，他斥责王戊全然不顾祖先基业、不理楚国政务，每日沉溺于车马佚乐，不以百姓之亟为急，不念与汉室之睦亲，恣意妄为的恶劣行径。在劝说不成后，韦孟断然提出致仕养老，并举家迁邹。

在上文中，笔者先后以贾谊、晁错、枚乘、邹阳、韦孟为切入点，剖析了七国之乱前后，汉初文人的精神面貌和助正作用。由此得出的结论：汉初，郡国双轨并行，中央与藩国的对抗，对文人的生活及创作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无论诗、赋、散文都深深刻上了时代的烙印。同姓诸侯王势力的非常规膨胀，引起了维护中央统一、反对藩国割据的文士们的强烈反对。无论身在中央还是远在封国，汉初文士大都有一颗维护统一的心。无论是位列三公的晁错、入梁为傅的贾谊还是任职吴楚的枚乘、韦孟等，都对藩王叛乱予以强烈的反击，正是在他们的口诛笔伐中，那一时期的文士精神得以在当今大放光彩，那一段历史得以超越史书的藩篱，在文学作品中展现出不为人知的另一个侧面。

{1} 班固：《汉书·卷四·文帝纪第四》，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页。

② 吕慧鹃编：《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72页。

{3} 李贽：《藏书》（第二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4页。

参考文献：

[1]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2] （梁）萧统编.昭明文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3] 姚鼐.古文辞类纂[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

[4] 易小平.西汉文学编年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5] 王洲明，徐超校注.贾谊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6] 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理论小组.晁错及其著作[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 鲁迅.鲁迅全集（9）[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9] （两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

[10] 何兹全.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 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12] 赵明，杨树增，曲德来.西汉大文学史[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

[13]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M].北京：中华地图学社，1975.

[14] 郭沫若.中国史稿地图集（上册）[M].上海：地图出版社，1979.

[15] 吕慧鹃，刘波，卢达.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一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基金项目：本文系内蒙古自治区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资助项目、内蒙古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课题批准号：CXJJS16014）

作 者：王 妍，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编 辑：魏思思 E-mail：sisi123_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