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个体成长中的生存悖论：评孙峰长篇小说《衣锦还乡》

摘 要：孙峰的长篇小说《衣锦还乡》讲述了一个农村知识分子的成长经历。小说以城市和乡村为主体叙事空间，通过空间的不断跳转，揭示了个体生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出走与回归、奋进与沉沦、救赎与伪善等方面的生存悖论。小说闪耀着理性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光芒，试图以此缝合现代个体碎片似的人生，并以贴近大地的叙事姿态和异质空间融合的叙事方式，及时地把住了现代化进程中文学地理空间演变的脉搏，同时也较好地平衡了艺术与现实之间的裂痕。

关键词：《衣锦还乡》 现代个体 生存悖论 自我救赎

孙峰的长篇小说《衣锦还乡》除了其题材的自传性、内容的厚重感、结构的宏大性等特色外，还有其叙事空间的多维性。小说既有以现实存在为基础的文学地理空间，也有以主观感知为基础的个体心理空间；既有以现代文明为特征的城市空间，也有以诗性情感为内核的乡土空间；既有以器物为主体的物理空间，也有以情思为依托的精神空间。小说中城市和乡村两种空间成为叙事空间的主体，也是情感、精神的寄寓之所。《衣锦还乡》中城市空间与乡村空间的跳转较为频繁，在跳转中城乡之间形成了对照、碰撞与冲突，进而成为作者理想与社会现实碰撞交锋的镜像式映照，同时也展示了个体生命在不同地理（物质）空间中所遭遇的心理落差或生存悖论。这种空间转换的叙事模式所展现的生存悖论提升了小说的社会认识价值，也为小说提供了更为开阔的审美视野。

一、出走与回归

《衣锦还乡》是一部具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主要讲述了农村孩子孙晓风的成长经历。与众多农村孩子一样，孙晓风经历了上学、求职、工作、婚恋、成家等人生轨迹，作者把这个故事镶嵌到中国社会城镇化的历史进程中，使作品具有了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

现代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城市成为众多农民的梦想空间。孙晓风的父母从小便给其灌输通过读书成为“公家人”的观念，这种观念既是其成长中的压力，也是促其奋进的动力。孙晓风通过勤学苦拼考上了大学，最终跨进了城市的大门。从农村到城市成为其成长历程中的“出走”阶段。

孙晓风在城里接受了现代教育，城市是其融入现代生活获取世俗成功的重要平台。但城市也如一把双刃剑，他张开着灯红酒绿的欲望通道，张开着吞没世俗人生的血盆大口，潜藏着人性沉沦的欲望陷阱。在城里上大学的孙晓风受消费主义浪潮的冲击，无心学业而沉溺于打工赚钱，随波逐流于城市丛林中，在商业大潮中投机取巧、在婚恋方面不劳而获并沉沦自辱。孙晓风在城市红尘中的“成功”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随波逐流和背离良知的无奈与痛苦。这种痛苦源于作为农民孩子的善良重义的本性与城市生存争名逐利的本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城市带给他极大的精神创伤和心灵挫败，这些又不断唤起他对乡村淳朴自然之美的怀念，于是身居城市中的孙晓风总是怀着强烈的返乡冲动。孙晓风的每一次离乡出走，总对应着一次返乡行为，而离乡进城的最终目的，便是“衣锦还乡”，“还乡”成为离乡游子永恒的精神冲动。

城乡二元对立正是孙晓风陷入“出走——回归”不断循环的生命怪圈的外在历史根源。当孙晓风置身农村时，城市文明便照亮了他的梦想空间，激发了他强烈的离乡进城冲动；当他置身城市时，又不满于城市的逐利与冷漠，加上在城市中遭遇的精神创伤和自我迷失，便产生了强烈的回归乡土冲动。城乡的二元对立造成了其内心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冲突，从而形成其亦城亦乡又非城非乡的尴尬处境和复杂的人格特性。于是孙晓风心灵深处便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生存的悖论：无论是寄身城市还是回归乡土都找不到理想的栖居之所，居乡村则羡慕城市的红尘繁华，处城市则羡慕乡村的田园诗意，理想与现实世界不可兼容。这正是当代乡土知识分子普遍遭遇的生存悖论，也是乡土中国在现代化城镇化道路上所遭遇的心灵冲突与灵魂裂变的具象式反映。

二、奋进与沉沦

孙晓风陷入“出走——回归”的生存悖论，除了外部历史文化逻辑外，还存在与其相对应的个体命运的内在演变逻辑。《衣锦还乡》展示了孙晓风人生经历的三个阶段，即奋进——沉沦——自我救赎。在第一阶段转向第二阶段的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精神裂变，存在着个体奋争与随波逐流之间的生存悖论，这种悖论成为孙晓风生命本性与城市生存规则冲突的具体展现，也是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的真实映照。孙晓风少年时代的坚韧毅力与拼搏精神最终遭到了现代城市物欲的阉割。作者对孙晓风人生经历的起落沉浮始终抱以回望历史的淡定而进行冷静客观的叙事。而恰恰是这样的叙事，显示出历史理性对现实的容忍与接纳以及对孙晓风沉沦世俗的某种宽容。

在进入城市生活以后，孙晓风在处理男女关系方面不断地放任自己的情欲，也时常为金钱物欲所驱使，在商海浪潮中投机获利。作者对这些有违世俗伦理道德的行为并不作纯粹的道德评判，而是在尊重人物性格成长逻辑的基础上，以客观冷静的笔触展现其内心的矛盾与冲突。同时，冷静的叙事中又流露出对人物的宽容姿态，比如小说中孙晓风的每次恋爱虽显油滑世故，但都不乏真诚严肃，作者几乎把每次恋爱的失败皆归因于外在因素。另外，作者采用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交错叙事的方式。第一人称的使用既增强了小说的艺术真实，也有利于叙述者选择恰当的言辞对自身消极或有违伦理道德的言行进行过滤，从而达到自我谅解的目的，人物的非道德性便被有意识地淡化了。而小说中有意无意流露出的对孙晓風沉沦行为的包容谅解的情感倾向，源于孙晓风式的沉沦所具有的社会普遍性，也是集体性道德沦落的有力见证，这正是《衣锦还乡》中寓于平凡叙事中的深刻。

同时，社会道德的集体沦落，也折射出个体生命在社会浪潮冲击之下的孤独无助与无可奈何。孙晓风不可避免地被时代浪潮所推动，他只是其中的一粒尘埃，不得不随波逐流，也如同高速运转的社会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不得不跟随大齿轮旋转，这种生存的无奈或许正是现代人普遍具有的历史命运的象征性书写。当人们理解了这种来自外部世界的巨大压力和难以抗拒的宿命之后，对孙晓风的“沉沦”的谅解和包容才具有了形而上的本体意义。

尽管俗世的生活已经原谅和接纳了他，但其个性独立与随俗从众之间、追求真纯独立的品性与随波逐流的现实之间存在着的悖论并没有消除，其心灵中仍然存在着激烈的矛盾与冲突，并最终使他患上了抑郁症。对孙晓风而言，抑郁症与生存悖论是孪生兄弟，于是通过自我救赎以重拾自我价值便显得格外重要与必要。

三、救赎与伪善

作者不断赋予孙晓风人生探索与奋进的精神力量，力图消除其生命成长中的悖论，完成人生的自我救赎。孙晓风的自我救赎必须通过身体与精神的“返乡”（广义的乡土空间）来完成。孙晓风有两次重要的返乡旅程：一次是送因车祸丧生的女朋友小妹的骨灰回四川老家安葬，这次返乡正是其心灵自我救赎的转折，成为其灵魂救赎的一次庄严而神圣的仪式；另一次是在汶川大地震的救援工作中领悟到了生命的尊严与人间大爱，他的内心升腾起悲悯之情，先前因执着与怨恨造成的抑郁悄然化解，从而走上了自我救赎的正途。孙晓风的自我救赎与其少年时期的拼搏奋进遥相呼应，是一次本真生命的轮回和自然人性的回归。这样的情节结构赋予了小说理想主义色彩和较为崇高的精神指向。

从《衣锦还乡》的显性表层结构来看，孙晓风的自我救赎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从小说隐性深沉结构来看，其自我救赎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

城镇化让无数农民以不同的方式涌入城镇，乡村因人口流失而失去生机，也因环境的破坏与资源的滥采而逐渐萧条与衰败。孙晓风同村发小刘胜在村里开矿卖矿，对乡村的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乡土的破坏迫使乡民搬离故土，移居城镇。另外，刘胜雇佣的矿工毫无生命保障，矿上多是些“要钱不要命”的人，金钱蒙蔽了人们的双眼，吞噬着生命。乡村一方面因失去了其人口、环境和资源优势而成为物质“荒村”，一方面又因伦理破坏与价值观扭曲而成为精神“荒村”。因而城乡二元对立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而只要城乡对立的外在客观环境存在，类似孙晓风这样的现代个体的自我救赎便显得虚妄与可疑。

现代个体的自我救赎的虚妄性，更多来自现代个体生命主体。作为知识分子的孙晓风，对乡土的日益衰败充满了忧患与愤慨，但他又以权力和资金参股分红的方式与刘胜形成合作，刘胜也源源不断地为其输送着矿厂的利润，以增强其在城市生活的财力与资本。孙晓风脚踏两只船，既要得利于城市又要获益于乡村，既思念热爱故乡又大肆地攫取资源而破坏故乡，这既是现代社会欲望化的写照，也是人物内心城乡冲突的表征。孙晓风试图通过利益之链加固自身与城乡间的关系，以消除心灵深处的生存悖论，但最终导致故乡的丢失。在面对矿难死难者时，孙晓风多年来的努力和信念，顷刻间土崩瓦解。

孙晓风既对乡土的衰败充满忧患与愤慨，谴责现代工业文明或后工业文明对乡土社会的破坏，但又艳羡并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便捷和舒适；既希望故乡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永葆诗意，又希望通过攫取乡村资源获取更多的财富。小说通过孙晓风双重人格的展示，暴露和批判了现代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的言行不一的伪善，他们常常居高临下地对他人进行道德谴责或说教，却对自身的违规、自私、沉沦甚至堕落视而不见，他们丧失了知识分子应有的启蒙意识和审美情怀，沉溺于城市温柔的物欲享受之中，缺少了为民请命的历史使命感和勇于担当的天下情怀。于是，残留于现代知识分子心中的几缕乡愁，偶现于城市高楼中的几丝忧患，出自于对现代文明病症的愤慨与批判，皆因这伪善而化为乌有，乡村成了离乡之子梦呓的言辞，成为知识分子为自己贴金的文化符号。小说揭示出现代个体在自我救赎过程中的艰难、困惑甚至虚妄，这种状况将不断引发人们在无可逆转的现代化进程中对乡土命运和个体命运的审视和反思。

孙峰在塑造人物形象时遵循社会历史的发展逻辑，使自己的创作贴地而行，用类似史家的笔墨，既挥舞着批判现实的投枪，也吹奏出朝向未来的号角，通过凡人琐事的平实叙写，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文化逻辑和其间丰富复杂的社会矛盾。

四、现实与艺术

由于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天然地存在着某种隔阂或对立，现代作家对乡土社会的现代化（以城镇化為主要手段）便存在着乡土批判与乡土审美两种书写方式。这两种传统乡土叙事虽有着各自的思想与美学诉求，但它们都存在着对现实进行艺术夸大的一面，造成环境、人物和情节过度艺术化而缺少人间烟火气息。而且两种书写各执一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思想内容的丰富性，也削弱了艺术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以及小说的现实影响力和感知力。另外传统乡土书写还使小说人物类型化，他们较多地成为某种类型或符号，承载着作者的文化诉求和现实关怀，更多是作者带着浓厚的启蒙意识或审美趣味的自我言说{1}，作者先入为主的赞扬或批判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物存在的现实性，弱化了人物与当下的联系。因此，传统乡土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现实存在与艺术表达之间的叙事悖论。

孙峰在小说中并不单纯地赞美或批判，而是让孙晓风游走于乡土与城市之间，较为客观地展示了城市（现代）与乡村（传统）各自的优劣长短，真实地揭示城市中个体的命运。小说既写人物的善良本性和奋斗历程，也写其沉沦迷茫和自我救赎；既写其独立担当，也写其随波逐流；既写其正直侠义，也写其世故圆滑；既写其对城市的向往，也写其对乡村的依恋……孙晓风不再是符号化类型化的人物，他贴近大地，带着浓郁的烟火气息，成为现实世界中某些生命个体的真实写照，也是城镇化过程中现代个体悖论式生存的镜像式描写。

孙峰在《衣锦还乡》中既不以启蒙者自居，也不以审美者自命，而是用如同史传的笔法叙述日常生活中的凡人琐事，在城市与乡村为主体的文学地理空间中抒写现代个体生命的真实感受，从而拉近了现实与艺术之间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以往乡土叙事中想象式的自我言说与乡土现实之间的裂痕。

《衣锦还乡》在叙事层面并不把城市与乡村两种异质空间看作不可融合的矛盾对立体，而是把二者融合为统一的文学地理空间，从而在叙事过程中形成空间的自由跳转。这种叙事方式是对当前城镇化进程中城乡空间发生新变的及时反映。由于城镇化兴起，城乡结合的空间形态形成。“乡土的面貌已经不再清晰，与之相对应的乡土书写也变得愈加驳杂，很难再有单一色调的抒情与批判。新工业化、城市化在不断打破原有的城乡界限，模糊、淡化甚至迅速改变人们的乡土经验。”{2}这正是孙峰小说《衣锦还乡》自由翻转城乡时空和探索新的叙事方法的现实根据。

小说既叙写城市现代文明对现代个体的塑造与提升，也展示了城市现代文明对乡村原有的信任公平的瓦解以及对原有伦理秩序的破坏；既写乡土社会存在的人伦温情和诗性之美，也写乡土社会中的贫穷落后与麻木势利。于是在孙峰笔下，现代个体的生存空间不再是单一的城市或乡村，而是城乡融合为一体的具有丰富复杂文化内涵的空间形态。孙峰以这种贴近大地的叙事姿态和城乡交融的空间结构，真实而全面地展现了现代化进程中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现实与艺术之间的矛盾，也为自己找到了符合现实逻辑的叙事方式。孙峰这种融合城乡两大空间的叙事方式，及时地把住了现代化进程中文学地理空间演变的脉搏，适时地融入到了后乡土叙事的大潮之中。

在一个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时代，孙峰还能饱含忧患之情，怀揣着梦想、激情、悲悯和坚毅的信念叩问个体生存的现实境遇，探索人生出路和价值实现的途径，这无疑是一种令人钦佩的品质。孙峰让小说中的人物穿梭于城市与乡村空间中，用真爱与诗性缝合工业文明及后工业文明带来的生存碎片，力图构建起一个与现代性对抗的完整而充盈的精神场域，因而，可以说孙峰的小说创作恰恰是对抗现代性的破碎镜像和追寻个体生命圆融完整的一种可贵的探索。

{1} 谢有顺：《从“文化”的乡愁到“存在”的乡愁——先锋文学对乡土文学的影响考察之一》，《文艺争鸣》2015年第10期。

② 刘忠：《“乡土中国”的经验怀想与文学书写》，《河北学刊》2016年第3期。

作 者：廖高会，中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